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盖茨基金会CEO:我们对中国有十分宏大的愿景

作者: 马子颂

来源: 赛先生

发布日期: 2016-05-24

盖茨基金会CEO苏珊在专访中谈到基金会在控烟、对抗传染病、根除脊髓灰质炎、教育等领域的工作,强调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性和潜力。她指出,基金会支持中国的控烟政策,并与本地伙伴合作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基金会致力于帮助中国解决贫困和疾病负担,推动慈善生态系统的发展。苏珊还提到精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并表示基金会将继续与中国合作,推动全球健康与发展。

昨日(5月23日),盖茨基金会CEO苏珊发布了2016年公开信,介绍了基金会与覆盖全球的合作伙伴在控烟、对抗传染病、根除脊髓灰质炎、教育等领域的工作,推荐所有世界公民阅读并参与。虽然这些着眼于社会价值的项目充满了挑战,但基金会及各参与国合作者竭尽所能的努力和采取的创新手段,让人深感“一切皆有可能”。

中国是盖茨基金会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其重要性体现在供需两个方面,中国私营企业的创新研发实力使其在提供适合的公共卫生产品上展现了巨大的潜力,同时,中国改善贫困和沉重的疾病负担的挑战也十分巨大。在接受《赛先生》记者专访时,苏珊表达了基金会对中国的宏大愿景。正如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教授此前在基金会主办的“全球创新大挑战年会”上所说:快速转型的社会带来创新型科研的新机遇。

让我们把握机遇,用创新改进社会福祉。

采访中,苏珊提到盖茨基金会支持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经过实践验证的控烟政策。FCTC是一项国际控烟条约,已有180个缔约国签署并承诺遵守该项合约,这意味着他们须达到最低控烟标准,包括提高烟草税、禁止烟草广告、警示图形上烟包与包装去品牌化,以及禁止室内吸烟。这些措施在发达国家已被证实可以减少烟草使用,因此同样有望改善非洲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健康,挽救生命。

我们的工作主要通过在重点国家有着丰富本地控烟经验的战略合作伙伴来开展。中国是FCTC的缔约国。因此,我们在中国重点支持本地伙伴在FCTC的指导下倡导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些伙伴与受助方一起开展政策研究、提升控烟能力并开展倡导活动。近几年来,中国控烟力度不断加大,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是政府出台的最有效的烟草控制政策之一。这将大大减少烟草使用,保护民众不受二手烟危害。

北京去年开始执行的禁烟令具有历史意义,堪称表率。

习近平主席与彭丽媛女士一直以来都是控烟的有力支持者。上面提到的北京无烟立法以及中国针对烟草广告出台的一些限制措施,都是令人激动的重要进步。通过继续加大控烟力度,包括在全国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图形警示上烟包和提高烟税等,中国将能够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并且减少与烟草相关的疾病负担。

在消灭非洲人类锥形虫病(HAT)的过程中,盖茨基金会和私营企业有着密切的合作。盖茨基金会是否将在以后项目中越来越多地借助企业的力量,更好地进行资源整合和配置?苏珊表示,虽然公共部门在解决世界难题,如贫困、饥饿、卫生保健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私营部门也聚集了大量优秀人才和创新能力,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互补作用。

因此,我们一直在通过赠款、项目相关投资等方式与企业深入合作,利用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商业效率来解决影响穷人最甚的健康和发展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私营企业对贫困人群所处的市场通常知之甚少,因为贫困人群消费能力有限,无利可图。此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沟通,导致双方无法通过有效合作来扭转市场的力量使之惠及贫困人群。基金会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搭建桥梁。通过投资商业企业,激发他们的创新优势,促使他们加入解决贫困人群问题的行列。

比如,从2006年开始,我们启动了“项目相关投资”(PRI)这一投资工具,投资规模到去年已经达到15亿美金,此举目的并不是商业盈利。相反地,社会效益才是投资决策时的最重要考量因素。

这个投资工具的作用是帮助企业在进入贫困人群市场的过程中,降低其在利益与资本配置上遇到的风险,从而激励他们创新,并通过我们的投资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以帮助实现基金会关注的项目目标,同时为这些企业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和可持续的收益。

