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一夫多妻甚至一妻多夫现象，但一夫一妻制仍然是人类的主流婚配形式，这个局面是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也是人类男女性别比例决定的，更是合作抚养后代的终极博弈结果，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阶梯。
表面看来，婚姻是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本质却是精子与卵子的结合。简单的逻辑是，在一年之中，一个男人可以和十个女人生下十个孩子，他们可以从更多的交配中获得更多的遗传回报。
而一个女人纵然和十个男人在一起，一年也只能生下一个孩子。她们并不能从过多的交配中获取成比例的回报，所以对更多伴侣的兴趣远不如男人那么明显和迫切。这决定了男人沉迷于风花雪月，总是试图寻找更多的女人，同时确保自己的女人不被别人染指；而女人则相对保守，她们需要得到更为可靠的男人，并用尽心意使他们不再移情别恋。去留之间，男女各施手段，足以让人感觉乱花迷眼，如此不断博弈的结果，最终构成了不同的婚配制度。
无论对于动物还是人类，婚配制度都不是随意碰撞闪现的火花，更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游戏，而是雌雄两性生育状况与自然环境相互制约的结果。
后代抚养难度是制约婚配制度的第一因素。当后代不需要雄性照料时，一夫多妻制尤其适合。比如一只雄海豹可以占有数百妻妾，但它对后代的责任仅仅体现在提供精子，抚育后代的任务完全由雌性完成，但后代的意外死亡率非常高，很多后代都在雌性争风吃醋的打斗中被活活压死。对于雄海豹而言，只要占领足够大的海滩，有足够强的体力赶走竞争者，妻妾当然是多多益善。这时雄海豹的逻辑是：越是花心，后代越多。
当后代需要双亲共同照料时，雄性不得不考虑一夫一妻制。企鹅是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两只企鹅形成的联盟正好可以完成轮流孵蛋及寻找食物的任务，雄企鹅想要多找哪怕一个雌性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它们最好的选择就是老老实实彼此忠诚。雄企鹅的逻辑是：稍不忠诚就意味着断子绝孙。
很多鸟类都在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之间摇摆徘徊：当食物缺乏时，雄鸟就会变得很专一，否则后代就有饿死的可能；而一旦春暖花开，食物丰盛，雌鸟完全可以单独喂养后代时，雄鸟就会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就算雌鸟哭破了喉咙也无济于事。由此可见，食物是制约婚配制度的第二因素。
另一制约因素是获取食物的方式。如果某种鸟的主要食物是草籽，而草籽不需要在固定场所寻找，特别是在成熟季节，草籽的供应量迅速增加，雄鸟就有理由另寻新欢。但对于吃虫的鸟儿来说，情况则又不一样：虫子不像草籽那样容易找到，而且多大的地盘能产多少虫子基本固定，这时保卫地盘就等于保卫食物，而一只鸟保卫地盘的能力永远比不上两只鸟，所以吃虫的鸟儿大多实行一夫一妻制。
在雌鸟看来，一块优质的地盘就等于一只富有的雄鸟。当森林中某类雄鸟之间贫富差异较大时，雌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富鸟的怀抱，而不去管这只富鸟已有几房妻妾。当贫富差异较小时，雌鸟私奔时就需要衡量一下得失，到底是在穷鸟身边做唯一的伴侣，还是投入豪门做众妃之一。
人类基本遵守动物的婚配原则，并受到相同因素的制约，也没有超越自然选择的掌控，这就是不同地区实行不同婚配制度的原因，都是受到当地自然资源分布情况影响的结果。我们不能说人类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动物，也不能说人类是典型的一夫多妻制动物，事实上，人类实行的是假性一夫一妻制。
这种尴尬的地位是由人类的生殖特点决定的，因为男人照料后代的任务介于雄海豹和雄企鹅之间，所以男人的行为也介于忠诚与花心之间：当条件具备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实行一夫多妻制，就像所有的国王和大多数富人那样，这时他们在向雄海豹学习；而当条件不具备时，比如无法挣到足够多的金钱，甚至自己糊口都成为问题时，那他还是做一只谨慎的雄企鹅好了，认真照顾好勉强找到的伴侣和子女，才是他们最现实的任务。
具体实行何种婚配制度，当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人类男女出生比大致维持在1∶1左右，新生男婴略多于女性，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男性死亡率略高于女性，到达成年以后，只要不出现战争等意外，仍然会维持1∶1的比例。仅从数学上考虑，一夫一妻制是比较合理的社会制度，那是满足两性交配需求的最低配置。有时一夫一妻制有着最简单的解释，当找不到更多的妻子时，当然只好采取一夫一妻制。
