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4日，加州帕罗奥图，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警车的呼啸声打破了星期天早晨的寂静。九名学生的家门突然被敲开，踏出房门的他们被指控武装抢劫，在邻居惊愕的围观中被当场上铐并逮捕。他们被押送到警察局，记录下指纹和入案照，然后剥光衣服，搜身，剃头，喷药除虱，换上不合身的囚服，带上脚镣，转移到附近一幢楼地下室里三人一间的监狱。二十世纪最受争议的一次心理学实验，就是这样开始的。
实验很轻松地得到了斯坦福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还拿到了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资助。但无论是实验的审批方、资助方还是设计者，都对接下来六天里会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准备。首批参加实验的十八人随机分配为两组，九名囚犯当然是清白无辜的，是同意参加被试的学生；九名狱卒也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站在牢房外，身穿制服，手拿木质警棍。
所有指标都显示他们在各方面完全正常，只是身处斯坦福地区、希望参加实验并拿取每天15美元报酬的本科生而已。
然而，实验者记录下了这样的场景：“……当我们看到狱卒强迫囚犯做俯卧撑时，我们起初认为这种惩罚对监狱而言不合时宜，太幼稚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俯卧撑在纳粹集中营里是常用的惩罚措施……我们实验中有一个狱卒会踩在做俯卧撑的囚犯背上，或者强迫其他囚犯踩或坐在背上……”
“……三间牢房之一被设定为特殊牢房，参与叛乱最少的囚犯被转移到这里并享有特权，可以拿回他们的衣服、床，而且可以刷牙……但很快，狱卒把几个‘好’囚犯转移到‘坏’牢房，‘坏’囚犯转移到‘好’牢房，囚犯完全困惑了，叛乱领袖开始怀疑好牢房里的是告密者，信任被破坏了。……我们的顾问后来告诉我们，真正的监狱里也使用类似的技巧来破坏囚犯的联盟……狱卒通过令囚犯之间相互攻击来避免自己被攻击。”
就在短短六天时间里，这些普通学生重新发明了全套的惩罚措施：半夜唤醒，强迫背诵囚犯编号，禁止清扫便桶，强迫俯卧撑，没收床垫，没收囚衣，关禁闭。当然还有使用警棍和灭火器殴打。这一切都发生在斯坦福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里，都发生在再普通不过的大学生之间。
而入戏的人，甚至不仅仅是那些警卫。“唯一不肯和牧师说话的是819号，他想见医生。……和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崩溃了，歇斯底里地哭泣……我取下了他的脚镣，告诉他到旁边的房间休息，说我会去拿些食物来并叫医生。
“但就在这时，一个狱卒把其他囚犯拉到一起，让他们大声重复：‘819号是个坏囚犯。因为819号，我的牢房变得一团糟，狱警先生。’整齐划一地重复了十几遍。
“回到屋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男孩在无法遏制地抽泣……我对他说我们离开吧，他拒绝了。他流着泪说他不能离开，因为其他人认为他是坏囚犯，虽然他身体不舒服，但是他还想回到牢房里证明他不是。
“这时我说，‘听着。你不是819号。你是[他的名字]……我是一位心理学家，不是典狱长。这不是真正的监狱。这只是一个实验，这些都是学生，不是囚犯，就像你一样。我们走吧。’他突然不哭了，抬头看着我，就像刚从噩梦中醒来的小孩一样。他说，‘好，我们走吧。’”
发生了什么？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实验的设计者，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教授菲利普·津巴多，终于觉得自己有了初步的回答。
今天的津巴多因为很多事情而著名：他是《心理学与生活》、《津巴多普通心理学》等多本著名教材的作者，进行了害羞、时间观、军事文化等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卓越研究，领导着名为“英雄想象”的公益组织，出版了诸多学术著作，最新一本《雄性衰落》刚刚由湛卢文化引进，前不久来华并在新曲线出版承办的活动中发表了名为《从恶魔到英雄之路》的演讲……但是人们说起他，最常想到的还是那个四十年前的实验——它被命名为“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津巴多的学术生涯，他对制度和人性的探讨，他赋予社会沟通的意义，确实都和那次实验无法分割。
