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在上大学逐渐变得容易的一个时代，“上什么样的大学”才是社会分层的关键。家庭背景、教育制度等与进入精英大学、获得精英地位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吴晓刚对“首都大学生追踪调查”的首期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对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有着直接影响，而且招生的各种优惠政策明显有利于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好的学生。
日前，吴晓刚接受了《知识分子》采访，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发现以及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观察。在一个社会，家庭出身较差的人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意味着教育能够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降低社会的不平等。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家庭背景较好的人更容易接受好的教育，好的教育给他们带来好的结果，所以教育让这部分人巩固了他们的优势地位，也就是说教育强化了社会不平等。
以上两种观点都说明了教育对社会不平等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教育本身也存在着不平等，它又将进一步影响着社会的不平等。
针对高等教育不平等，以往的研究通常关注家庭背景对上大学的影响，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在上大学逐渐变得容易的一个时代，“上什么样的大学”才是社会分层的关键。在此背景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吴晓刚教授探讨了在当下中国，家庭背景、教育制度等与进入精英大学、获得精英地位的关系，这一研究即将发表在学术期刊《社会》杂志的第3期（双月刊，5-6月）。
首先，高等教育的扩张可以降低教育不平等吗？
“教育不平等最大化维持”（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理论认为，教育扩张能否降低教育不平等取决于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的入学是否得到了饱和，也就是说，只有当优势人群的入学情况接近饱和的时候，教育扩张才能为弱势群体带来入学机会。吴晓刚在2010年针对初、高中入学情况的研究发现，1990年至2000年的教育扩张过程中，家庭背景对入学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增加了。
虽然教育扩张了，但相比十年前，2000年弱势群体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相对更少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愈晓教授的研究也发现1978至2008年间，高等教育扩张的同时，大学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在扩大。
其次，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伴随着高校间的分化。吴晓刚看来，大学教育内部的分化在社会分层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方面，教育资源在各个大学间分布不均匀，不同层次的大学教育对专业精英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除了人力资本（大学文凭），大学的分化还体现在不同层次的大学生在政治资本（如党员身份）的积累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的研究显示，除了大学文凭，通向管理精英还需要党员身份，而北大、清华等精英大学的学生可能更容易获得党员身份。所以，不同层次的大学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等的获得，从而影响精英形成。
那么，在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体制下，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学生进入不同层次的大学？吴晓刚在本研究中重点关心家庭背景、高中学校类型、高考成绩、各种特殊招生政策如何共同作用，影响学生进入不同层次的大学，以及不同层次大学的是否影响党员身份的获得。
这项研究采用的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他参与设计、为期五年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2009年的基期数据，研究对象是2006年和2008年秋季入学的首都高校大学生，样本数达4749。
研究者把样本中的学校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由北大、清华和人大组成的精英大学（这是一种传统的划分，作者的调查数据显示，与北大、清华的精英学校地位相比，人大似乎不属于第一梯队），第二类是除精英大学外的其他“211大学”，第三类是“非211大学”，研究关心的是家庭背景等因素对进入精英大学和其他“211大学”的影响。
在最初的分析中，吴晓刚发现，家庭居住地层级越高，在进入“211大学”和精英大学时越占有优势，家庭经济地位为中上和上等的人在进入精英大学时占有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大学入学与就读高中类型（重点高中、普通高中等）、高考分数和政策性加分密切相关，家庭经济地位和居住地很可能通过影响这些因素来影响就读大学的类型。
因此，在控制了这些因素后，吴晓刚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地位因素的作用变得不再显著，家庭居住地的影响持续存在，但影响程度有所降低。这表明教育不平等一定程度上在大学以前的阶段已经形成，家庭经济地位和居住地影响了初高中的教育不平等，后者进一步影响高等教育不平等。
同时，吴晓刚认为控制高中类型、高考分数后，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了现有的重点中学制度和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家庭背景对不同层次大学入学机会获得的影响。
在未控制高考分数时，就读高中类型与大学类型有着显著的关系，控制住高考分数后，就读高中类型的影响作用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高中类型通过影响高考分数来影响入读大学类型。
此外，正如预期，政策性加分对进入“211大学”和精英大学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高考分数和特殊政策待遇是大学入学的重要机制，因此吴晓刚又分析了家庭背景和就读高中类型对是否享受特殊政策和高考分数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地位为中上和上等的学生更有可能享受特殊政策、获得更高的高考分数。家庭居住地层级越高，越可能享受特殊政策，居住在省城和北京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高考分数。
就读高中类型则与是否享受政策优惠没有显著的关系，但重点中学的学生的高考分数显著高于非重点中学学生。
“今天社会公众关注的‘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说明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在削弱。”在吴晓刚看来，高等教育学校之间的分化是必然的，但不同家庭出身的人获得各个层次大学教育的机会应当是均等的，而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如何才能让不同家庭出身的人得到均等的大学教育机会呢？
吴晓刚介绍，在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来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他指出，多元化的入学制度可否选拔人才，需要的是更清晰的标准和透明的程序。另外，他认为，对一些弱势群体采取一些平权之类的措施，如一些精英大学对中西部农村的特殊招生，也有助于他们获得到精英大学接受教育的机会。
但是，“从长远的教育来看，不平等和分化主要是在上大学前的教育。
”吴晓刚说，“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中，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更为重要。”不同层次大学的学生获得的人力资本有所差异，除此之外，差异还可能体现在政治资本上。从接受大学教育到成为精英（尤其是管理精英），党员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该研究还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党员地位获得、入党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精英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成为党员，其入党几率为非“211大学”学生的2.6倍。
吴晓刚认为这和党的招募政策有关，党的招募活动重点在精英大学。“如果精英大学的学生申请入党，他们获得接受的机会更高。”吴晓刚说。但与此同时，精英大学学生的入党意愿却比非“211大学”的学生低，几率只有后者的62.8%。吴晓刚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入党具有一定功利性，“那些有其它机会和选择的人（如出国、成为专业精英、进外企业），自然在这方面的兴趣就相对不大，偏好也不强”。
已有的研究也表明，近年来大学生入党主要基于个人的功利主义考量，而非受党的意识形态感召。
吴晓刚在文章中强调，研究指出的家庭背景等因素对进入不同层次大学的影响还并不能解释为因果效应，因为还有其他因素与家庭背景、是否进入重点高中、是否享受高考招生特殊政策相关，如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忽略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可能会导致忽略变量偏差（Omitted Variables B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