这种理想的制度可以保证所有男女都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大大降低雄性竞争的激烈程度，是能耗最低的婚配形式。所以，尽管存在一夫多妻甚至一妻多夫现象，但一夫一妻制仍然是人类的主流婚配形式，这个局面是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也是人类男女性别比例决定的，更是合作抚养后代的终极博弈结果，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阶梯。
一夫一妻制在动物界非常罕见，客观而言，一夫一妻制在动物界非常罕见，就像买股票一样，把所有钱都押在一只股票上肯定是比较冒险的投资。很多动物都明白这样的道理，人类不可能搞不清其中的奥妙，所以一夫一妻制原本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除非人类能从中得到更多的进化好处。
有人从理论上推测，认为一夫多妻制只能保存更强的基因，而一夫一妻制却可使人类保存丰富的基因多样性，比如艺术气质和数学才能，以及善良、诚实等性状，都可以得到遗传，从而也保证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那正是思想多样性的基础，有活力的社会才能发展出伟大的文明，并最终使人类摆脱强者为王、赢家通吃的动物时代，为道德和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化的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了一夫一妻制，这才是人类上升的重要通道。
要不是处于一夫一妻时代，很多哲学家可能根本找不到女人，他们在婚姻市场并没有强大的雄性竞争力。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总体而言，一夫多妻制对个体有利，而一夫一妻制对社会有利，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这种逻辑虽然美好，表达的却是群体的长远利益。问题是站在纯粹的进化论角度来看，自然选择往往以个体为单位，而且只考虑眼前利益，从不考虑将来会怎样，任何进化都没有理由为未来社会做出周全的安排。
所以，保存基因多样性并不能成为一夫一妻制的重要理由，也不足以成为驱动一夫一妻制的根本动力。真正的进化动力必须对自然选择做出最直接的反应，其中不存在任何计划性和预见性，或者为群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感。
基因多样性和文明的进步，只是一夫一妻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另一些激进人士认为，人类实行一夫一妻制是错误的选择，只有一夫多妻制才是应对自然选择的有效策略，激烈的雄性竞争有助于筛选出更加强大的胜利者，得到的后代也更加优秀，而一夫一妻制似乎无法起到这种筛选作用。这一观点似乎被野外观察所证实，许多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动物都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明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可能并不符合自然选择的需要。
必须指出，一夫一妻制并不完全是人为力量干涉的结果，而是同样受到了自然选择的影响。任何人为的意图如果与自然选择相违背，都必然会遭到自然选择的惩罚。自然条件下的一夫一妻制动物更容易灭绝，可能只是假象。几乎所有一夫一妻制动物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一是食物资源贫乏，二是后代抚养困难，它们正是受到这两条因素的制约而实行一夫一妻制。也就是说，濒临灭绝并不是一夫一妻制的结果，而是导致一夫一妻制的原因。
一夫一妻制是应对环境变化的重要措施，是挽救濒危物种的重要途径，而不是罪魁祸首。一夫一妻制仍然存在雄性竞争，他们必须竞争才能得到更优秀的雌性。更重要的是，雌性也因一夫一妻制而陷入激烈的雌性竞争，这是一种双倍的竞争，是比一夫多妻制更具有活力的婚配制度，在相同身体条件下和相似的环境中，必然带来更高的遗传回报。
我们可以从灵长类动物南美绒猴那里进一步窥视一夫一妻制蕴含的玄机。
亚马孙丛林中的南美绒猴是世界最小的猴子，成年绒猴只有人的手指长度那么高，体重比一个鸡蛋还轻，被人捧在手中时，如同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指掌间来回跳跃。正因如此小，所以面临着与人类相似的生育困境，它们细小的产道很难产下大小合适的婴儿，只得采取一个非常巧妙的策略——把胎儿一分为二，生下两个较小的胎儿，每个只有花生米大小，这样就可以避免分娩困境。
如此一来，它们的后代与人类婴儿一样，都需要长期的精心抚养才能成活。但因为身材太小，母亲根本难以承担额外的能量消耗，所以只在哺乳时才会抱一抱孩子，它们必须节省能量以生产更多的奶水。这给雄性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如果它们也偷懒，孩子们就完蛋了。两个孩子已经够它们折腾的了，雄性不可能同时养活更多的孩子，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寻找更多的雌性。这种奇趣的小动物只能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是生育方式决定了婚配制度，而不是婚配制度决定了生育方式。这是理解一夫一妻制的重要逻辑，人类面临的生育困境与南美绒猴非常相似，因而也必须采取相似的婚配制度，否则将无法成功养活后代。这些才是构成一夫一妻制的进化基础。只有存在进化基础，彼此忠诚才有生物学意义，人类的种种美德才有科学依据。
