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年间，两位我们熟知的大臣，吵了天翻地覆的一架。一位是砸光的司马光，一位是醉酒的欧阳修。他们吵架的话题，是关于高考名额分配的问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司马光是北方人，来自山西。欧阳修是南方人，来自江西。自从唐代恢复科举这个高考制度之后，一直是北方考生占据绝对优势。而来自京城的本地考生，更是占了大大的光——长安分配的名额远超其他地区。
当时这种情况，连柳宗元都看不下去了：“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全国的考生加起来，还没长安一个地方的多。但长安学生的好日子，随着安史之乱的到来，结束了。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再到北宋，北方就没消停过。常年处于战争状态的北方人，更加尚武。而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向南方搬迁，日子更安稳的南方人，读书的风气却越来越好，学霸也是越来越多。
等到司马光和欧阳修的时代，崇文的南方学生，在高考中已经形成了对北方学生碾压性的绝对优势。这种碾压，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北宋时期的科举制度。简单来说，省略到考秀才的步骤，首先你要在乡试中，也就是在自己的省里考中举人，然后才有资格去汴京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省试。
那么，如果你有幸出生在南方，恭喜你，你不用打仗，但是跟你一起参加乡试的有两三千人，而成为举人获得省试名额的，只有二、三十人，录取率为1%。如果你出生在北方，比如说跟西夏打仗的陕西，不幸的是，你们省只有10个进京名额，只能产生十个举人。但是跟你一起参加乡试的，只有一百个人，录取率为10%！而如果参加乡试的都不足十个人，录取率就是100%甚至超过100%！
这种情况，在一些北方省份，不是没有……这种考试制度，在北宋叫做“解额制”。北方地区的录取率是南方地区的十倍，但是北方学生的代表司马光，还是不满意！因为，南方学霸对北方学渣的碾压，已经到了解额制都搞不定的程度。这种碾压很简单。
江苏三千学子参加乡试，只有30人能够去汴京，但可以想见，这杀出重重围困，从独木桥上走过来的30个举人，到了省试，那个个都是学霸中的学霸，750分的高考卷子，都能考到740分以上，堪称学神。而陕西的那10个举人，虽然也获得了进京考试的资格，但是，同样750分的高考卷子，只能考400多分，还是当不了进士。这就是司马光不满意的地方。他提出一个解决办法——逐路取人法。“路”，在北宋就相当于现代的“省”。
司马光指出，在全国统一考试中，像陕西这样的北方省份，那么不管他们那10个举人考的怎么样，都必须要有一个人录取为进士。司马光强调，如果有些北方省份，连10个举人都招不满，比如说只有6个举人，那么，这六个人之中，也必须有一个被录取为进士。除非，这个省，连5个举人都没有……简单来说，当时北宋全国一共23个省。这样可以保证，每个省，都能产生一名进士，除非你那个省连五个举人都没有。
但是，这对南方的学霸们来说，无疑是很不公平的。30个江苏学生，人人都能考740分以上，结果你跟我说，只能录取3个人做进士？北方那家伙才考500分，就能当进士，不公平啊！欧阳修就是南方学霸们的代言人。他说出了南方学子和家长们的心声：南方孩子们要从乡试中杀出重围，已经如此艰难，正所谓人艰不拆，如若省试再实行配额制，必将“使有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好文艺的说。
这次吵架非常有名，在中国历史上，以第一次关于考生名额配置的争论，被载入史册。你一定觉得欧阳修做的很对，考试嘛，就是要公平，国家取士，就是要取最优秀的人才。但我觉得，司马光能够写出《资治通鉴》，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严格来说，两个人都没错。实际上，两个人都是在提倡一种公平。欧阳修提倡的“以才取人法”，叫做“考试公平”。司马光提倡的“逐路取人法”，叫做“区域公平”。
