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春雨。本文照片均由韩春雨提供
编者按：最近几天，中国生物学界沸腾了。其中有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也有年轻研究员、活跃的研究生，大家议论纷纷。近年国际上因为基因修饰技术而激烈争议谁应该得诺奖，而来自河北科技大学、名不见经传的副教授韩春雨的工作打开了新局面——不是说他会得诺奖，而是有可能他发明的基因修饰新技术会替代现有技术而成为最实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发现具有带来技术和产业变化的潜能。
令国人激动的是，韩春雨在河北科技大学条件不好、经费缺乏、人员很少的情况下做出的研究优于世界一流的麻省理工、哈佛、斯坦福。《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将韩春雨推介给编辑部，在此我们特别刊出专访，以飨读者。
今年5月2日，韩春雨与合作者的文章终于发表了——先被《科学》审稿小半年后拒稿，后历时9个月终被《自然生物技术》接收。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来自同行的邮件，但并不是每封都能及时回复。因为实验室人手有限，处理不过来那么多邮件，还望同行海涵。《知识分子》第一时间联系上了韩春雨，电话那端的他满是歉意。而此刻，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引起国内同行的热切关注，人们纷纷追问：“谁是韩春雨？”
今年42岁的韩春雨是河北科技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因为这篇新发表的工作“一鸣惊人”。简单地说，韩春雨团队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适合在人类细胞中基因组编辑，不同于已有最时兴的技术（CRISPR-Cas9）。后者通过RNA寻找替换序列，而新技术通过DNA作为介导寻找替换目标。NgAgo是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 Argonaute这一短语的简称。
韩春雨团队就是利用格氏嗜盐碱杆菌(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的Argonaute实现了DNA引导的基因组编辑，并发现NgAgo作为一种DNA介导的核酸内切酶，适合在人体细胞中进行基因组编辑。
Argonaute作为一个核酸内切酶家族，最早由荷兰瓦赫宁恩大学的约翰-范德欧斯特研究组证明这一家族的同源蛋白酶活，可以有效地利用单链脱氧核糖核酸作为短介质，去相对精准地切割基因组靶点。
范德欧斯特的这一发现开启了基因组工程的一个新篇章，因为之前的大多数基因组工程研究是基于RNA的（CRISPR-Cas9、TALEN等，锌指蛋白是基于DNA的但是没有实现可编码的优势），哈佛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系副研究员段昕认为，“这一进展给大家引入了一个新的思路去进一步改造”。目前世界各个实验室最为流行的基因编辑工具是CRISPR-Cas9。
从原理上来说，早期的DNA编辑技术是通过蛋白（如锌指蛋白）来寻找需要替换的序列，而Cas9则是通过RNA（引导RNA，即gRNA）来寻找替换的序列，由于比操作蛋白质简单得多，Cas9技术得以迅速被广泛使用。
但是，Cas9需要19个配对的碱基，并且要求在需要编辑的基因组上这19个碱基后面必须紧邻一个符合一定特征的三碱基序列（PAM序列），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gRNA的设计，而NgAgo–gDNA系统不需要PAM序列，拓宽了其设计范围。NgAgo结合24个碱基的gDNA，这比Cas9的gRNA（19个碱基）要长5个碱基，理论上其精确性要提高1024（4的5次方）倍。
DNA编辑相当于在一本书中的某个位置找到一个单词将它替换成另一个单词，并且要保证书中其它地方的单词不被替换。显而易见，如果替换的是the这样的简单单词，那么可能从书中找到多个地方，而找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这样的单词则不太可能找错。韩春雨团队的研究还发现，NgAgo–gDNA系统对向导序列-靶序列错配容忍度很低。