科学人：这个问题肯定已经有无数人问过了，不过你愿意为我们的读者讲一下，这个实验是怎么开始的吗？
津巴多：我的实验其实是几年前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后续。米尔格拉姆实验展现了环境的力量——能让好人去做坏事。
米尔格拉姆服从权威实验最初是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63年发表的。实验中，被试以为自己扮演的是教师角色，对回答错误的“学生”给予电击（实际上并没有真的电击）。随着电压逐步增加。由演员扮演的“学生”会做出许多表示痛苦的动作，但是一旁的实验人员严词命令被试忽略这些动作，继续电击。
每一位被试都表现出了种种不安，但是有65%的被试一直把电压增加到了最高档——450伏。
他的实验都是关于一个人面对一个权威的压力时屈服的。但是我的感觉是，那样的事情其实不常发生。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之所以做坏事，是因为他们在扮演一个角色。他们是工头，是老师，是祭司，他们身处角色场景之中，是场景推着他们走向负面的结果。我的研究就是关于场景和体制的力量。我把好人放进了坏的场景——监狱；他们面临的是我创造的这整个体制。但是米尔格拉姆实验和我的实验，都描述的是环境对人施加的力量。
科学人：这个实验原定两个星期，但实际上仅过了六天就提前结束了。它是为什么要结束的呢？
津巴多：我们选择的都是正常、健康的大学男生，我们做了心理测试和生理测试。但仅仅过了36小时，就出现了第一例精神崩溃。到我终结实验的时候，有些人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应激反应，不得不去就医。完全失控了。所以我们提前结束。
科学人：但即便如此，似乎还是太晚了。这是不是和你亲自扮演典狱长角色有关呢？
津巴多：这是我犯的错误。这个实验真正的执行者只有我自己和我的两个研究生，人太少了，不足以维持二十四小时的监控——因为总得有人睡觉。实验需要有人录像，有人提供食物，如果囚犯出现了精神崩溃需要有人提供医护，大部分时候只有一两个人能真的观察和记录。而我还希望创造一个真实的环境，所以我会允许家长来探监，有假释听证会，有监狱牧师，有警察，诸如此类。我得管理这一切，所以我犯了错误：我自己扮演了典狱长的角色。
一旦我在客观研究者之外还扮演了这个角色，我的判断力就被扭曲了。我的确是在阻止狱卒向囚犯施加肢体暴力，但是我没有阻止他们采取心理暴力。如果我还能维持客观研究者的视角的话，在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囚犯崩溃的时候我就会终止实验了。
科学人：最后你是不是有一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这个实验已经偏离了方向？
津巴多：是的，有这样一个瞬间，那就是来自我从前的研究生，克里斯汀娜·玛斯兰。她早先在斯坦福曾是我的研究生，六月份已经毕业了。实验开始的时候，她在伯克利刚刚开始她的教授生涯。我们在约会，刚刚搬到一起住，正准备结婚。我们的打算是，先同居一年，看看彼此能否接受。
那个星期四的晚上，我把她叫来地下室，因为按照计划她会参与采访所有的被试狱卒和囚犯。那是晚上十点钟，狱卒押着囚犯排队上厕所，给他们头上罩袋子，锁链锁着他们的腿，推推搡搡，大声斥骂。我呢，我已经逐渐地适应了这样的恶，这在我看来只是每日观察记录上的一个对勾而已：十点钟厕所时间。我对她说，“嘿克里斯汀娜，看看这个，多有趣。”而她却开始哭泣，转身跑出了门口。
我追了上去，在心理系楼门口我们争吵了很久。她说了大致这样的话：“你变了。你所创造出来的场景已经改变了你自己。这些人不是囚犯，他们是我们的学生；他们正在受苦，而你要为此负责。”但我还是在试图说服她，这是一项强有力的心理学现象展示。
