新兴生物技术的治理已然成为一个国际化问题。
比起对生物技术应用中的伦理、社会应用（ELSI）等问题的讨论，科学技术学（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这种框架，开始了一种新的跨界——社会科学家与生物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希望通过互动塑造科学知识，倡导负责任的创新（RRI, Respoa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2016年4月13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了题为“生物技术风险与治理：从欧洲到中国”（The risk and governance of emerging biotechnology in context: From Europe to China）的国际研讨会，来自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ISSTI）、中山大学社会学以及医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7位专家就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同时有50余名参会者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科技部等科研机构。
STS助攻合成生物学研究。来自爱丁堡大学的Jane Calvert博士是英国知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她的报告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参与合成生物学研究的经历。她首先辨析了科学社会学研究与传统的科技伦理、科技风险研究的区别。
STS研究尝试从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与文化等维度（dimension）来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所展现出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复杂互动的，而非一种简单的从知识到应用的线性关系。因此，新的理念不希望简单地讨论技术应用的风险或伦理问题，而更愿意去回答哪些动力促成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哪些价值影响了人们对技术的伦理认知，哪些制度与设计成为了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在欧盟。
Robin Williams教授是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的主任，著名学者，他介绍了欧盟的“负责任创新与研究”项目。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再将伦理与社会问题作为新技术发展的约束，而是更多分析技术发展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个人与社会希望从技术的发展中获得怎样的收益，同时又该如何影响与参与这种积极的研究行为。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是一个透明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彼此相互反馈，充分考虑创新过程及其市场产品的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可取性（desirability），让科技发展适当地嵌入我们的社会中。
政策可以模仿吗：转基因管理。爱丁堡大学沈小白博士的跨文化背景使得她成为STS比较研究的专家，她以转基因政策为例，引导大家思考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管理体制是否可以跨文化迁徙，如何迁徙？
中国在转基因技术上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而与转基因有关的争论也迁徙来到了中国。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受到本国的争议及西方政策的影响，导致在转基因政策与法规问题上进入两难境地。全球化的根本是模仿，这种模仿符合领先者与跟随者双方的利益。
干细胞治疗走向何处？中山大学医学院周殷华副研究员做了“干细胞创新的市场与专业冲突”的报告。
干细胞治疗已经在全球形成了400-600亿美元的市场，干细胞治疗的时机与质量由不同的创新模式决定——科学创新模式（Scientific Innovation Model）与医药创新模式(Medical Innovation Model)，不同的模式则是以不同的专业群体，伦理与管理制度为基础的。
周殷华总结了四种创新模式，是以全球的干细胞创新市场为模板的，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与制度环境中，干细胞疗法涉及的科学家、医师、管理体系、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
身体与社会的断裂。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方芗副教授从人类学角度剖析了疾病带来的身体与社会关系的断裂。通过对造口术（如结肠、尿道造口）的分析以及对完成造口术病人进行访谈，她认为在强大的现代医学统领下，医学技术可以取得生理意义上的成功，但不能免除人们对身体和对隐私部位认知的困扰。从医学层面而言，身体功能依旧，在患者内心，“造口”手术却标志着个体的缺陷、不完美、乃至于失败。
从阿西络马到华盛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高璐副研究员通过对阿西络马会议与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峰会的比较分析，讨论了新兴生物技术治理的问题。阿西络马会议（1975年）与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峰会（2015年）是科学家通过自我规制实现提前预警，来应对生物技术风险的两个典型案例，虽然相隔四十年，却存在着逻辑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