gDNA上任何一个碱基的变换都会降低NgAgo的切割效率，如有三个错配则使其完全失活。这在另外一个机制上提高了NgAgo使用的精确性，特别是一些富含GC序列的地方，NgAgo系统比Cas9系统效率更高。NgAgo的gDNA需要5’端磷酸化的单链DNA（5p-ssDNA），这种形式的DNA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几乎不存在，这保证了NgAgo不会被内源的DNA序列错误带到不该去的地方。
该系统的另外一个优点是5p-ssDNA是外源转化进细胞的，其时间和浓度可以非常精确地控制。而Cas9系统的gRNA是内源表达的质粒，难以精确地控制。韩春雨团队在论文中还介绍，与Cas9相似，Argonautes在基因表达抑制及抵御外源核酸中起关键作用。但是，Argonautes在许多方面不同于Cas9。
比如，Cas9只存在于原核生物中，而Argonautes在进化过程中保守，存在于几乎所有生物体中；尽管大多数的Argonautes结合单链(ss)RNAs，在RNA沉默中起重要作用，一些Argonautes却可以结合ssDNAs并切割靶DNA；正确的Cas9结合要求向导RNA必须有一个3′RNA-RNA杂化结构，而Argonaute结合则不要求特异的一致的向导RNA二级结构；Cas9只可以切割PAM上游的靶序列，而Argonaute不要求靶序列上存在特异的序列。
当Argonaute与向导序列结合时，它们可以影响彼此的生物化学特性，并作为一个整体起作用。“因此，从理论上说，NgAgo的脱靶率更低”，韩春雨告诉《知识分子》。1974年出生的韩春雨是石家庄人，他本科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这是一所位于石家庄的高校，也是他父母任教的地方。
1995年，韩春雨来到北京，先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后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接受博士研究生训练，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的他，并没有寻找教职，而是在协和的实验室继续一项关于“人类Bex2与LMO2相互作用、调节新型DNA结合复合物的转录活性”的研究，2005年该结果发表在《核酸研究》，韩春雨为第一作者，这篇文章也成为他科研生涯中具有标志性的成果。
2006年，32岁的韩春雨离开北京，回到了石家庄，在河北科技大学担任教职。十年后，韩春雨发表了他独立研究生涯以来最为重要的工作。韩春雨的研究方向是真核基因表达调控，特别是和肿瘤相关的基因，以及表观遗传相关蛋白，RNA的功能研究，例如，长非编码RNA的功能及其他。
近些年基因编辑技术，尤其是CRISPR-Cas9的不断完善，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生命科学领域，韩春雨的实验室也用上了CRISPR-Cas9这一工具，他本人也一直在关注基因编辑领域的进展，有过一些想法，但并没有下决心动手。
促使韩春雨真正动手的是2014年年初的两篇文献，其中一篇是范德欧斯特研究组发表在《自然》杂志的关于“DNA-guided DNA interference by a prokaryotic Argonaute”。这篇研究显示，TtAgo(Thermus thermophilus Argonaute)能以DNA为模板切DNA。
段昕介绍，范德欧斯特工作的局限性在于他们实验所需要的温度在65-75摄氏度，这使得很多实验不能在生理条件（哺乳动物在37摄氏度左右）下完成。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位研究员得知范德欧斯特的研究后非常兴奋。他判断，TtAgo可以发展为一个更简单的基因编辑工具，并产生了一个想法：哺乳动物中是否在特定时期或特定细胞中存在类似现象，比如决定细胞分化或抗体形成的过程。
不过，他的实验室在合成了人源密码子优化的TtAGO后，尝试了几次切GFP序列，却以失败告终。几乎在同一时间，韩春雨的实验室进展则十分顺利，“大概是两个月就有结果出来了”。段昕介绍说，韩春雨团队做的，就是进一步搜寻Argonaute的同源蛋白。
幸运的是，大量的已知大型测序数据给了他们很多有效的帮助，找到并进一步证明了来自不同菌株格氏嗜盐碱杆菌的Argonaute同源蛋白可以在生理条件下实现类似的功能。“韩的工作把系统进一步优化，而且使得短介导DNA的准确性和识别长度有了重大突破。”段昕说。之后，韩春雨一边向《科学》杂志投稿，一边和实验室的几个学生一起完善结果。
他说，当时文章最主要的结果是NgAgo确实可以做基因编辑工具，但“审稿人要求的比较完美”，来回审了小半年之后，“最后被拒了”。2014年秋天，韩春雨跟沈啸提起自己正在做的NgAgo的工作，提出了几个候选的工具。“这么好的课题和想法，我当然全力支持并加入了”，沈啸向《知识分子》回忆道。