婚配制度与后代成熟快慢之间也有一定关系，结果影响了原因，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其逻辑却异常清晰：后代越是早熟，雄性就越容易腾出手来外出寻花问柳。所以，后代早熟型的动物必然远离一夫一妻制。那些一出生就可以独立打天下的动物，它们的父母当然没有理由天长地久地待在一起，因为缺少长相厮守的情感纽带。单靠母亲就可以养活的后代对婚配制度具有同样的影响，它们都不足以成为维系家庭关系的核心。
只有成熟较晚，同时又需要父母共同照料的后代，才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它们成长的时间越长，则家庭关系越坚实。
人类由于生育困境的影响，后代依赖父母的时间最长，所以晚熟现象最为典型，对婚配关系起到了直接作用。稍有责任心的男人都知道，至少要把孩子抚养到成年才能离开家庭，但往往到了那时，他们早已失去了当初的雄心壮志。这就是很多男人感慨“身不由己”的由来，他们被困在自己设置的围城中不能自拔。
针对抚养后代造成的困局，雄性的解决之道是争取更长的寿命，在后代成年以后仍然存在寻花问柳的机会。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寿命与生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一般而言，生殖越早，死得也就越早。有一种雄性螨虫在母亲肚子里就开始和姐妹们交配，结果刚出生就死了。似乎生殖才是生物的终极任务，生存只是达成这一任务的途径。
问题是具体到了某一生物时，无不千方百计地延长自己的寿命，完全不爱惜生命的物种必然遭到自然的淘汰，那样也就无从谈起生殖。所以，在生存和生殖这两大任务之间形成了某种博弈。更早的生殖和更长的寿命，是所有生物面临的两大选择。折中方案是尽量推迟生殖时间，自觉实行晚婚晚育，当然，这不是由社会舆论或法律决定的，而是由生物内在的发育机制决定的。
当雄性有足够的生长时间强化身体时，也就意味着有强大的力量战败更多的竞争对手。
男人是推迟生殖的典范，当很多哺乳动物不到1岁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交配时，男人却把可交配年龄推迟到了10岁以后。与雄性热衷于推迟性成熟相对应，雌性有着相反的表现，它们更倾向于提早性成熟，因为它们是性选择游戏中的选择者，早熟明显有利于获得更优秀的雄性，这就是先下手为强原则。
雄性倾向于推迟生殖年龄，雌性倾向于提早生殖年龄，这就是两性二熟现象，是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导致在人类的婚配实践中，普遍出现女人比男人年龄小的局面，事实上强化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由此也出现了典型的情感专一现象，用文学语言表达就是：忠诚与爱情。现实的问题是，如果女人身体进化的目标是为了拴住男人，那么她该如何拴住特定的男人，而不是每晚拴住一个不同的男人呢？
这涉及男女双方为什么会彼此忠诚，特别是没有完成生殖大业的青春期男女，一旦坠入爱河，确实有为了对方死去活来的故事发生——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都不是凭空编造的神话，而是某种世俗现象的写照。
除了人类豢养的宠物，很少有动物像人类这样对另一个体如此难分难舍，其根源正是直立行走带来的生育困境。早产的婴儿不得不长期待在母亲身边，所以必须进化出相应的生化机制，对母亲产生深深的依赖，他们从感情上再难离开母亲。当不得不离开时，就必须找一个人来填补情感空缺，这个人当然就是未来的人生伴侣——人类通过延伸的依赖性强化了配偶关系。
现已证明，人类大脑在适当激素的刺激下，确实会产生情感专一效果，此类激素被统称为爱情激素，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小分子物质，它们是人类情感生活的小小黏合剂，也是爱情专一性的生物学基础。
一夫一妻制下的恋爱行为在本质上可以起到交配前选择的作用，那样就没有必要再进行盲目的精子战争，或者说避免乱交。所以，恋爱阶段会不断刺激身体分泌催产素，进而激励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恋人的关系可因此得到强化。
双方在交往阶段爱闹小脾气也是重要的相处策略，那是对恋人个性的反复探底，其作用类似于动物打闹游戏，一旦婚后真正出现了矛盾，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是直接提出离婚。事实上，小打小闹对维持稳定的夫妻关系至关重要。
恋爱时，人体内的睾酮含量会发生奇怪的变化。坠入爱河的男性，睾酮含量将急剧下降，而在女性体内则会明显上升。也就是说，恋爱中的男人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女性化趋势，女性则呈现男性化倾向。这使得男人更加善解人意，容易讨好女人，女人则容易冲动以便驱赶情敌。双方性格互补更有利于建立持久的伴侣关系，彼此更加忠诚，这就是一夫一妻制的激素保障机制。
