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9日，盖茨基金会CEO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Sue Desmond-Hellmann）博士于温哥华召开的TED大会上发表演讲。本视频来源于TED，于美国时间5月31日正式上线。
对我而言，取名字是成长在一个大家庭的乐趣之一。但当家里的第七个弟弟妹妹出生时，我们几乎没有中间名可取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花了多长时间挑来选去，才起了Jennifer Bridget这个名字。相信在座每个为人父母的听众都了解给孩子取名时的那种兴奋劲儿。
但在有些地方，情况并不是这样。最近我去了埃塞俄比亚南部的一个农村地区，在那里父母往往要等新生儿满月之后才会给取名字。他们害怕孩子会夭折。他们认为如果孩子还没有名字，那万一夭折他们还能好受一点。一张没有名字的面孔能让他们不至于那么心痛不舍。
所以这个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不妨直说，一个是富裕世界，这里的家庭都欣喜地享受着这一奇妙的时刻，梦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而另一个是贫困世界，父母满心忧虑，害怕宝宝只有几周可活，根本不敢去幻想孩子今后的日子。
为什么会这样？父母是如何做到压抑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不去想象孩子的未来呢？怎么会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19个活不到满月呢？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往往毫无头绪。
当我第一次看到5岁以下儿童死亡成因的饼状图时，发现其中约有40%的死亡儿童是“新生儿”。新生儿！如此残酷的事实令我难以接受。所谓“新生儿”指的是一个确切的时间段，即出生28天以内的婴儿。
我当时想：“‘处于新生儿期’并不是死亡原因，找不到原因我们就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在那幅饼状图中，“新生儿”这个归类在我看来代表的就是‘死因不明’。所以，要想让贫穷地区的父母重拾希望，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探究“这些婴儿究竟为什么会夭折”。
今天，我想探讨的是一种新概念，它不仅能解答这个问题，帮助更多的婴儿存活下来、健康成长，还能促使我们转变思维，以新的视角全面看待全球健康。
这个概念称为“精准公共卫生”。“精准”听起来可能并不陌生。你或许听说过精准施药。我关注精准施药的缘由很特别。我以前是肿瘤医生，干这行的初衷是想让患者感觉好受一点。但有时候，治疗却适得其反——反而让人感觉更加糟糕。我讨厌让病人这么难受。但是我们又没有什么治疗手段，手中现有的治疗方法只有暴力地破坏每个细胞——健康的、不健康的都一并毁掉。
后来，我进入一家制药公司，开始研发一种药物，它不会破坏癌细胞周围的骨骼或乳腺癌患者的健康细胞，这样患者就不会掉头发，也不会总觉得反胃。你可能听说过这种药，它叫赫塞汀。赫塞汀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让我们能够对最可怕的乳腺癌类型——HER2进行精准靶向治疗。“精准”就代表着副作用得到了减轻。这简直不可思议。
如今，这项技术全面利用了我们手中最得力的工具——大数据、服药人群监测和基因测序，我们运用这项技术不断加深了对各种疾病的认识。这能帮助我们为处在不同阶段的患者因人而异地制定治疗策略。
现在，让我们思考如何把这种针对个人的精准治疗方法应用到影响更广泛人群的公共卫生问题上。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这一方法；我们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孕妇进行了HIV筛查——这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1,700万女性是HIV携带者。我们知道，如果她们怀孕，她们可能会把病毒传给婴儿，而这些婴儿有一半会在两周岁前夭折。我们还知道，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几乎可以保证母亲不会把HIV病毒传给下一代。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采取像化疗攻击细胞那样的“一刀切”式做法，也就是测试每位孕妇是否携带HIV，并对测试结果为阳性的孕妇进行治疗。这样做肯定有效。但是在资源有限的地区，这很不实际。
那难道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吗？绝不可能。我们要在情况最需要得到解决的地区——也就是HIV携带率最高的地区进行有针对的测试。我们知道，HIV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为盛行，我们可以专门在这个地区进行测试和治疗。