沈啸是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研究员，此前他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前一年，与韩春雨合作了发表在《核酸研究》的论文。2003年博士毕业以后，沈啸在美国Emory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8年开始担任美国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的研究员科学家，2013年被聘为助理教授，2015年入选浙江大学“百人计划”。
在被《科学》拒稿后，韩春雨和实验室的学生继续补充实验，而沈啸在项目和实验设计上提供建议，他们发现了更多关于NgAgo的特性。“幸好NgAgo也比较给力，发现它是one-guide faithful的。”韩春雨笑着说。2015年6月3日，这篇仅有五人署名的文章的被投往《自然生物技术》，9个月之后，文章被接收，今年5月2日在线发表。
在整个生物界唯强大的CRISPR-Cas9马首是瞻的时代，韩春雨的这一发现引发了诸多媒体和同行的热情关注。有评论认为，“（如果）未来中国任何一所普通的科研院校都能出现这种激动人心的科研成果，那么中国的科研实力才是真正的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国内关注生物行业的媒体评价说，“该成果核心为一项替代目前通用的Cas9的基因组编辑新技术，这一成果打破了国际基因编辑技术的垄断”。
韩春雨表示对此评价不敢苟同，他认为，NgAgo–gDNA系统和Cas9都为基因编辑应用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和多样化的选择，各有各的用处。沈啸向《知识分子》表示，他对NgAgo可以取代Cas9的评价持谨慎态度，“最客观的说法是找到了新的基因编辑工具”。沈啸说，Cas9基因编辑系统有点复杂，每当把它某一个劣势用某种技巧修正后，使之特性更高、更有效，就会是一篇很好论文，每进行一个改良，就是一篇CNS的论文。
“大部分人包括一些科学家可能自然而然受一种权威的影响，Cas9太强大了，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Cas9上，想怎么磨这把刀，把它做得更好更漂亮。”正是因为Cas9太热，很多人就忽视了去寻找更好的甚至先天就可以规避这些问题的工具。前述北京大学的研究员告诉《知识分子》，2014年的时候，他们也在做TtAGO的实验，但部分因为依赖Cas9而放弃继续研究Argonaute。
“学生觉得不太靠谱，而实验室里其他人Cas9用得十分熟练，都觉得没有必要再换了，我也没有坚持，”他不无遗憾地说。韩春雨团队的工作已经证实了一个新的、有自己特点和优势的基因编辑工具，但是如何利用它，找到它更多的特性，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和韩春雨现在是非常非常急迫的心理，文章发出来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这项工作让大家知道了，坏事是大范围的竞争，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能赶上趟，继续做下去，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还能继续报道它，”沈啸说，国外的很多实验室设备条件非常强，“我们没法比，他们一上来做的话，很多东西会很快出结果。”无论是在微信圈还是海外华人的论坛，人们不约而同地将韩春雨和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的核心研究员张锋联系起来。
1981年出生的张锋同样来自石家庄，他以在基因编辑领域的诸多贡献而被人们所熟知，包括首次报告了CRISPR-Cas9在哺乳动物体基因组编辑中的应用，找到更小的Cpf1蛋白来替代Cas9酶。与韩春雨一直在国内接受科学训练、从事研究不同，张锋有海外学习的背景，更有在知名实验室研究的经历。
11岁那年，张锋随母亲到美国爱荷华州的得梅因定居，高中时就在一个基因治疗实验室实习，全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化学和物理学，期间跟随知名华人科学家庄小威做过研究，后来到光遗传学主要发明人之一卡尔·戴瑟罗特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参与到光遗传学发明的部分工作。在哈佛大学短暂地停留之后，张锋受聘于博德研究所，一个科研经费和研究人员都可以在美国排到前列的研究机构。