为了确保婚配制度不受干扰，南美绒猴也进化出了激素保障机制。
当出现意外的雌性诱惑时，光棍雄绒猴体内的睾丸激素水平会迅速升高，而已婚的雄绒猴则毫无反应，从而在激素水平上保证了一夫一妻制不会轻易崩溃。人类也有类似的生化反应机制：单身男人面对桃花运时，睾丸激素水平也会迅速升高，但已婚男人的反应就不是那么明显，不过仍没有达到雄绒猴那样凛然不为所动的程度。
有贼心没有贼胆正是已婚男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必须衡量瞬间冲动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如果确认出轨不会对后代抚养造成严重影响，有些男人仍然会冒险偷腥。越是安全的偷腥行为越受男人欢迎，所以妓女在很多国家已经合法化。
这种生化机制事实上是对男人的保护，见到谁都蠢蠢欲动的男人当然不会有好下场。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作“朋友之妻不可欺”，正是类似的机制在起作用。研究人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某个男人面对朋友的妻子时，睾丸激素的分泌水平并不会出现明显升高的迹象，因为那些见了朋友妻子就垂涎三尺的色狼早已被他们的朋友手刃于床下了，活下来的当然就是能控制自己欲望的男人。他们向来对江湖古训奉若圭臬，这是道德层面的自然选择。
人类的道德并不是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血淋淋的自然选择淘汰出来的。一夫一妻制这种简洁明了的婚配制度，使得大家都不需要枉费心机去吃醋猜测。理论上而言，你的后代就是你的后代，你无可推托，你必须负责。但时刻不要忘记，男女关系注定是双向防卫系统。男人在被女人紧紧拴住的同时，也必须拿出极大的诚意来感动女人不要红杏出墙，否则头顶绿云翻滚倒是小事，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养育别人的孩子才是大事。
男女双方为维系稳定的配偶关系，在相互讨好与相互提防的双重作用下，彼此都变得越来越性感，猥琐与丑陋很难找到市场。人类就这样与其他动物分道扬镳，慢慢变成了现在的模样：高昂的头颅、光滑的皮肤……人类的配偶关系就此成了动物界的一朵奇葩。正是这种稳定的配偶关系，推动着人类不断进步，最终走向文明，并由此而长盛不衰。虽然文明偶尔会给人类带来伤痛，甚至使得大规模屠杀成为可能，但文明之花仍将在废墟之上一再绽放。
追溯这一切的根源，竟然全部得益于数百万年前的直立行走。直立行走使得人类具备了长途奔跑能力，为了散发奔跑产生的过多热量，人类脱去了满身毛发，露出了光滑的皮肤，显示了不同的肤色。我们通过狩猎获得了更多的营养，进化出了更大的脑袋，但这却给女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育困境。
她们为了解决抚养后代的问题，不得不发展出隐蔽排卵和持续发情的策略，从而留住男人和她们组建家庭，然后通过不断的博弈，出现了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社会，但最重要的婚配形式仍然是一夫一妻制，正是这一婚配制度，为人类文明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隐蔽排卵是留住男人最有效的手段。男人完全搞不清自己的女人什么时候才会受精，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一直守在她身边，才能确保女人生下她的孩子，她也才有信心将这个孩子抚养长大。
可以看出，人类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性状都不具有独创性，在其他动物那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很多动物只是拥有一些零散的能力和琐碎的片段，比如有的直立行走、有的隐蔽排卵、有的存在生育困境等。这些片段并没有汇聚成奔向文明的滚滚洪流，所以它们仍然停留在动物层次。只有人类，在短短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在直立行走的触发下，以雷霆万钧之势积聚力量，终于被自然选择之手塑造成了万物之长，成为自然界唯一具有文明精神的动物。
文明是人体进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体进化的文化延伸，现在已经成为引领人类进化的另一种重要力量，正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推动着我们不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使得人类得以不断对抗自然选择的盲目驱动，通过法律与道德持续约束人们的诸多行为。这些制约因素都将产生新的进化压力，由此而不断塑造人类的未来。而这一切都与数百万年前人类迈出直立行走的第一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回首人类走过的艰难历程，可以这么说，文明的进化与发展才是直立行走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