我们的投资手段多种多样,与商业社会并没有区别,比如股权、担保、低息贷款、投资外部基金等等。举例而言,我们承诺到2020年要为发展中国家的1.2亿妇女提供现代避孕药具。

为了实现该承诺,我们联合拜耳和默克降低埋植避孕剂的成本,让贫困妇女也能用得起。我们和捐助伙伴做出的采购量保证让拜耳和默克同意将其埋植避孕剂的价格降低50%。为此,相关捐赠方将在6年内不断提高采购量。如果采购量不足,捐赠方还将弥补差价。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市场的力量,让市场为穷人服务。

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他们的创新能力,以及他们为推动解决公共卫生和发展问题所做出的承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举例而言,中国研发和生产的乙脑疫苗于2013年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标志着它的品质达到了国际标准。但其价格仅为其他发达国家制造商的1/1000。这种穷人也负担得起的疫苗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质优价廉,这款疫苗目前已经在全球售出2.5亿支。

2015年4月,这个疫苗通过GAVI采购支持了老挝的全国乙脑疫苗接种活动,令上百万孩子受益。

还有,商环是由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开发并生产的一次性男性包皮环切器械,价格低廉、微创、使用方便,并且在2015年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男性包皮环切可以降低60%艾滋病毒感染几率。对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普及包皮环切,这个产品已经显示出了巨大潜力。还有一款来自中国的产品,Arktek。

只用冰块,就能够保持疫苗处于合适的温度(2°C-8°C)下长达一个月以上。它的存储容量可以为大约6000人的社区提供持续服务。Arktek在2015年1月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已经在非洲一些国家和印度得到了应用。它在地处偏远、没有电力供应的基层卫生站发挥了关键作用。

说到将企业社会责任及慈善的西方概念及做法引入中国,我们的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帮助提升中国的慈善生态系统。

我们与个人捐赠者携手打造同伴学习的环境以及培育鼓励赠予的氛围。我们对有关非盈利机构组织注册以及税收优惠方面的研究与政策推动提供支持。我们还对这一领域的人才发展提供支持。盖茨先生还与美国和中国的多位慈善家合作创办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并且还为设立特别针对青年人而创建的人才项目提供便利,以便年轻人早日接触慈善工作。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庭财富总值在2015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慈善和公益捐赠活动在中国日益踊跃。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开始积极探索投身公益,越来越多的私人和企业基金会涌现出来;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普及对促进普通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参与公益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积极的变化给中国慈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现代慈善在中国还处在初级阶段,慈善捐赠总额在GDP中的占比还不到0.2%(2014年为0.16%,而美国则超过了2%)。

这一方面与文化、观念等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技能和规范方面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最近通过的《慈善法》是中国公益与慈善领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令我们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非常乐观。

赛先生提到“精准医疗”和“精准公共卫生”的概念才提出不久。从目前在非洲的小范围测试治疗到大范围推广估算会经历多长的时间。

苏珊表示,2015年,比尔与梅琳达下了一个“大赌注”,他们认为,贫穷国家人民生活的改善速度在未来15年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新的方法将为改善贫穷提供帮助,如精准的公共卫生等。儿童健康和死亡率预防监测网络(Child Heath and Mortality Prevention Surveillance Network /CHAMPS)是我们去年宣布的新项目。

虽然该项目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但我个人对此感到很兴奋,这可能有助于填补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率的知识空白,特别是年纪较小的儿童、新生儿等。

赛先生询问盖茨基金会是否有具体的解决方案。苏珊回答,精准公共卫生已经在小范围内发生了,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1700万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如果她们怀孕,病毒将会被传播给婴儿,而这些孩子中的一半无法活过两岁。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几乎可以保证病毒不会通过母婴传播。但是,对世界上每一个孕妇都进行艾滋病毒检测,然后对阳性反应的孕妇进行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工程太过庞大,并且费用高昂。相反,将检测和治疗的目标锁定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妇女,就更为精准,因为艾滋病毒在该地区的女性中最为普遍。5年来,这种针对公共卫生问题所采取的精准解决方案已经帮助艾滋病毒母婴传播率降低了一半。

