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民科学素质是当下社会热议的话题，近日出台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也引发了争鸣。清华大学教授刘立认为，“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比“科学素质”内涵更丰富的概念，而且可以包容相关的、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而当下，我国对“科学文化”还停留在概念层面上的讨论，我们需要超越讨论，借鉴国际经验，进入到对“科学文化”及“科学文化素质”可操作性的测度层面。
科学素质（Scientific Literacy）概念原是舶来品，我国已经实现了科学素质概念的本土化。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对科学素质的定义：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2016年，公民科学素质的发展目标写进了2016年3月1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到十三五末“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0%”的目标。4月18日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印发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并引起了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陈学雷等八名科学家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素质基准》的广泛而热烈的争鸣。
“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比“科学素质”内涵更丰富的概念，而且可以包容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我国法律法规、顶层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历来提的是“科学文化素质”。例如，我国《宪法》（2004年修正版）第十九条说：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科学文化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内涵国际上，对“科学文化”的多重涵义，Carols Vogt作了较为全面的解析。“科学文化”可以指：一，“科学的文化”（Culture of Science），其涵义包括：1）由科学而产生的文化；2）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二，“借助于科学的文化”（Culture through Science），其涵义包括：1）以科学作为手段的文化；2）赞成和支持科学的文化。
三，“为着科学的文化”（Culture for Science），其涵义包括：1）适宜于科学知识生产的文化；2）适宜于科学社会化过程的文化。
当前，我们需要超越对“科学文化”在概念层面上的讨论，进入到对“科学文化”可操作性的测度层面。国际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R. Shukla和Martin Bauer提出，国家“科学文化指数”（Science Culture Index,笔者按：相当于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法）包括“科技统计指数”和“公共理解科学指数”，后者包括公众掌握科技知识的状态、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程度、对科学技术新发现发明和创新的知晓程度，以及参与科学技术相关主题的活动状态（如参观科技博物馆）。
科学文化素质跟科学素质一样，具有一定的层次和功能。申恩从科学素质的功能角度，将科学素质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实用（practical）科学素质；公民（civic）科学素质；文化（cultural）科学素质。实用科学素质，指的是掌握某些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它们可以直接被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和健康；实用科学素质必须面向这些需求。
公民科学素质，指的是能够理解科学决策和与科学有关的决策其背后的科学问题，经过思索表达其民意，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文化科学素质，即对科学作为人类活动，作为文化现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科学素质调查要向科学文化素质调查转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已进行了九次，具有历史惯性，仍将继续下去。笔者认为，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应该向科学文化素质转型调查。很多学者和管理者已形成共识，现行科学素质调查的问卷、指标体系等必须进行修改，并进行了有关探索。而我国现行科学素质调查最突出的短板是“科学方法”部分。
因此，在充分借鉴国际上新近关于科学素质调查和关于科学文化调查的基础上，应该按上述科学文化素质五个维度，设计调查问卷，对我国公民科学文化素质进行试点调查（包括网络调查和电话调查）。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策，对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广大公民也具有提升自身科学文化素质的内在需求。
我国应启动面向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时代的《全民科学文化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49）》的战略研究工作，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提升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