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人类之所以贵为万灵之长，就是因为他们会起名字。哪怕是我们随口管一个人叫“高个儿”，管另一个人叫“胖子”，我们都是在动用所有动物智力中最高级的技能——用语言表达概念。可是，当我们放眼打量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不得不叹息：这世界实在太复杂了，能够起名字的事物实在太多了！难怪在任何一本一般的词典里，数目最多的词语总是名词——就是用来表达事物名字的词。
就拿植物来说吧，按照今天科学界的定义，植物是指能够通过叶绿素来进行光合作用、自己制造养分的生物。植物可以分为绿藻、苔藓植物、石松植物、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5大类，其中以能够结出种子的种子植物数目最多，全世界有20多万种。尽管这个数目远远比不上全世界昆虫的数目，但也已经相当可观了。
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植物的名字从先秦时代就频繁出现在各种典籍文献中，在这些名字之上积累的人文知识，也便如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比如桃子来说吧，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种植这种水果了。现在学界公认，桃树就是在中国得到驯化的。《诗经·周南·桃夭》的第一句就是“桃之夭夭”，本意是说桃花开得十分繁茂，后人却取了“桃”的谐音，把这句诗变成了“逃之夭夭”，意思也变为调侃人逃得远了。
然而，中文植物名也不过是世界上所有植物名称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语言中也有大量的植物名称，它们也都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这么多的植物名称固然是人类文化的宝库，却也给彼此的交流带来了很大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问题，在18世纪，瑞典非凡的博物学家卡尔·林奈创立了直到今天还被植物学界奉为圭臬的植物命名法则。植物命名法则的细节虽然很复杂，但它的基本原理很容易理解。
首先，林奈是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的。拉丁语是古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不过在林奈生活的18世纪，在民间已经没有人使用了。然而在那时候，不同的国家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有的还不止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学者为了能够相互交流，就只好继续使用拉丁语。
植物的科学命名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繁琐的工作。学者们先要亲自采集或者派人采集标本，然后在标本馆中比对大量的标本，确定这些标本所代表的植物物种的范围和亲缘关系。接着，他们还要爬梳文献，找出相关的学名，如此才能为一种植物正确地定名。有时候，为了确定一种植物的正确学名，竟然需要几代人数十年的工作！
这样一来，植物学名也便承载了众多的历史和文化。看似冗长无趣的植物学名，其中往往蕴含着命名人的好恶，反映着植物学家的生平，甚至书写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气质。这些用拉丁文这种死语言的文字创造的名字，如果能够得以正确的解释和考证，便会成为信息丰富的史料，我们能够从中钩沉出一件件陈年旧事，不但可以匡补正史之缺，即使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往往不输明星们的八卦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