最终她说，“我已经不能理解你变成了什么，我不喜欢我眼前看到的这个人。如果这真的是你，那么我不想再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持续下去了。”这就是那个瞬间。她在说，你已经不是那个我爱上的人了，如果你已经改变了这么大，那么我要离开你。她在说，我宁愿放弃一项事关终身的关系承诺，除非你醒悟过来。她始终没有说“你必须终止实验”；她只是在那一瞬间让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改变。第二天一早我就终止了实验。
科学人：如果今天的你重新做一遍斯坦福监狱实验，你会怎么设计呢？
津巴多：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实验呢？最重要的当然是训练狱卒让他们学会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囚犯，而非野蛮和施虐。每一个狱卒都该接受这样的训练。大部分国家的狱卒几乎没有经受过任何心理学训练，也就没法应对这些问题——狱卒和囚犯的关系，典狱长和囚犯的关系，这都是心理问题。如果囚犯想杀死你，你要怎么处理自己的恐惧？要怎么应对监狱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
这本来应该是狱卒最基础的训练，但是大部分狱卒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只接受了肢体上的训练，怎么给囚犯戴手铐，怎么穿拘束衣，等等。
所以我们认为，全世界的狱卒都应该更加了解监狱中的心理状态，监狱意味着什么，身为狱卒意味着什么。如果重做实验，我们会用原来的实验做对照，现在我们有另外一组狱卒，会接受比方说我的完整训练，用积极心理学，接受同情心训练。这会带来什么不同吗？他们会更人道吗？虐待会更少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用在真正的监狱训练中。
科学人：所以其实这一次，你的目的是要改善监狱的面貌。
津巴多：当年实验之后不久发生了很多事情。就在实验结束的那一天之后，旧金山附近有一所大监狱——加州圣昆丁州立监狱发生了骚乱，有一位犯人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在暴乱中死亡，他是一位著名黑人社会活动家，人们都说他是被狱卒谋杀的。又过了三个星期，东海岸这边，纽约州的阿提卡监狱被暴动的囚犯占领了。
所以那些日子里监狱是全美的热门话题。我受邀前去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参加听证会，面对国会委员会讲述监狱的状况。我给他们提供的建议里有很多是来自我的研究。我列出了十五条监狱现在就应该做的事情，让监狱变得更有效、更人道，让囚犯能得到重新教育而不是单纯地被惩罚。虽然大部分人并不想接受外来的批评，但是还有不少监狱接受了的，比如美国的所有军事监狱都学习了我们的建议。
科学人：你有计划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吗？
津巴多：事实上我向斯坦福提交了申请的。他们说，除非你能担保结果是正面的，不然不能让你去做。但是如果能事先担保结果，还要研究干啥啊？
科学人：而你觉得这样的要求太严格了。
津巴多：是的，我觉得这样完全讲不通。伦理委员会其实是可以给予“暂时性许可”的，比如说让你先做一天，先用五个被试，看看结果如何，再决定是否继续。它不需要是一个全或无的问题。
不过他们大概也是被第一次实验吓怕了，当年委员会根本想象不到会出现这样恐怖的后果，我也想象不到。那时所有人觉得，这就是一群孩子在玩警察抓小偷啊，斯坦福一个地下室而已，能怎样呢？当时委员会甚至还提了个意见说，这个地下室只有一个入口，万一起火了有危险，你们需要一个灭火器。结果警卫用这个灭火器作为武器来惩罚囚犯。
科学人：在这么多年的研究之后，能不能说，我们终于知道何为坏人何为好人了呢？
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一书里，我讨论了纳粹战犯艾克曼的例子。他屠杀了上百万无辜的犹太人，可是当他面临审判的时候，看起来完全就像是个普通人一样，和你我的叔叔伯伯简直没有区别。坏人其实并不是一看就知道是坏的。我想反过来说，英雄也不是一眼就是能看出来的超级英雄，不是武士或者将军，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刀剑。
让我们改变一下英雄的定义吧，英雄就是普通的人。有些人说“英雄是特殊的人，所以他们能做出特殊的英雄之举”。我说，不是的。恰恰是因为他们做出了英雄行为，所以才成为了英雄，就像克里斯汀娜·玛斯兰那天所做的那样。
