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总是在写一些能引起战争的物种。前有榴莲，今有鱼腥草（Houttuynia cordata），时刻都在演绎着“我之蜜糖，彼之毒药”的人间至理。而且，这一回似乎是反对方的势力更强大。比如说，《中国植物志》对鱼腥草的描述开篇就是“腥臭草本”，作者的厌恶之情跃然纸上。
鱼腥草的正式中文名是蕺（jí）菜，因为民间常挖根食用，遂有“蕺儿根”的俗称，在西南诸省的方言中讹为“折耳根”。由于茎叶揉碎后散发的特殊气味，得了那个不雅的名字——其实哪里像鱼腥，明明是香气。另外，四川盆地周边称之为“猪鼻孔”，不知何意。我幼时回故乡盐亭，误听为猪屁股，还遭到小伙伴的嘲笑。
笑且由他笑，好菜我自吃。鱼腥草最流行的吃法是凉拌，浇以红油姜醋，下饭！相比别处以食用根状茎为主，蜀地独偏爱嫩叶，气味更烈，且多了一缕酸涩，回味更加悠长。我第一次吃到炒熟的折耳根是在云南，气味变淡很多，鲜甜则有过之，适合初次接触的人。
今天，食用折耳根的习惯集中在西南地区，他处人士往往目为怪癖，殊不知蕺菜曾经是中原甚至东部的常见蔬菜。东汉张衡（对就是发明地动仪那个）在《南都赋》里写道：“若其园圃，则有蓼蕺蘘荷（后略）。”南都是张衡的家乡，就在今天的河南南阳。他所列出的这几种菜蔬，蓼、蕺菜和姜科的蘘荷，都是辛香刺激之物，看来那时候的南都人还挺重口的。
古时候喜欢吃鱼腥草的不只有河南人。成书于宋朝的《会稽志》记载：“蕺山……隶山阴（今浙江绍兴），旧经云，越王嗜蕺，采于此山，故名。”这里也是王羲之的故居，至今尚有题扇桥、墨池、鹅池等名胜，却不知当年的鹅是不是饲以蕺菜？说到这里我倒是想起现在四川有一味凉菜，折耳根拌鹅肠，庶几有蕺菜饲鹅的意味。只是以王右军之爱鹅，要是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在棺材里翻过身来。
鱼腥草的矛盾，不光是有人爱吃有人怕，用错了地方可是要出人命的。这要从鱼腥草的药用说起。2006年6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在全国范围内停用鱼腥草注射液，因为不良反应严重且多发，时有致死案例。鱼腥草确实有抗菌作用，但有效成分癸酰乙醛的沸点只有21度，极易挥发。古人用鲜鱼腥草绞汁治疗一些感染，有点道理；然而经了医家的手，就成了晒干再煮水，哪还有什么效用可言。
后来居然有了中药注射液这种大杀器，这些注射液多是鱼腥草的乙醇提取物制剂，成分相当复杂。喝进肚里应该是没问题，但绕过消化道屏障的保护直接打进血管……只能说无论医生病人，心都够大的。
还有一桩事，鱼腥草含有马兜铃内酰胺，这种物质会导致不可逆的肾脏损害，并且由于有积累效应，并没有“安全剂量”之说。但是，“是否应该停止食用鱼腥草”是个更复杂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
价值观不同的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比如说，讨厌鱼腥草气味的人会说“这么暗黑的东西本来就不该吃”；能接受鱼腥草又心存疑虑的人会说“已经吃了好多年了怎么办”；狂热的鱼腥草捍卫者会说“PO主脑残喷子去死”。
我是一个爱吃鱼腥草的人，我的答案是：我知道鱼腥草有毒，但我还是会吃，因为我权衡过了，它带给我的健康风险小于我吃它的愉悦感。这个权衡的过程，可以称为“成本核算”或“风险评估”，比较成本和收益之后再作出决定。
同样是马兜铃内酰胺/马兜铃酸的问题，放在龙胆泻肝丸上，我就绝对不会去吃，因为它的“疗效”是子虚乌有的，不能为我带来任何好处，相比之下风险就不能忽视了。
另外，食品和医药的评估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会吃鱼腥草但是绝对不会用鱼腥草注射液，因为后者的摄入方式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而疗效并不是不可替代的。
当然了，这个评估是非常主观的，不能外推到任何其他人或其他事上。真正理性的态度是在面对每一次这样的权衡的时候，都尽量了解背后的科学事实。而科学传播需要做的就是把科学事实呈现给公众，并帮助公众理解。最终评估和选择的权利，在每一个人自己手中。
我还要强调一下，这种“最终评估和选择”只对本人有效，切勿外推，不要用自己的评估结果硬套在他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