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迪·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1948年12月30日出生，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199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另外还有两重身份：诺奖获得者和学术期刊主编。
2013年他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詹姆斯·罗斯曼（James Rothman）和德国科学家托马斯·聚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的研究揭示了细胞如何组织其转运系统——“囊泡转运”的奥秘。谢克曼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主编，2011年他被聘任为新成立的生命科学类开放获取期刊eLife的主编。
近日，在谢克曼访华期间，《知识分子》对他进行了专访。他谈到了当下学术评价标准的弊端、中美科研发展的前景对比以及美国高等教育的困境等问题。以下是专访实录，内容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兰迪·谢克曼：这一次我会在中国访问两周，我已经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做了演讲，接下来还会去东南大学、成都大学、香港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做报告。中国学生非常有激情，他们非常喜欢提问题。这是我第二次来北京。
2002年，我曾到北京出差，经过十多年，这里的变化非常大。中国在科研领域正在迅速迎头赶上，中国政府在生物医学领域的投资非常庞大，现在中国有很多先进的研究设施会让很多美国高校感到羡慕。所以，很多中国学者在国外学成后，会选择回国，因为这里拥有更多机遇。我的实验室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其中有一人已经回到香港工作，现在还有几名学生也会回到中国。
兰迪·谢克曼：那是我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选择那个时候说那番话当然是为了得到公众的关注。在此之前，在诺奖颁奖典礼之前，我和《科学》杂志主编还在英国广播公司（BBC）进行了一场辩论。当然，那些所谓的顶级期刊的问题并不是它们不发表重要文章，而是作为其商业计划的一部分，它们发表的文章往往非常具有选择性。
尽管这些期刊中的大多数文章是漂亮、详实、可靠以及可重复的，但是还有很多文章并非如此，它们华而不实。这些期刊受益于那些暂时性的发现带来的刺激，而有些发现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在部分上是因为它们对发表的成果有很多要求，一些人为了发表文章会迎合那些需求，有时甚至会不惜为此走捷径，进行学术欺骗。
兰迪·谢克曼：我认为科学界另外一个被扭曲的地方就是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它对人们如何评价知识与学问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但影响因子的高低对知识含金量并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影响因子是数十年前图书管理员为了决定其所在机构应该订阅哪些期刊而设立的，其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衡量知识价值。事实上，对影响因子的过度重视会形成恶性循环。有很多原因可以证明，它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缺陷。
其中之一就是影响因子的评价是以两年的时间窗为间隔，然而，一般情况下最重要的发现很多时候并不会立即得到认可，它们在发表后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让人们认识到其价值所在。但如果影响因子评价时间窗为两年，且期刊以此作为参考，那么它们就会寻找那些能够产生即刻效应的文章，而不会去寻找那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兰迪·谢克曼：当我有机会开始创建新期刊eLife之后，我们决定赋予其全新的面貌：我们不需要影响因子。
实际上，几乎所有期刊都会引用商业公司汤森路透的影响因子排名榜，但我们不打算采用那一套。尽管如此，他们却开始收集我们的数据，所以我们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我们对你们的数据排名不感兴趣，不会采用你们的数据，请离我们远一点。”但他们回信说：“那些都是公共信息，我们愿意这么做。”所以，他们强行对我们进行排名，我不知道现在的排名是什么，也不在乎。
我希望更多期刊不去理会那些排名，那些数据毫无意义，人们不该推广。现在，eLife发表来自全球的重要研究，我们的评审来自于领域内最活跃的科学家，每个决定都是由活跃科学家做出来的。我们不关心一篇文章是否会产生较高的引用量，我们发表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其引用量。