赛先生提到,您的信中没有提到中国,这是否表示在短期之内,盖茨基金会的工作重心仍在非洲?苏珊表示,作为一家基金会,我们力图解决那些需求最迫切的问题。我们希望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并且越快越好。因此,我们将精力与投资放在那些最有可能产生效果的地方,来抗击影响最贫穷人口的传染病,并且帮助他们,特别是妇女和小孩,改变生活。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基金会实现全球目标的长期重要合作伙伴。

我们对中国有着十分宏大的愿景:一方面,我们致力于帮助推动中国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其他地区强有力的发展合作伙伴。

尽管中国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但是中国仍然有7000万极端贫困人口,并且疾病负担依然巨大。例如,中国结核病负担居世界第三,每年新出现的结核病患者约90万,每年有超过100万中国人死于吸烟。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在中国开展了多个项目,比如艾滋病和结核病控制、控烟、厕所创新、推动慈善环境改善等。此外,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各种途径,支持中国实现2020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

比如,2015年10月,我们宣布与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合作开展新一轮的结核病防控项目(2016-2018年),赠款金额总计约1.1亿元人民币。卫计委将利用这笔资金来大力推广上一轮捐赠项目中在个别省份发展和试点的综合结核病控制项目,并推动在诊断、治疗手段、监测治疗依从性、在线学习、服务模式以及全新的金融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截至目前,我们在中国结核病控制方面的累计捐赠已达3亿人民币。

再比如,今年早些时候,我们与中国国家旅游局联合推出了全国厕所创新大赛,面向海内外征集适合在中国农村和偏远地区使用的创新型旅游厕所解决方案。这个比赛吸引了许多人参加,涌现出了许多很棒的项目。我们将在本周宣布获胜者。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十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伴随经济的增长,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提高,在推动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进步方面显示出了很强的意愿和潜力。中国对于研发的投入目前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15%,这将成为未来五年中国打造创新驱动型的经济的基石。中国对创新的重视和投入让我们相信,中国的创新者有能力带来突破性的科学成果,拯救世界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们在推动创新方面与中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比如,今年1月,我们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合作推出的“中国大挑战”项目正式启动,发布了首轮合作课题,希望发挥中国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并通过鼓励他们与国际团队合作,共同寻找安全、有效、可负担的创新干预手段,包括针对传染性疾病的创新疫苗和治疗方案等,来解决全球健康问题。

另外,还是在今年1月,我们与清华大学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联合建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中心将设在北京,通过探索和开发价格低廉的创新型药物,聚焦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健康需求。我们选择中国作为这一重要项目的合作伙伴,是因为中国在解决大规模公共健康问题方面已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这一点主要得益于中国在技术研发、系统创新和卓越人才方面的投入。

过去30年,中国在健康和发展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帮助6亿人摆脱极端贫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得以提早实现,中国的贡献功不可没。过去15年,中国在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方面的下降速度位居189个国家之首。这是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两项重要健康指标。到2013年,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甚至低于美国。中国还成功抗击了疟疾,把疟疾发病人数从1970年的2400万降到了2014年的57。

中国鲜活的经验对于世界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国有巨大潜力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支持。

去年9月,我们与中国商务部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利用在非洲现有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开展农业试点项目,推动非洲地区的科技研究,增强技术示范与推广,提升产能建设并在当地发展一条农业产业链。与此同时,双方还同意在非洲地区的医疗和公共健康领域探索试点项目。

去年12月,在中非合作论坛期间,我们宣布和中非发展基金达成框架协议,成立一个联合基金,以此促进来自中国、可持续的投资,应对非洲疾病、饥饿及贫穷等问题。在初始阶段,我们的重点将主要放在健康及农业领域,但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扩展到其他发展领域。新设立的联合基金代表我们在支持中国发挥自身优势解决全球重大发展挑战的道路上再次迈出令人激动的一步。

此外,我们正在和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探讨合作,支持中国药品法规和标准与国际接轨方面的努力,让更多创新的中国药品更加及时地进入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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