科学人：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中国的一个热门事件：有一位姑娘在酒店的走廊里面临暴力威胁。网上有很多关于旁观者能够做些什么的讨论。面对这样的场景，怎样才能让旁观者伸出援手成为英雄呢？
津巴多：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每时每刻，都有人会面临紧急状况。女性遭受的袭击和虐待尤其之多。心理学文献中讨论了所谓的旁观者效应：如果有多于一个的旁观者在场，人们往往就不会帮忙，只会相互看着。如果没有人站出来，那么此刻的社会“常态”就是没人帮忙。这就像是有人在你的手上绑了锁链一样，什么都做不了。
我创立的“英雄想象计划”（Heroic Imagination Project），就是要推广这样的概念。要意识到旁观者效应的存在，意识到无论是在怎样的紧急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会什么都不做。但是与此同时，只要第一个人伸出手，其他人就会加入进来。你的任务就是成为那第一个人，成为英雄，去做点什么。你不需要做任何危险的事情，不需要冲上前去，但是总要做些什么的——比如呼救叫警察，“救命！这里有位女士需要帮助！
”
这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想“我们能做什么”。2003年，美国曾有过这么一个案例：一场摇滚音乐会，表演时安排在舞台上放焰火，结果把舞台周围的隔音层点燃了。但是很多人的死因不是燃烧和爆炸，他们是在大门口踩踏挤死的——就在他们进来的那个入口。实际上那个音乐厅有好几个紧急出口，但是在危急情况下人们都变成了小孩，他们只记得自己进来的那个主入口，只会往那里跑。
这时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大喊，“不要集中在那里，到我这里来！”但是，没有人说话。在紧急状况下，人和人之间没有相互交流。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踩踏死掉；而懂得旁观者效应的存在，你就更有可能想到这一点。
科学人：你的新书《雄性衰落》中认为电子游戏和色情作品正在影响男性的社会沟通能力。你能说说这个观点的依据吗？
津巴多：作为社会心理学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应该形成紧密的社会联系。我们应该有很多朋友，有男有女，应该能舒适地彼此交流。任何对此产生消极影响的事情都需要改良。我研究人们为何会害羞，因为如果害羞的话我就没办法和你说话。我会觉得你在审视我，会拒绝我。我想邀请她去跳个舞，但我做不到——问一句话的事情，就是说不出来。害羞令你无法建立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年轻男性从很小的时候就在互联网上花了太多的时间，他们在社交沟通方面没有获得任何练习机会。社交沟通需要很多相关的技巧：学习如何把想法转化成语言，如何根据听众的不同而改变表述方式，如此等等。我必须判断出我在说什么，你在有怎样的回应。我必须知道你点头意味着继续，你眼神漂移意味着无聊，等等。
两个人沟通的“算法”简直有成百上千的规则，学习它的仅有的方式就是看别人交流（你的父母），或者自己练习。
但今天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练习的机会，因为他们宁可呆在自己屋子里打游戏，上网，看电影，还有色情产品。全世界范围内，太多的年轻男性放弃了社交，用虚拟世界取而代之。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暂时的阶段，而是长期的现象，因为游戏公司已经成为了相互竞争的超大企业，每个月都在竞相开发新的产品；色情产业的规模更加巨大，每一天都在输出更加诱人的产品——而历史上头一回，它是免费的了，一天24小时都可接触，甚至没有什么机制阻止未成年人去看。
科学人：但这个问题在男性上更严重？