兰迪·谢克曼：CNS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它们有大型商业做后盾，可以获得巨资支持，比如爱思唯尔的销售就达数十亿美元，它们的投资利益在于销售杂志，它们还会继续成功。但我们的目标并非商业，而是创造一本选择性的期刊，研究人员在这里可以请活跃的科学家对他们的成果做出判断，我认为人们越来越愿意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因为评价体系的原因，目前我们在吸引研究生和博士后方面仍存在挑战。
例如，我的实验室有一对来自上海的年轻夫妻搭档，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现在已经发表了3篇eLife文章。我确定他们的成果绝对可以在CNS上发表，但是我不允许。我这名同事告诉我，如果这样他将很难在中国找到好工作，因为他在争取资助方面没有竞争优势，中国的评价系统青睐CNS文章作者。
我认为他有实力当选“青年千人”，而且一个人的知识不应该以此来评判；但他在上海的导师却说如果他没有在上述期刊上发表文章，就会很难入选。我们希望给青年人才提供新的平台，也为此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我们会给文章的第一作者写求职或奖学金申请推荐信。我认为与《自然》等杂志的主编相比，他们会更愿意请我写这封推荐信。所以，我们在非常努力地得到科研人员的认可。可以说，我们在逐步走向成功，尽管速度有些慢。
兰迪·谢克曼：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根据情况来定。研究人员为了评职称或升级进行考评时，应该设置一个委员会对个人进行评估，委员会可以聚焦阅读数量有限的申请者的高质量论文。比如，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就在这样做，委员会会要求申请人递交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发表的5篇最重要的论文。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在采用这种方法。如果学学术职位或是奖学金申请人很多，委员会不可能阅读他们的全部论文。
那么，每个人在其职业初期都应该有一段描述个人成绩的话，我们将其称作“影响力陈述”。这段应该写得非常仔细、慎重、有特点，能概括个人最重要的发现。这样无论你在任何时候申请什么，它都能发挥作用。委员会也可以在读完这些简要的段落后，挑选出最适宜某个职位的候选人名单，然后再详细阅读短名单中的论文内容。兰迪·谢克曼：我认为中国政府正在为科学创新和科学岗位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从而激发科学家的创新能力。
对于创新而言，最好的环境是有一个尽可能平等的体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指派任务。这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们也和中国一样有太多自上而下的项目和计划。做原创性的成果是很多研究者的本性，如果给他们机遇、自由、时间和资源，他们将能够实现创新。政府应该做的是建立一种机制，让最优秀、最聪明、最具创造性的人才拥有自由和资源，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给他们更多空间，然后在几年后对他们的成果进行评估。当然，也有人喜欢抄袭。
但如果我们在体制允许的情况下，给研究人员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对那些具有创新性的人才给予鼓励和提拔，裁掉那些喜欢跟风的人，那么同样会在下一代科研人员中鼓励创新行为。兰迪·谢克曼：我认为事情尚待揭晓。这或许会发生，不过也没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民族主义情绪。坦白说，如果中国继续像现在这样保持对科研的投资力度，你们将会在资助上超过美国。现在，美国政府处于瘫痪状态，两党之间的争斗使科研经费持续低靡。
现在，因为我们的政治瘫痪了，中国政府在科研领域投入的增长速度远超美国。因此，中国学生可能在美国接受完良好的教育之后，会选择回到中国工作，因为这里有更好的机遇。这对中国将是利好，对美国则是损失。兰迪·谢克曼：关于美国教育，我想说的一点是公立大学正处于风险之中，因为美国州政府系统地缩减了公立大学的经费，因此这些学校的学费越来越高，因为没有其他地方筹集经费。
事实上，州政府也在想方设法不让学费上涨，因为他们希望人们能够花更少的钱上大学，但总要有人为此买单。不幸的是，公立大学现在陷入了财政困境之中，比如，伯克利分校就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尽管它很有名，但名气却不能当钱花。美国通常是由州政府资助公立大学，伯克利由加州政府资助，然而加州已连续多年减少大学年度经费预算，这不利于公立高校教育。兰迪·谢克曼：获得诺奖之后，我经常接受采访、经常旅行。
幸运的是，我的实验室有一群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他们不需要我经常呆在他们身边。我希望在实验室待更多时间，但经常会收到很多善意的邀请，我不是个擅长拒绝的人。而且我喜欢旅行，喜欢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总会有人愿意倾听，我希望尽我所能让事情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改变。当然，诺奖会赋予获奖者更大的影响力，我希望自己能够适应它。未来，我的梦想就是能够睡更多觉——我感觉从来没有睡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