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年轻的经济学家菲利普·柯林格在思考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想创业？他的调查数据显示，企业家与比常人更自信，更不怕失败，容易把别人眼中的风险看成机遇。然而这些特性的深层原因何在？几乎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名叫大卫·塞萨瑞尼的研究生发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结果：与普通的兄弟姐妹相比，同卵双胞胎在自信心以及对风险的态度方面更加相似。也就是说，这些与创业有关的特征受遗传影响。
塞萨瑞尼的研究使柯林格意识到，也许人的理财行为能归结到DNA上。
这个想法大大超出了通常的经济学范畴。经济学家通常考虑的是刺激对人的影响、人如何做决定之类的事情，可谓与基因风马牛不相及。柯林格倒不这么想。4年后，他与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一道，号召经济学应该向基因库迈进。
在一系列已发表或即将发表的论文中，柯林格与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尔·本杰明、哈佛大学的大卫·莱布森和爱德华·格莱泽、联合大学的心理学家克里斯多夫·查布里斯、塞萨瑞尼等人，开拓出一门新的学科：“基因经济学”。他们认为，过去的经济学家忽略了冒险、耐心、慷慨等个性背后的遗传因素，弄清基因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将会为整个学科带来变革。
不过，他们对待理想的态度十分谨慎。
毕竟，很少有年轻人敢于开创新的学科，尤其是有关人类行为的领域，公众的兴趣很浓。不论是在论文里还是言谈中，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申，应用前景还很遥远、很不确定，技术障碍也很难突破。尽管“基因经济学”的名字2007年才首次出现，但其概念却可以追溯到1976年。当时，已故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保罗·陶布曼发表了关于同卵双胞胎理财行为的研究。陶布曼发现，双胞胎成年后的收入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他总结出人的收入有18%~41%受遗传因素的影响。
这项结论让其他经济学家无所适从，之后也几乎无人问津。直到2000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有人开始考虑重温像陶布曼这样的研究，弄清每种行为究竟受何种基因控制，而不仅仅是估计遗传因素所占的比重。这场“基因组淘金热”席卷了社会科学领域，2001年时，莱布森、本杰明与格莱泽正身处其中。然而，行为基因学的早期结果却只带来了失望：找不到“跳舞基因”！
也找不到“尝新基因”！心理学家、犯罪学家终于意识到了医学研究者几年前的发现：人类基因组的运作模式超乎想象地复杂，哪怕最明显的遗传特征（如身高），也不仅仅受一两个基因控制，而是成百上千个基因影响的结果；同时，环境因素也对基因表达有着复杂的影响。
基因经济学家也不愿承诺太多，他们寄希望于一种新的数据采集方法，有望从成千、甚至上百万人的样本中寻找规律。
莱布森和同事都不清楚前路还有多长，但面对种种冷遇，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能建立个人基因组与理财行为间的联系。本杰明说，如果发现孩子具有冲动消费、乱投资的基因，父母可以提前留意；政府可以利用基因信息，判断人群中酗酒、吸烟的情况，从而制订针对性的政策。然而，前景中也有恐怖的一面。如果研究获得成功，就意味着人们不得不接受有些人生来便会飞黄腾达，有些却注定一事无成的事实。
银行可能在发放贷款前要求测试唾液；监护权的判定可能要看父母谁的基因更好；保险公司可能会向天生倾向于冒险的客户加收保费。
“我担心会有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柯林格说，“我坚信人的基因信息是最大的隐私所在，应该得到最严密的保护，杜绝一切非自愿的信息泄露。”于是，本杰明、莱布森等人面临着多数同行未曾经历的处境：他们向着遥远的目标努力，希望新理论能改变世界，但却又不要改变过头。
不过，也未必要到引起企业或国税局注意的地步，才算得上基因经济学的成功。基因经济学家不是想预测人的财运，而是希望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工具。也难怪“基因经济学”一词看上去不足以掀起科学革命，如柯林格所言，“还不大清楚将来是否会有实际应用。当然，任何基础研究都是这样，申请经费或者面向公众时，不可避免要讲研究的原因和可能的应用，但就我而言，我们仅仅是想知道人类行为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