欧阳修是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而司马光是为了鼓励落后地区的学习积极性，区域公平也很重要啊。你想一想，凭什么北方人要在北边跟金人辽人西夏人打的马革裹尸，杨家将呼家将打得家里都摆满了牌位，一百来岁的老太太佘太君还得挂帅出征，而南方人却可以安安稳稳的读书、考试、做官，没事了喝醉酒写写“醉翁之意不在酒”……你一定要问吵架的结果？在当时，还是欧阳修赢了，江苏地区的考生家长们热泪盈眶。但最终结果呢？
不说北宋和南宋的命运。这次争论，只是没有实现司马光提出的逐路取人法，但乡试中的解额制，依然存在。江苏考生，在乡试中的录取率，依然只有1%。三千考生，依然只能产生30个举人。而如果以考试公平论，江苏的三千考生，至少300个人可以当进士吧？再说一个结果，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他为国事忙的昏天黑地，死后得到的谥号，是文人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文正。
嗯，中国历史上得到这个谥号的官员，极少。一般能想的起来的，也就是魏征、范仲淹、曾国藩、刘统勋。而欧阳修的谥号，是文忠。在谥号上，仅次于文正，苏东坡、张居正、林则徐、李鸿章，都是这个谥号。南方学生对北方学生的碾压，仍在继续。而争议也一直在继续。到了朱元璋的洪武三十年的一次会试中，居然出现了录取的51名学生，全是南方人的情况。这次考试，因此被称为“南榜”。
连身为南方人的朱元璋，自己都感到不公平了，大笔一挥再考一次，这次录取的61个学生，全是北方人，因此被称为“北榜”。到了明宣宗的时候，南北考试正式成为定例，全国不再使用统一的高考卷子。北方人考北卷，南方人考南卷。这下公平了吧？但是马上又有人出来说，我们四川属于南方还是北方？于是又加了一个“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还有朱元璋的老家凤阳，都考“中卷”。不过还是有个录取比例。
南、北、中三个地区的录取比例为55%：35%：10%。明朝三百年，一直用的这个制度。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康熙时代。但康熙爷是什么人，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弊端：比例是死的，人是活的！玄烨指出，每年的招生录取比例，应该采取灵活对待的态度。比如说，国家今年准备招收100个进士。按之前的比例，南方要录取55人，北方要录取35人。但是，如果南方是100个考生参加，北方是200个考生参加，这不就不公平了吗？
再细分一下，南方55人，江苏和浙江的考生，各占几人？广东省又该是几人？南方各省之间，也不公平啊。玄烨强调，今后每一届的会试，采取灵活的招生制度，按照全国23个省每一届的生源比例，来确定进士的录取比例。这显然比司马光的逐路取人法要科学一点。司马光是不管你来自哪个省，不管你那个省有多少人参加考试，反正你这个省，每十个举人中只能有一个进士。
江苏的乡试考生是三千，江苏举人录取率是1%，有三十个人可以去参加全国考试，进士录取率是10%，最终三千江苏考生，能有三个人当进士。陕西的乡试考生是300人，举人录取率是10%，同样有30个人参加全国考试，进士录取率也是10%，最终，三百个陕西考生，也能有三个人当进士。
而康熙爷的办法是：比如，康熙30年，全国有一万人参加各个省的乡试，而江苏就有1000人参加乡试，那么等到康熙31年全国会试的时候，江苏的进士录取率是10%。虽然江苏的举人录取率只有2%，也就是只有20个人能当举人，但是到了全国考试的时候，如果当年录取100个进士，江苏就有十个名额，也就是说江苏这20个举人，就有10个能成为进士。
全国有一万人参加各个省的乡试，而奉天只有300个人参加乡试，那么奉天这一届的进士录取率，只有3%。他们的举人录取率即使有20%，是江苏省的十倍，也就是也能产生60个举人，但是到了全国考试的时候，如果当年录取100个进士，奉天只能有3个名额。60个奉天举人，只能有3个被录取为进士。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