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最近一期刊出一篇讨论历史学与DNA技术的文章，我们特地介绍此文，以反映历史学所面临的多种当代挑战，既有理论方法上的，也有技术手段上的。文中提到的格里（Patrick Geary）教授，今年四月在北大讲学期间曾专场报告基因技术的历史学应用。我们把他的一篇文章也附在后面，供有兴趣的朋友进一步了解他的思路。
谁摧毁了罗马帝国？很少有比这更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了。
那些将大帝国改变为战国型中世纪的入侵者，他们是源于邪恶蛮族的远距离移民，还是涌入日益衰弱的首都以填补其力量真空的各种当地武装？抑或二者皆有？《自然》杂志并非提出这个问题的典型场所——毕竟历史学家有他们自己的学术会议和期刊。但是在学者们继续讨论历史的同时，一些新型的科学家正在努力参与进目前的研究工作中。这些研究者们想要利用现代基因科技回答历史问题，而他们如此做却冒犯了人文学科的同仁。
遗传学者们承诺给出这样的解释：利用对DNA的分析得来的客观确凿的数据，看青铜时代和维京时代“真正”发生过什么，用以取代“有偏见的”历史描述。
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拥抱这一新世界。他们抱怨说，很多这类研究采用的是“先测基因序列，再予以历史化”的思路。比如，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先发现一个地区居民基因构造的转变，然后假定是某个历史事件导致了这样的人口学上的变化。
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于本刊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感到不安，该文发现5000年前的俄罗斯草原居民的基因组和4500年前的西欧人非常相似，并猜测这是草原居民向欧洲大规模迁徙的结果，正是他们带来了印欧语（一种几乎涵盖了如今整个欧洲大陆的语系）。
所以，可能有人觉得历史学家也会对最新的基因测序努力怀有敌意。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分析来自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的1100处古代遗迹中找到的DNA样本，以便探究是什么人填补了罗马帝国崩塌后的空白——或者至少解释帝国怎么样变成了公元六到八世纪统治部分意大利的伦巴底王国。而在这个工程的领导者中，有一位正牌中世纪史学家，他就是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高等研究院（IAS）的帕特里克·格里，正是他确定了一些该项目所力图解决的问题及其方法。
格里说，他的同行们必须为本学科的灵魂而战，以免它被蚕食和侵吞，“如果历史学家对基因科技袖手旁观而不是认真参与，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遗传学者的研究，而历史学家在其中贡献甚微，或者坦白地说有的也只是二流历史学家的贡献”。他说：“如果不能将基因技术吸收进历史学研究之中，历史学家将会落伍。”
本周，在德国耶拿市的Max Planck人类史科学研究所，格里将要主持一个工作坊，届时会有大约20名左右青年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聚在一起，了解正在改变传统历史学面貌的古DNA和其他量化工具。令历史学家小心翼翼的一个考虑是个体的基因构造可能与其族群身份产生双向影响。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将盎格鲁-萨克逊或法兰克这样的族群看作流动可变的分类，主要是个认同的问题，个体认同一个族群，同时拒绝其他族群。
因此，在伦巴底人基因测序的工作中，不会用DNA确定王国建立者们的遗传学概貌，而是要探寻一些细微问题，如有关迁徙，关于早期居民和晚期居民之间的连续性，以及他们的血统是否与埋葬方式和埋葬地有关。
为了让遗传学者和历史学家能相互理解的其他努力也在进行中。
哥本哈根大学的古DNA研究者汉内斯·施罗德领导的研究小组，最近获得了120万欧元（合130万美元）的项目资金，用于名为CITIGEN的合作项目，目的是使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们了解和熟悉这一领域。和格里一样，施罗德也担心，历史学家如果不把遗传学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就会落伍。“列车飞奔，你要么跳上去，要么错过这班车”，施罗德说。他还致力于用古DNA数据研究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那些在本周将要首次品尝分子遗传学的年轻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也许把这个新工具带进他们的研究之中。然而他们需要做好准备——不仅仅要对遗传学有足够的理解以读懂论文，还要对古DNA数据提出富有挑战性的见解，走出一条用现代科技解读历史的道路。无论如何，蛮人已经兵临城下，你必须选择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