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年前，马里昂·奈斯德（Marion Nestle）终于受够了营养学研究的糟糕现状，她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无论在哪儿，她总能看到刺眼的利益冲突。“我只需要看看标题，就能一眼看出来哪些营养学研究是由业界资助的。”这位纽约大学教授如是说，“实在是太明显了。
”奈斯德总能看到许多名字扎眼的研究论文，比如“康科德葡萄汁、认知功能和驾驶表现”（康科德是一个葡萄品种），还有“食用核桃之于糖尿病易感者的影响”。这些研究都是由食品业界赞助的——前者由一家葡萄汁生产商赞助，后者则是核桃种植者。这类文章往往都会就自己研究的食物得出积极正面的结论。长期从事营养学研究的奈斯德十分清楚，很少会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某种特定食物对人类的健康能产生如此神奇的影响。
诚然，健康的饮食习惯确实可以给人带来积极的影响，但是独立研究者很少发现，某种单一食材——比如核桃——能像之前那篇研究里说的那样，帮人摆脱糖尿病的困扰。奈斯德的发现并非个例，而是一条普遍的规律。由食品业界赞助的营养学研究，远比其他研究更有可能得出支持该产业的结论。——与其说是科研成果，不如说它们更像推广营销。企业赞助食品研究这问题大了。
于是，奈斯德决定把这个问题细致地记录下来：她在自己的博客“食品政治”（Food Politics）上追踪了所有她见到的由食品业界资助的食品和营养学研究。她还特别统计了得出阳性结论（有利于资助者）的研究数量。她到目前为止的发现已经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她分析的168项由食品业界资助的研究中，156项研究都得出了有利于资助者的结论，这超过了总数的90%。奈斯德提醒读者，她的记录当然并非完备。
可能也有很多由业界赞助的食品研究并未得出支持赞助者的结论，但是她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记录在案。她的调查也可能出现错误，需要通过更细致的同行评议进行修正。不过，奈斯德也并非第一个发现这类问题的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很多营养学研究者都曾对本领域的利益冲突问题大发牢骚。其他很多领域（例如医药）已经开始采取保护措施，防止业界对科研产生不当影响。相较之下，营养学远远落在了后面。
奈斯德的发现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例如，一项针对含糖饮料研究进行的综述分析指出，独立经费的研究往往发现喝汽水与不良健康后果相关，但是饮料生产商赞助的研究却不太可能得出这样的相关性。还有研究者调查了206份关于乳品、软饮料和果汁对健康影响的研究论文。其中，那些由饮料公司资助的研究更有可能得出这些饮品对健康有益的结论，它们得出正面结论的几率是其他研究的4~8倍。
“我认为这不利于营养学研究，也有损公众对营养科学的信任。这是误导。”奈斯德说，“这是市场营销，不是科学。”我拿着奈斯德的记录，询问了好几位在食品和营养学领域工作的研究者。他们都承认，奈斯德谈到了点子上，这是一个在圈内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营养学研究领域，利益冲突问题会一直存在？资金需求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现在，政府为营养科学提供的研究经费相对不足，余下的大量资金空白让食品公司和产业团体得以介入，填补空缺。“如果你看看美国国立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for Health）提供的经费数额就会发现，除去通货膨胀的影响，在过去10年里为研究提供的资金其实减少了。”哈佛医学院医生、研究者杰森·布洛克（Jason Block）说。
“在这个领域，有很多人没法给自己做的那类研究争取到政府资助，所以他们转向了别处寻求资金。”另外，传统的力量也不容忽视。“营养科学一向与生产商关系紧密。”荷兰营养学研究者马提金·卡坦（Martijn Katan）告诉我，“研究成果跟生产商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食品公司有足够的动机推动营养学研究。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规定，任何厂商想印在包装袋上的健康声明，都必须得到科学研究的支持。
因此，食品行业特别热衷于资助科学研究——而且是那些能帮他们获得收益的研究。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就是一种腐败现象。食品公司为了得到满意的结论而付钱给研究者，然后研究者根据他们的期望修改自己的结果。但真实情况往往更加微妙。一般来说，跟业界合作的研究者都是不错的研究者，他们打心眼儿里相信自己的观点，甚至可能还有充分的理由来和企业合作。
