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院士邵峰深有感触，提笔写下这篇文章。邵峰所在的北生所作为科技改革试验田，在成立至今的10年里，探索科研体制改革，探寻原始创新新机制，成就斐然。然而，一花独放不是春，更多的“北生所”、更多的“韩春雨”在哪里？中国科研正在发出革新的召唤。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发现新型基因编辑工具NgAgo的工作令人兴奋。虽然还不清楚NgAgo到底会不会把目前的主流工具Cas9淘汰，但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一流水准的、原创性的发现。如果有更多的韩春雨涌现，中国科研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NgAgo是一个小作坊型的项目，完全是韩春雨自己带几个人完成的。这种小作坊模式，特别适合探索性研究——你不确切知道要做出什么样的研究成果，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成，这反而更容易激发人的创造力，这种科研模式应该得到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科研发展得益于“两弹一星”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两弹一星”成功带来的思维限制。
几乎每一个重要科技决策都摆脱不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指导，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在国家层面多次体会过“两弹一星”模式的成功（包括青蒿素的发现），而很少在“韩春雨”模式上有巨大斩获；第二，虽然我们在农业领域也曾有过“韩春雨”模式的突破，但成功后，“韩春雨”们因为自身利益的诉求，往往不推崇这种模式，而是转向前者，要求集中力量办（自己的）大事，这是可以理解的符合人性的悖论。
中国的文化尊重权力和权威，因此，当科研活动的组织使得很多不同级别和年资的科学家在一起工作、发生利益关系的时候，“小人物”的个人创造力往往会被限制。有权力、有权威的人的观点、意见和判断会有很大影响力，你得去听，去做，从而失去了做自己喜欢想做、或自己认为重要的工作的空间。而“韩春雨”式的小作坊型团队，客观上不被学术权威影响，反而使得其个人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科研是需要自己去做的，尤其是探索性的研究。我研究生导师Jack Dixon博士曾经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做过科研副总裁，在美国也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大科学家，但他的团队从来没超过过20个人。几年前的时候我曾跟他诉苦，我在NIBS（编者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简称）挺困难的，手下都是学生，没有训练很好的副手帮我，什么事都得自己走在前面，包括提出想法，看原始数据，讨论之后再去设计下一个实验。
韩春雨的成功得到关注，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其所在的科研环境并不优秀和知名。很多人也曾问过，如果韩春雨是在最顶级和知名的学校，他还能做出这样的工作吗？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韩春雨的这种“小人物”、非主流身份和他所处的不知名学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促成了他的成功。毋庸置疑，做出好的科学研究需要资金投入。恰好韩春雨的这项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经费，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成功有偶然性。
韩春雨之前的背景和研究记录并不算优秀，因此任何合理的人才选拔和经费分配机制都不太可能青睐像韩春雨这样的科研工作者，给予他们足够的经费支持。这是科研活动中的一个悖论，彻底破解这个难题几乎不可能。那么如何才能够尽可能让韩春雨们能有空间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呢？我想有一点值得重视和讨论，就是向用人主体单位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