在五年时间里，这种针对公共卫生问题的精准治疗方法将婴儿HIV感染率降低了近一半。这个例子充分证明，在锁定高危人群并为他们提供救命药物方面，精准公共卫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而这还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将新生儿死亡数量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精准公共健康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但还有一个问题。孕期HIV方面能取得进展是因为我们了解HIV在哪些人群中传播最为广泛。我们知道针对的对象是谁，也知道如何锁定这个对象。但是对于新生儿死亡方面，现在我们一无所知。
在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和婴儿母亲的交谈是得到有关婴儿死因的最佳数据来源。卫生工作者会询问：您的孩子发烧了吗？呕吐了吗？通过这种方法来查明死因不仅很残忍，而且也很不严谨。卫生工作者可能会在婴儿死后三个月内进行这样的问询。但这并不能得知是什么导致了呕吐、发烧，或者其他症状。
所以我们往往无法避免这个家庭或者当地的其他家庭遭受同样的不幸。我们完全是在盲目前进。我们需要更好的个人数据和群体数据。搜集全面的、标准化的信息——包括基因、传染、环境和社会因素——来帮助我们了解儿童死亡的原因。
接下来的几年，基金会将与合作伙伴协力在非洲和南亚多地探查儿童死因，工作人员将利用最先进的诊断测试工具收集和记录儿童死亡的相关信息。在分析这些数据后，我们就能找出规律和趋势，从而用科学证据代替猜测。然后就可以说：“这就是当地婴儿死亡的主因”，并着手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或者探索新的治疗办法。
例如，我们可能会发现非洲某地的婴儿往往死于母体传递的细菌感染，也就是B族链球菌。如果得不到治疗，这些母亲在下次怀孕时，婴儿死亡的风险会提高七倍。但是，一旦知道问题所在，我们就可以使用像青霉素这样既便宜又安全的药物来解决问题。
此外，解决这类问题并不是每次都需要提供或开发药物。比如说，某个人群中可能有很多婴儿死于腹泻和肺炎，而我们只要推广母乳喂养这种简单直接的干预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母乳喂养在营养、免疫等方面的巨大益处。
如果能让母乳喂养推广开来，那么将取得惊人的成果。在这些地区积累的经验也将帮助全球卫生工作者因地制宜地将正确的干预手段带给正确的人群，从而挽救宝贵的生命。有了这些更准确的信息和更深刻的认识，就有望在减少新生儿死亡方面取得巨大进展。
今后的15年里，我坚信精准公共卫生策略每年都能挽救一百万名婴儿的生命。每年——一百万——婴儿。当然，我们并不会就此止步。精准公共卫生还蕴藏着无限潜力，可以帮助我们在应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时取得新的进展。
如果我们能把研究对象具体到拥有不同饮食习惯和文化习俗的人群，更精确地找出每一个人群中究竟是哪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症导致了营养不良，那就能有更多的儿童存活下来，并且健康成长。因为到那时，我们就能以最低的成本、最少的工作量为风险最高的人群提供正确的干预措施。
更多女性能免于患上宫颈癌，在资源匮乏的国家，宫颈癌是癌症致死的首要原因——但前提是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不同人群面临的不同风险，这样我们才能改进筛查计划和预防技术。
感染疟疾的人数也可以减少，前提是我们能更好地了解疟疾是如何在不同人群和亚群体之间传播的，以及抗药性是如何上升的，借此我们就可以调整治疗方法，并了解针对当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我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科学家的圈子，另一个是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的圈子。而精准公共卫生需要将两个世界融合到一起。利用全球最顶尖的科学成果——例如基因测序和分子生物学等先进技术，更明智、快速地针对特定人群、亚群体或发展中国家的社区使用精准定位的干预手段。
每一天，精明的商务人士都在利用大数据和分析来判断应该针对受众投放哪些广告。而我们也应该像他们一样，知道如何有针对性地利用我们的资源来遏制婴儿死亡。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每个父母就都能满怀信心地在孩子降生时给他们取名，然后尽情畅想他们今后几十年的美好人生。
本文经盖茨基金会独家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