但问题在于，业界资助可以抬高某些少数派观点，让它们看上去就像主流观点一样。比方说，《纽约时报》去年通过一系列报道，揭露了一个有可口可乐公司背景的集团正在暗地里资助部分研究者。这些研究者认为，过多热量摄入与肥胖的关系不大，锻炼才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接受了资助的研究者都是不诚实、昧着良心说话的。
但是在整个研究圈里，他们只代表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多数健康和肥胖领域的科学家认为，热量摄入比锻炼影响更大）。卡坦说，这种现象在食品科学领域实在太普遍了。某些观点更受青睐，因为它们更有可能拿到业界的资金支持。某些问题也更吸引研究者探索，因为业界对它们更感兴趣。比如，已经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女性饮酒（即使只是少量摄入）会增加乳腺癌风险。但是，卡坦说，酒类行业没什么兴趣赞助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
业界更愿意赞助科学家研究酒精摄入如何“降低心脏疾病风险”（支持这一结论的研究相当多，但这不是事实的全貌，另外也有研究对这种酒精的“益处”提出了质疑）。还有些业界资金流向了不必要的地方，被用来重复证明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比如水果和坚果对健康有益。这也意味着，真正的营养学谜题被人们搁置一旁。
我找到了一位跟业界关系紧密的研究者，美国新奥尔良市的心脏病学家卡尔·李维（Carl Lavie），请他谈谈这个问题。他承认：“业界更希望赞助那些对他们的产品没有偏见的研究者。”换句话说，对食品制造商最有利的观点可以吸引更多研究经费，也更有可能传到我们的耳朵里。“长期来看，”卡坦说，“这么做最大的危害是损害了科学的信誉。短期来看，这意味着有些人会吃下太多的黄油和奶酪，让人们远离汽水饮料也会更花时间。
”医药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利益冲突问题。但是卡坦说，以前发生的几次重大丑闻已经敲响了医药学研究者的警钟——存在利益冲突的研究曾经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甚至导致了患者的死亡。虽然还远不完美，但是医药研究领域已经采取了很多举措，尽可能减少偏倚、提高透明度。他们设置了若干临床测试注册机构（比如ClinicalTrials.gov）。
当然还有“阳光法案”（Sunshine legislation，即“信息自由法”），要求制药公司和医疗设备公司公开他们赞助的所有医生的信息，还有他们资助的研究内容。哈佛医学院的杰森·布洛克（Jason Block）说，营养学研究者也应该采取这类办法。“业界应该完整公开他们的资助名单。在开始观察性研究时，研究者应该向公众披露主要的结果指标和假设，就像ClinicalTrials.gov做的那样。
”奈斯德还提议，业界甚至可以把研究经费集中在一起，然后指定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审查研究计划。她的提议与另外两位公共健康研究者不谋而合。他们最近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辩论文章，文中提到，“过往的规律证明，生产者消费税、执照费，以及法定强制性供款（脱离行业控制，独立筹措资金并进行管理），最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增加透明度，减少利益冲突。”到目前为止，营养学界还未曾像医药研究那样面对大规模的公众监督。
但有迹象显示，情况正在慢慢变化——特别是在一些大型调查发表之后，比如《纽约时报》针对可口可乐和肥胖问题进行的系列报导。在《纽约时报》披露内幕之后，这个饮料公司出乎意料地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了他们在过去5年资助的大部分研究者和卫生机构（不过名单底部指出，这里隐去了部分未允许公司公布他们数据的受助者）。在我采访的所有研究者里，没有一位提出我们应该禁止业界资助食品和营养学研究。
不过，他们希望看到更多人正视这个问题，希望对业界赞助的研究进行更加细致的审查，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来控制利益冲突。“问题并不在于科学研究的质量。”奈斯德解释说，“这些研究都遵循了严格的科学原则。但是哪里出了错？可能在于他们提出的研究问题本身，也可能在于他们对结果的解读，给中性的结果也赋予了积极的解释。”而这对科学研究和公众健康都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