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希望得到众口一词的好评，但其实大千世界人与人之间差异很大，能得到所有人好评的人怎么可能是正直而有原则的人？
其实，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提倡：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
生化学家邹承鲁先生，就是一位这样的人。
在生物化学专业上，邹承鲁有出色的成就。抗战后，邹承鲁考取留英庚款，选择生物化学为一生追求的科学领域。邹承鲁留学剑桥时期就开始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回国后，他成为了中国酶学高水平研究的奠基人。邹承鲁对发展中国的生物化学起了重要作用，他在胰岛素合成过程中的工作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胰岛素是两条链组成的多肽，A链、B链中间通过二硫键连接起来。当时有多个合成方案。
其中一个是先分别合成两条链后，再将它们合起来，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否可行。于是，邹承鲁等人先把天然的胰岛素拆开，然后看能不能合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拆合工作”。如果天然胰岛素可以拆合，那么人工合成的也就可以，这样就可以走两条链分别合成、继而连接的途径。他们拆合成功，对胰岛素合成的课题来说，就是马上排除了其它途径，而确定了先分别合成再合起来的总途径，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当时，合成胰岛素的工作分成三部分，除了拆合以外，还有合成B链，和合成A链两部分。三部分工作都是必需的，所以自然科学一等奖是授予三部分的人。其中，中国独立完成的拆合工作最具原创性。不过，由于正处于大跃进年代，中国没有发表论文，而被产量和效率相对较低的外国人抢先了。
拆合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合成步骤，还具有理论意义。拆合成功等于证明蛋白质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诺贝尔奖后来给美国NIH的安芬森，他用尿素使天然核酸酶A变形，并复性，证明了“蛋白质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这个概念。如果当时把他的工作与中国的拆合工作结合起来得奖，也是合理的：一个工作是天然蛋白质变性复性、一个是人工合成的双链可以合起来，两个工作相辅相成，证明同样的概念。
除此之外，邹承鲁是著名科学家中少数的敢对大是大非问题公开发言的人之一。他不怕卷入是非纷争，不怕降低身份，不怕各种报复，不怕流言蜚语。几十年如一日，实属难能可贵。
2004年，我和鲁白、邹承鲁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在《自然》增刊发表的。这篇文章部分内容是建议科技政策管理和经费管理分家，将科技部升格为政策管理的总理科技办公室，而将科学经费管理交个自然科学基金。
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得罪了科技部。我和邹联系的时候并不知道，当时他正是科技部主持评审的国家最高科学奖进入最后一轮的少数几个候选人之一。（他曾两度进入最后一轮，我也是事后才从其他人那里知道。）只有他，明明知道这时做这种文章的作者对他个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可是他根本没有犹豫，没有提过自己有什么不方便，马上同意做作者。他不为个人得失而回避张扬社会责任。
能做到这样不计个人荣辱的人，在现代华人世界，还很缺乏。
基因皇后事件，最早是方舟子网站发起。我听说后签了名，然后联系邹承鲁，我们共同写了一个短声明，给来采访的记者。邹承鲁的公开表态，对当时扭转中国媒体的报道倾向，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成功地击败浮夸的一个例子。
核酸营养事件，虽然没有成功地使诈骗公司关门，但是事后，中国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界的科学家不再有人公开为骗人的公司做广告。其中邹承鲁的作用明显。在他提议下中国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学会正式立了“家规”，任何人不得以学会名义为公司作广告。
早年的刘亚光事件、张颖清事件，近年的徐荣祥事件，都是上不得科学界台面的事情。严格地说，都不是科学界的事情，都是因为中国媒体科学素质较低，或因为有时有不懂行的官僚（有时仅仅是很小的官僚），或因为文化界本身混了一些基本学识太差、而嘴巴又太大的人，很差劲的事情，也在全国媒体上很热闹，兴师动众。邹承鲁不得不出面批评。他如果不发言，对方就更猖狂。他能不避身份，坚持发言，对低劣的噪音，有抑制作用。
在中国文化环境欠清静的情况下，邹承鲁光明正大的表示意见，曾经有时被有些人在暗中放箭、被流言蜚语所害。争论，要以理服人。不是说邹承鲁公开批评了人，其他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攻击他。他用的是正当方式，反对他，不能用桌下手段。
邹承鲁坚持为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道德而仗义执言，无论具体例子当时看上去是成功、还是失败，他的言行，为净化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空气，做出了贡献。
邹承鲁的言行，也向青年人和后代立下了一面明镜：一个关心社会公德的人，不能凡事都只顾对自己个人利益；不能因为有点专业成就，就理所应当地以保全自身既得利益为行为准则。
邹承鲁对人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要求人有才能。才能有限的人，而得到不适当的声誉、职位，他会提意见。邹承鲁对成就要求比较高，不算是成就的，或者差劲的东西，碰到他，难免要指出。
邹承鲁要求严格尊重事实。对自己这样，所以不贪功。我曾经搞错过一次，以为79年他发《自然》论文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在《自然》发表论文。他马上向我澄清，使文章得以及时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