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素来有“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的文化：中国人无论是亲朋聚会还是红白喜事，都爱摆上几瓶白酒；日本人上了酒桌就容易酩酊大醉、流露真情；韩国人则喜欢在下班后一家又一家地转战酒馆，好像不把所有酒都喝一遍就不过瘾。邓小平曾经让基辛格领略过“酒文化”的魅力，当讨论到能源与原料危机时，酒桌上的基辛格甚至调侃道，“我想我只要喝了足够的茅台，我们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经常作陪公务饭的朋友，对上面的套路应该不会陌生。谈商务？谈贸易？先把酒满上，一切都好说。在我们的经验中，酒桌上似乎更容易达成合作。近日，发表在期刊《经济行为与组织》（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上的一项研究，便首次为上述经验找到了科学证据。
该研究的作者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张吉鹏副教授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欧柏雄（Pak Hung Au）助理教授。他们发现，小酌之后，人们在博弈中会更愿意与他人合作。研究者设计了一个博弈，用来模拟现实中的商务洽谈情境。在该博弈中，两名参与者随机匹配，他们每个人在博弈前都能随机获得1～10美元（初始资金）。接下来，他们要考虑是否拿出自己所有的资金，合作投资一个公共项目。
如果达成合作，那么两名参与者所投资的总资金将增加20%（投资增值），并平均分给他们俩（投资分红）。然而，如果其中任何一方拒绝合作，则该轮博弈结束，双方维持自己的初始资金。在这个博弈中，理性的策略是当自己初始资金较少时选择投资，而当自己初始资金较多时不投资。实验在南洋理工大学内进行，研究者总共招募了114名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他们须年满21周岁，并且身体条件允许摄入一定量的酒精。
实验用到的啤酒都装在一个无标签的塑料杯中，其中一部分学生被安排在酒精组，他们在博弈前需要喝一听量的高浓度啤酒（酒精度8.8%，市面上常见啤酒的酒精度为3.3%～3.8%）。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作为非酒精组，他们只需要喝一听酒精度微乎其微的啤酒（酒精度在0.5%以下）。在学生喝完啤酒后，每个人都要进行20轮博弈，研究者会随机抽取2轮博弈的结果作为学生的实际报酬，以此激励他们认真考虑自己的决策。
除了完成博弈外，学生还要进行一项有关利他倾向（altruism）的测试，以及另一个有关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的测试。因为有研究提出，饮酒之后人们可能会变得喜欢带风险的博弈，也愿意在交易中“成人之美”。因此，设置这两个测试，研究者便可以检验利他与风险态度的改变是否在“饮酒—合作”这对关系中发挥了作用。
从总体上看，喝了高浓度啤酒的学生要比非酒精组的学生更倾向合作，他们在博弈中选择投资的次数要多一些。为了拿出更可靠的证据，研究者还对个体的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在考虑了初始资金以及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饮酒历史等个人因素后，研究者发现，饮用了高浓度啤酒的学生，其合作次数平均要比非酒精组学生多9.29%～14.9%。
由于合作能实现投资增值，因此这些酒精组的学生在博弈中也能挣更多的钱，可谓是最后的赢家。张吉鹏教授得到的结果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一致：喝酒后容易达成合作。然而，酒精组和非酒精组的学生，利他与风险态度却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这两个因素在“饮酒—合作”之中并没有什么作用。张吉鹏与欧柏雄在借鉴行为经济学大师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的经典理论后，对他们自己的结果提出了一种新解释。
由于博弈中充满了未知，因此决策者需要尽可能地收集信息以供自己决策，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便是对手的行为表现。具体到上面的实验中，学生首先需要考虑对手的初始资金是高还是低，进而判断对手是否会选择合作。然而，饮酒会干扰学生“抓取”对手信息的过程，使得他们高估对手合作的可能，因此自己也倾向于合作。对于实验结果，研究者的解释是，由于酒精干扰了决策者收集和评估对手的信息，因此反而促成了合作。
不少人都有过酒桌上办事的经历，对很多人来说，喝酒不仅能营造一个轻松融洽的氛围，还能够迅速拉近大家的距离，正是在这些社会因素的“润滑”下，事儿才好办成。那么，这些因素是否会干扰实验结果呢？答案是否定的，张吉鹏教授的研究是在实验室内进行，而且博弈双方均为匿名随机配对，啤酒也是在博弈前就喝完了。因此，实验中并没有掺杂多少社会因素，饮酒自身就能提高人们的合作倾向。
虽然研究发现，小酌之后人们更可能拿出合作的姿态对待伙伴。但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在实验中摄入的酒精量仅仅是中等水平（大致为2.5听普通啤酒的酒精量，约30克），因此我们可以说，适量饮酒有利于彼此合作，而不可将结论贸然推论至放歌纵酒上。就目前而言，过度饮酒会损害神经系统，抑制大脑感知觉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进而会导致逻辑思维能力下降，出现决策困难。因此，如果喝酒喝过头的话，其对经济决策将是百害而无一利。
适量饮酒虽然可以促进合作，但它不应成为我们醉酒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