而在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验室，“离心机是‘飞鸽’牌，与国内自行车品牌相同，从0加速到12000转大概需要1分钟的时间，”韩春雨不无幽默地说。直到今天，韩春雨所在的的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还没有博士点，韩春雨实验室的学生都是硕士研究生。理论上，韩春雨每年可以招五六个硕士研究生，但是真正能够跟他一起专注科研的，也只有一两个人。
包括《自然生物技术》的这篇论文，跟韩春雨一起做实验的一共三个人，其中第一作者高峰两年前就从河北科技大学硕士毕业，那时NgAgo的主要结果刚刚做出来，高峰没去找工作，也没有申请博士，而是留在导师韩春雨的实验室继续工作，为了省钱，甚至睡觉都在实验室。这一情景与韩春雨当年博士毕业后留在协和继续未完成的科研工作有着惊人的相似。
高峰“韩实验室的工作是很了不起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饶毅实验室研究生张翼评论说，“他们唯一的生物信息学工具可能是NCBI-psiBLAST，他们的Argonaute都是从菌种库买来的菌里面克隆出来，根本没有花钱合成基因。
”即使是在这么艰难的工作环境下，他们不仅找到了NBT文章中报道的NgAgo，还找到了（他们专利里报道的）一大堆别的Ago，都具有在低温（10-50摄氏度）下结合5p-ssDNA，造成靶DNA双链断裂的能力。
很多人对韩春雨能够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下取得开创性的工作感到惊讶，但是他的大学同学、河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徐小冬告诉《知识分子》，她对韩春雨能够做出现在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奇怪，虽然韩春雨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但是也受到了很好的专业科学训练，她认为，对一个受过专业科学训练的科研工作者来说，占用资源的多少并不会决定他是否能够做出很好的工作。
“他这个人蛮有个性，从来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人，他能够坚持一些东西，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敢于表达自己，挑战威权……投稿能够较这么长时间的劲，说明对自己的工作很有自信。”徐小冬说。如今，面临四面八方涌来的合作邀请，韩春雨统统交给沈啸来处理。“他见识广，也是一个好的合作者……我主要在实验室干活，而且我也喜欢这样的生活。”韩春雨说。
近年来，Type II CRISPR系统（以SpCas9为代表）的应用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工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科学界仍然在寻找和发展更灵活可用的CRISPR衍生系统，例如能造成更复杂的核酸替换(dCas9-AID)，核酸单链剪切(dCas9 nickase)和粘性末端剪切(Type V CRISPR, CpfI)的CRISPR衍生工具。
同时由于CRISPR系统的种种技术和商业上的局限性，科学界也在寻找其它可用的类似核酸酶系统。韩春雨等的工作，是在2014年和2015年John van der Oost组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了一步。van der Oost是一位微生物专家，他参与了CRISPR系统机理的最早研究，也参与了Type V CRISPR系统的发现。
2014年，van der Oost组首先报道嗜热细菌T.thermophilus的Ago（TtAgo）具有在5’磷酸化小DNA片段（guide ssDNA）引导下切割靶DNA的能力。2015年，他的实验室又报道嗜热古菌P.furiosus的Ago（PfAgo）也具有类似能力。
Argonaute蛋白家族在高等生物RNAi过程和表观遗传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直很热门，也正因此很早之前就有许多结构生物学家扑上去做结构。由于高等哺乳动物的Ago结构一时半会很难做完，就先搞出来了一堆低等生物的Ago结构，其中就有前面说过的TtAgo和PfAgo，早就知道它们能结合guide ssDNA，结构也很早就做清楚了，只是不知道后面居然还能有这种用处。
以前RNAi热门，大家都去做切RNA的实验，现在CRISPR热门，大家都去做切DNA的实验。与这个逻辑类似的，2016年四月Doudna组报道在某些CRISPR操纵子，比如细菌M.piezophilla的CRISPR operon里，并没有Cas核酸酶，但存在Argonaute编码序列。
