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出生在英国北安普顿的一个中产家庭。在20世纪辉煌的生命科学历史里，他是一个绕不过的关键人物。童年的克里克很喜欢问问题，并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也许正是克里克这种爱思考的习惯，造就了日后他在科学上的洞见。本科和读博期间，克里克都在伦敦大学学物理，博士课题和测水的粘度有关，他对此虽无太大兴趣，这个方向却在二战中帮了他大忙。
二战期间，克里克帮助英军设计水雷，目标是使水雷选择性地被敌船而不是被探测器引爆。克里克成功地将水雷的这种选择性提高了5倍，并在整个战争期间炸毁了约1000艘敌船。
战后，克里克和很多当下年轻人一样，面临着纠结的职业规划问题，海军部门虽留有职位，但他还是对科学念念不忘。物理学已经很成熟，他决定进入新的科学领域去捕猎。克里克尤其感兴趣生命和非生命的边界是什么？
为了解决这个科学问题，克里克进入了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并自学了有机化学和结晶学等。生物大分子如蛋白质、核酸等本身并没有生命，但其特殊的结构，使其在生命体内能够互相配合并完成各种功能，使生命得以运行和延续。因此，这些生物大分子的特殊结构便是神奇的生命现象背后的原因。克里克最初参与了蛋白质结构的解析，当时很多人认为蛋白质是传递生物信息的遗传物质，但一些关键实验将遗传物质指向了DNA。
比克里克小12岁的博士后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这个时候来到了实验室，他也对DNA的结构很感兴趣，两人一拍即合，开始着手去解析DNA的结构。
他们最终在与加州理工的鲍林以及伦敦国王学院的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的竞争中胜出。这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富兰克林的关键实验的提示下，最先解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并和威尔金斯一起获得1962年的诺贝尔奖，而当时富兰克林因乳腺癌已去世。
DNA的结构解出来后，克里克提出了遗传信息由DNA传递到RNA再到蛋白质的中心法则，并和当时一批顶级科学家组成了一个RNA领带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包括20位生物、物理和天文领域科学家，每个科学家代表一种氨基酸，印在他们各自的领带上。他们致力于破解DNA如何编码蛋白质。
最终，克里克通过遗传学实验证明了3个DNA碱基作为一个密码子编码一个氨基酸，并最终由同代科学家更多的实验精确地绘制了DNA编码蛋白质的密码子表，密码子表如同生命科学的“元素周期表”。
到这时，生物学这座大厦的地基已经被打好了。克里克这个科学猎手开始感到不满足，像当初从物理学转向分子生物学一样，60岁的克里克再一次离开了他熟悉的领域，这次他想解决的问题是：人的意识从哪里来。
克里克几乎是从零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讨论，并很快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观点和假说。例如克里克觉得人的意识是建立在神经细胞相互连接之上，几十年后的今天，神经科学界的连接组学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他还提出需要有一种技术能够智能地关闭或者激活神经细胞，这对应的正是当下很热、很多人认为注定要得诺贝尔奖的光遗传学领域。
那些和克里克有过亲密接触的人，总会感受到他出类拔萃的睿智，即便是在一群顶级科学家中间，他也总能给出关键的意见和想法。他从不把自己局限为某一领域的科学家，而总是去追寻最重要的科学问题，解决了一个，再换另一个。即便自己在那一方面并无很好的知识背景，他也敢投入进去，并总能依靠着他的睿智和执着，用最聪明的方法找到或是接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