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肥胖都是人们非常关注的议题，美国医学会在2013年提出，肥胖不仅是其他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一种真实的疾病状态。这意味着医学界对肥胖的认识已从“公共卫生问题”向“慢性疾病”转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4年，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有超过19亿人超重。其中6亿人肥胖。大多数世界人口所居住的国家，死于超重和肥胖的人数要大于死于体重不足的人数。
不但成人肥胖如此，儿童肥胖亦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流行态势。目前，美国肥胖儿童已占美国儿童总数量的17％，且近30年来，美国2—5岁肥胖儿童数量增加了4倍，6—11岁肥胖儿童数量增加了3倍。中国在2006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儿童肥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0年来，中国0—6岁儿童肥胖和超重的总检出率分别为7.2％和19.8％，这表明中国儿童和青少年肥胖已进入快速流行期。
经济进步推升儿童肥胖风险。科学界通常认为，肥胖的发生是遗传背景与不良生活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其中，前者的作用相对主要，但后者也不容小觑，这是肥胖干预的主要对象。不少肥胖基因想要发挥作用，往往需要高脂、高能量密度食物消费的增加，粗加工碳水化合物消费的减少，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他不健康饮食行为加以诱发。
儿童肥胖同样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儿童肥胖如不及时干预，肥胖的体型、与肥胖相关的生活方式及其对健康的危害将延续到成年期，进一步增加成年后患肥胖、高血压和心脏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从个体而言，不良生活方式是周边影响和个人选择的结果，但如果上升到公共卫生的视角，不良生活方式多与儿童所在国家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关。
多项研究表明，在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城乡之间，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差异，使得城乡儿童的肥胖流行状况呈现出明显的不同。通常而言，在发达国家，农村儿童的肥胖发生率要显著高于城市儿童，而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恰好相反。社会经济的发展令儿童获得食物的种类和渠道大大增加，但运动时间却较以往缩短不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经济发达国家儿童的肥胖率会率先走高，而发展中国家的肥胖率在经济进步之后亦随之跟上。
不过，这一相关性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会迎来拐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认识的进步使得人们对健康和体型的理解及态度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因此在发达国家，高收入阶层的肥胖率反而低于低收入阶层。
中国农村或迎来儿童肥胖率快速提升。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有研究者曾对中国儿童体重指数（简称BMI）与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中的收入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建模，在扣除其他混杂因素后发现，家庭收入的确是儿童超重的重要危险因素。相较而言，城市的发展要全面领先于农村，故而在中国，农村儿童的肥胖流行率要显著小于城市儿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公共卫生部门开展的诸多肥胖干预措施并未过多地荫及前者。
不过，在山东省和烟台市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看来，这一情况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根据他们近期发表在《欧洲心血管疾病预防杂志》上的研究，在1985—2014年间，中国山东农村地区儿童的超重和肥胖发生率正在快速走高。
研究者的数据分别来自在1985、1995、2000、2005、2010和2014年针对山东学龄儿童进行的六次横断面调查。
研究共纳入27840名农村学生（年龄介于7—18岁），并使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标准、国际肥胖工作组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来评价被调查者的BMI。结果表明，在过去29年间，按照WGOC的标准，山东农村男孩的超重和肥胖流行率分别由1985年的0.74%和0.03%增长到2014年的16.35%和17.20%，女孩的情况稍好，但同样表现出快速的增长态势。
依据IOFT和WHO的标准对BMI进行衡量，亦得到类似的结果。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生活在农村的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一半。研究者认为，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农村儿童的超重和肥胖率也在迅速升高，国家决策部门及公共卫生机构对这一趋势不应忽视。另外，这项研究还观察到儿童肥胖情况存在某种程度的性别差异。作者将其归因于文化背景、饮食偏好及身体锻炼习惯的不同。
譬如，农村地区传统观点常常乐于将男孩的身高体胖与健康相关联，而且一些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使得男孩能够得到更多的家庭资源。
尽管这样研究的数据源自山东省，但研究者认为，其结果依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为及时遏制并逆转这一趋势，他们建议，对农村地区儿童应采取定期检测、营养教育、身体锻炼及健康饮食等综合性的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