由于Argonaute是已知的携带RNAseH结构域，具有核酸酶活性的蛋白，他们猜想这个Ago可能跟本来应该在那的Cas9起的作用差不多。后来他们发现这个MpAgo是个使用5’羟基化小DNA片段，对单链靶核酸（DNA/RNA）进行切割的奇怪的酶。所以结合5’p DNA的Ago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十年前就知道），靶向DNA的Ago本身也不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两年前就知道）。
其实之前这些工作，在科学角度上来说都跟韩春雨等的工作意思比较接近了，但是问题是之前找到的TtAgo, PfAgo，包括Doudna组报道的MpAgo，来源都是嗜热菌，生境决定了它们只能在65摄氏度以上进行反应，无法应用到哺乳动物细胞系统。所以从工程上来说这些都是没有用的，需要应用的话一定要用工程手段。韩实验室的工作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很缺经费，这个看得出来。
他们唯一的生物信息学工具可能是NCBI-psiBLAST（只需要复制黏贴就能进行），他们的Ago都是从菌种库买来的菌里面克隆出来，根本没有花钱合成基因。就在这么艰难的工作环境下，他们用勇气和坚持，作出了令人钦佩的工作，不仅找到了NBT文章中报道的NgAgo，还找到了一大堆别的Ago，都具有在低温（10-50摄氏度）下结合5p-ssDNA，造成靶DNA双链断裂的能力。
NgAgo切割靶DNA的效率，比SpCas9切割效率要高；NgAgo脱靶的概率，比SpCas9低；而且NgAgo不需要PAM motif作为前置，这样设计切割位点的时候可以随便设计；NgAgo的尺寸也不大，只有2k多一点，比SpCas9小。更重要的是，DNA-DNA duplex的特异性远比RNA-DNA duplex高。他们工作本身是很扎实，结果也做得很漂亮。
这个工作不但拓展了Ago的生物化学（之前没有过这样的用一条guide ssDNA就可以造成DSB的酶，而且NgAgo会随机的在切开以后去掉1-20个碱基），也拓展了Ago的生物学。比如藻类的Ago也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以前可能想不到的。跟CRISPR系统类似，Ago蛋白家族的进化也很复杂，不仅在真核有，在藻类，古菌和细菌里都有。
真核的Ago来源是古菌，但是在更底层的物种里面，Ago在各物种中跳来跳去，有很多横向转移。实际上，在这些宿主物种里，经常有DNA的横向转移。分子生物童工们都很熟悉的感受态，对于很多菌来说可能就是个常态。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寄生性的DNA，比如转座子和病毒，对宿主制造的压力是很大的。具有横向转移能力的菌，也很容易通过横向转移来接收Ago operons。
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进化出使用5’p ssDNA guide的site-directed nuclease，作为宿主天然免疫系统的一部分。事实上，TtAgo最早发现的生物学意义就是使宿主能区分正常种内交配传来的DNA和未知来源的外源DNA（2014年Swarts等，Nature；2015年Blesa等，J.Bacteriology）。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很快发现更多具有类似能力或者更奇特能力的Ago蛋白，比如使用特殊的金属离子，使用特殊的5’修饰结构，等等。甚至类似Cas9，使用RNA guide来切DNA，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有时候可能通过猜也能猜出点东西，比如看Ago结合核酸区域的电性，或者就直接看这个宿主菌的生境里面都有什么病原体，说不定都能有有趣的发现。
说实话这类工作的进步，首先有赖于基础微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其次依赖于小科学风格的经费支持。对于韩组来讲，最困难的时刻肯定是过去了，问题是还有多少有潜力的组没有被支持。至于说NgAgo能不能应用到转化领域，这几乎是一定的，因为基因编辑的市场太大。一定会有无穷多的人扑上来打结构，发文章，申请经费。现在即使不好用，修一下就会好的。
何况既然细菌能进化出使用5’p ssDNA的酶，就一定有一个生产5’p ssDNA的办法，研究清楚就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