津巴多：所有证据都表明，男性花在游戏上的时间至少是女性的五倍。色情作品也是，男性比女性多得多。游戏和色情几乎都是由男性制造、被男性消费的，大都是关于支配、战争和毁灭的。当然会有越来越多的游戏，也会有一些游戏是面向女性的，毕竟也是成百上千万人的大市场——但现在而言，游戏是在迎合男性的心理。而我觉得，太多的年轻男性为游戏放弃了和别人的交流。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场景，是年轻男性宁可每晚独自在屋里连续几小时打游戏，间以色情产品。这些人始终不会去练习社交沟通。这样的唤起过程，有一点就像是药物成瘾一样：游戏必须不断变化才能维持刺激。成瘾的特点是，我觉得成瘾物质比什么都好：上课的时候我宁可闭上眼睛想象游戏，和女性交谈的时候我宁可闭上眼睛想象色情作品场景，等等。全世界范围内男生在学校的成绩都出现了糟糕的倾向，远比女生严重。
因此，游戏和色情根本的问题在于花费时间过多和社会孤立。每天打10小时游戏，这些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成了一 个单纯的消费者，没有创造。没有读书，没有写作，没有接触自然，没有和人交流，没有锻炼。不再创造，只剩消费，这非常可怕。更糟糕的是现在还有了游戏竞技。最近我去了一趟波兰，六万人到体育场去观看十个人争夺电竞冠军。你在付钱去看别人玩游戏。对我来说这太疯狂了！
当然，女性市场总是存在的，建设性的游戏总是有的，但它们没有那么吸引人。色情作品也是如此——其实只需要加入浪漫成分就行。大部分色情作品没有任何浪漫元素，甚至没有交谈和接吻。
科学人：最近心理学界最大的话题就是可重复性危机了。你觉得这个危机有多大？
津巴多：人们总是会作弊的。商店里有作弊，产业界有作弊，学术界当然也有作弊——当然这是错的。但是说到底，在学术界抓住作弊者还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有人试图重复你的结果，重复不出来，足够的人重复不出来，他们就会说，“我要看你的数据”。本质上来说，我们相信的不是你，而是你的证据。
证据是什么？譬如说，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证据是什么呢？当然这个实验也遭到了攻击，但是我有视频。所有的视频都在这里，每天警卫都会写一份报告，我做的一切都在斯坦福数据库里，全部数字化了。如果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都不用来找我，去数据库里看，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访问这些资料。当时我给了他们七十五盒资料呢。
科学人：而与此同时，心理学博士们还在发牢骚说找不到工作。
津巴多：这是全世界的问题，不是美国的。我有在西西里的同事，他都写了一本专著，可是连讲师的职位都找不到，令人心碎。今天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当年我做博士的时候，做成一个实验，就能写一篇论文。现在你得做五个实验才能发一篇。五个实验做下来需要好多年的！而且你还在和所有其他人竞争，所以今天你要比我当年努力许多，最终展现出来的成果还更少。而如果要得到最好的工作，得有很多成果给人看……
而且现在的期刊拒绝率也越来越高了。我现在还会被拒稿呢，有好几篇文章被拒了三四次了。另一个问题是美国有的，我不知道别国情况怎样。在美国，很多老师都成了兼职教师（adjunct），不是全职的，大学不付给他们固定薪水，而是按照工作量计酬。他们经常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得和别人共享。许多这样的老师同时在很多学校任教，在这里上一堂课，那里上一堂课。实际上上的课比正常的教职还多。
但是学校不给他们福利，没有退休计划，只按照他们教的学生数量来付钱，比如说一个学生五十美刀；如果没有足够的学生来选这个课，课程就会取消，你备课的功夫也就白费了。我的女儿就是这样的兼职教师，她是很优秀的教师，为教学付出了很多的工作，可是拿到的钱微乎其微。
现在这样的兼职制度越来越流行了，因为对学校来说几乎不花什么钱——但这实际上是剥削，是奴隶劳工。还有一件事是，我们应当发明出新的使用心理学的办法，让毕业生思考如何把心理学用到有用的场景上去。
你知道，其实心理学毕业生是受过最好训练的职业人士了，他们知道证据的重要性，知道如何使用统计学，通常都知道怎样写出好文章，懂得批判性思维，懂得同时在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思考。很多场合下，比如在斯坦福商学院里，那里的社会心理学家比心理学系的还多呢。他们都能找到好的工作。我当然很庆幸我是在这一切还很容易的时候进了这一行，不过我还是衷心祝年轻一代好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