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前，在基督教及其他宗教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巫师能从魔鬼那里获得法力伤害虔诚的宗教信徒。1487年，天主教修士兼宗教裁判官海因里希•克拉马（Heinrich Kraemer）出版了一本名为《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的“女巫鉴别手册”，标志着“猎巫”（Witch Hunting）这项臭名昭著的宗教迫害正式开始。
这本书描述了女巫是如何与魔鬼签订契约，伤害人类牲畜，甚至可以将男人的生殖器“夺走”；而这本书也为如何鉴别、迫害“女巫”提供了详细的指南。“巫术恐慌”从14世纪开始横扫欧洲大陆，一直到17世纪初期才逐渐消退，许多无辜的人被当成巫师，送上了绞刑台。17世纪末，美国小镇萨勒姆（Salem）也迎来了自己的“猎巫”行动。尽管萨勒姆审判案的时间十分靠后，但在战争和宗教等环境的影响下，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689年，英法之间的战火首次烧到北美大陆。在这场被后人称为“威廉王之战”的纷争中，加拿大东南部以及新英格兰东北部许多地区惨遭蹂躏，大批居民南迁避难，马塞诸塞州的富庶小镇萨勒姆成为一个主要据点。难民的涌入使得土地和生活物资严重紧缺，邻里之间的冲突加剧，在这个宗教氛围浓郁的地方，人们相信一切不和睦都是魔鬼作祟的结果。
1692年1月，牧师萨缪尔•帕里斯（Samuel Parris）9岁的女儿和11岁的侄女突然痉挛，她们发出尖叫，胡乱丢东西，浑身抽搐。这完全吻合波士顿传教士克顿·马瑟（Cotton Mather）在其宣道书中描述的邪恶力量附体症状。虽然有人认为她们是因为此前做错了事，于是故意装病，以逃脱大人的惩罚。但经过诊断，医生确认她们是被邪恶力量附体了。此后又有一个女孩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2月底，在治安官乔纳森•考温（Jonathan Corwin）和约翰•霍桑（John Hathorne）的一再追问下，孩子们“指认”了三个施法的人：她们分别是帕里斯的黑人奴隶蒂图巴（Tituba），无家可归的乞丐萨拉•古德（Sarah Good）和贫困潦倒的老妇人萨拉•奥斯本（Sarah Osborne）。这些“巫师”随即被捕，在审判所里接受拷问。
只有蒂图巴认了罪，她在供词中承认：“魔鬼命我为他做事。”她还描述出黑色的狗、红色的猫和黄色的鸟等幻想，并提到有一个“黑人”让她在一本书上署名。她承认自己签了字，还说会有很多巫师来对付萨勒姆的清教徒。三个人被一起投进了监狱，一场更大的猎巫行动迫在眉睫。从小镇萨勒姆到整个埃塞克斯郡（Essex），再到周边的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塞弗科（Suffolk），人们对巫术的恐慌有增无减。
在最开始，处于社会底层的奴隶、乞丐和穷人都成了宗教斗争的牺牲品，他们被人们冠以“巫师”的头衔，捉了起来。因为事态逐渐失控，所以马塞诸塞州政府不得不派出副州长托马斯•丹佛斯（Thomas Danforth）亲自坐镇，参与旁听。1692年5月27日，州长威廉•菲利普（William Phipps）下令设立专门的听审裁判庭（Oyer and Terminer）处置此类事件。
第一个站在这个专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人是布里吉•毕肖普（Bridget Bishop），一个爱嚼舌根且不守妇道的老女人。当法官问她有没有修行巫术时，她回答到：“我和那些尚未出生的婴儿一样纯洁。”但法官最终还是认定她“身穿和清教徒传统不符的黑色奇装异服，不按清教徒的习惯生活”，将她认定为女巫，并把她吊死在了被后人称为绞架山（Gallows Hill）的地方。
恐慌的火苗开始蔓延，从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逐步烧到了基督教徒当中。按照当时的审判程序，只要控诉人一句话，无需任何证据与逮捕令，被告就可以被交到法庭上接受审判。而在审判过程中，连梦境和幻象这样的证据都会被采纳。到了这种程度，为了自保，人们纷纷抢先控诉身边可能危及自身的人。毕肖普受刑后5天，最初宣扬“邪恶力量附体”的传教士克顿•马瑟亲自给裁判庭去信，恳请法官不要采纳关于梦境和幻象的证据。
但裁判庭根本没有正视马瑟的呼吁，审判仍在继续，每天都有人被投进监狱。10月3日，克顿的父亲，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因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公开抨击审判庭接受宗教幻觉的做法。此时，州长菲利普已无法坐视不管。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也被控行巫。作为对因克里斯•马瑟的响应，菲利普叫停了对巫术的控告，并在10月29日解散听审裁判庭。
1693年5月，菲利普全面赦免了因巫术控告而被关押的无辜者。至此共有19人被绞死，另有一位71岁的老者被乱石砸死，而在近200名服刑者中，还有数人死在监狱里。
1702年，马塞诸塞州法院宣布萨勒姆审判案不合法。1711年，殖民政府通过法律，全面恢复受审者的名誉，并给予每人600英镑赔偿。在两个半世纪之后，马塞诸塞州政府终于在1957年为他们所犯下的错误正式道歉。自此，这场宗教迫害正式完结。
现在看来，巫师、巫术什么的显然不是导致“邪恶组织”的罪魁祸首。1976年，心理学家林达•卡波雷尔（Linnda Caporael）在《科学》杂志上发文，称寄生在谷物上的麦角菌（Claviceps purpurea）才是当时的罪魁祸首，人在误食被麦角菌污染的粮食后，容易发生肌肉抽搐、呕吐，甚至出现幻觉。萨勒姆处于沼泽湿地间，正是适合麦角菌衍生的环境。其实并无女巫，人们只是借女巫之名，排除异己。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但萨勒姆审判案对世人的影响从未消退。正如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获得的结果一样，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压力也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在萨勒姆，所谓“邪恶力量的诅咒”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它引爆了邻里间的不和睦，也放大了萨勒姆人对于未知的恐惧和对外来者的排斥与仇恨，让那些本来安分守己的村民转头迫害自己身边的人。
1953年，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将这个故事搬上了舞台，借1692年人们对巫术的恐慌暗喻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社会影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也在1981年上演过此剧。1992年，当地举行萨勒姆300周年纪念活动，在阿瑟•米勒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的主持下，萨勒姆巫师审判案纪念公园落成，园内凸出的石凳代表着审判案中每一位遇害者。
另外还有一系列纪念馆对外开放，完整地向世人展示着三个世纪前的这场巫师审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