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曼哈顿集中了当今世界最多的财富，英国可能是迄今为止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而目前仍具有压倒一切影响力的西方文明则起源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
二十多年前，阿根廷作家豪尔赫·博尔赫斯在一篇访问记的开头谈到了他曾经访问过的四座岛屿：冰岛、日本、英国和曼哈顿。我碰巧去过其中的三座。我对博尔赫斯关于纽约的看法记忆犹新，他把纽约比作太阳，这一点非常有趣。
正如别的有力量的事物一样，太阳也是无声的，这与纽约的喧哗和尖锐适成对照。在我看来，纽约像两把长短不一的利剑，垂直的那把是曼哈顿，横放的那把是长岛。正是这两把利剑使得纽约的生活多姿多彩，同时也充满了刀光剑影般的竞争和搏斗。
当然，如果愿意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过上某种悠闲的生活，这座岛屿收留的艺术家之多堪称世界之最，这正是纽约的魅力所在。可是，对博尔赫斯来说有所不同，因为他到达纽约时双目几乎已经失明，需要通过听觉来感知一切，无声的世界意味着一片虚无，在他那里没有任何意义。无论如何，一个不那么喜欢巴黎的人钟情于纽约，未免让我感到意外。
至于日本，我却不能同意博尔赫斯的某些观点。
例如，他把日本人描绘成温文尔雅的绅士。博氏自然看不见某些日本男子说话时嘴唇的翕张了，否则的话，他完全可以想象何以在古时候日本人不知道用亲吻来表达情感，这个论点出自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一部著作。
这个国家给博氏留下美好印象的主要原因恐怕是他晚年娶了一位叫玛丽亚·科达玛的日裔女子，这使我想到了英国“披头士”乐队的歌手约翰·列侬，美国“前垮掉派”诗人加里·斯奈德，以及法国神秘主义画家巴尔蒂斯，他们对日本女人的偏爱比起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里那位寻花问柳的海军上尉平克尔顿要坚定许多。
此外，日本还占有一定的地理优势，博尔赫斯一直对东方特别是阿拉伯、印度和中国心向往之，他是《道德经》和《红楼梦》的热心读者。遗憾的是，他不像邻国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那样幸运，后者几乎游遍了世界。在这三座岛屿中真正令博尔赫斯倾心和着迷的要数英国了，即那个被他称为最神秘的国度，这种神秘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的外祖母，以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赋予的。
此外，还有与其同出一宗的显赫人物罗萨斯，博尔赫斯曾写诗为他辩护，也长眠在英伦。远离大陆使盎格鲁－萨克森人耽于幻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英国那样产生了如此众多的有着世界性影响的诗人；远离大陆也使得英国很早就建立起强大的海军，这帮助他们在后来的殖民地争夺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正如博尔赫斯所指出的，伦敦这座城市充满了奥秘。从海德公园的演说到莱斯特广场的杂耍，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到考文特花园的美味佳肴，虽然希思罗机场的地铁通道过于冗长，而泰晤士河上的桥梁稍显笨拙。让我困惑不解的至少还有，诗人艾略特的一出并无太多意义的喜剧《猫》上演几十年后历久不衰，而他真正重要的作品《荒原》和《四个四重奏》的购买者却逐年减少，这或许就是博尔赫斯所称颂的人类诸多伟大冒险活动中的一项。
在博尔赫斯从未游历过的岛屿中，我愿意列举出七座。首先是香港，她是我第一次出境抵达的城市，我在那个岛上的最高学府逗留了一周。鳞次栉比的大厦和绕来弯去的马路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惟有来到维多利亚海湾，尤其是夜色降临、华灯初上之时，心境才会豁然开朗，才会想起“东方之珠”的美誉。
作为一座世界性的大都会，香港与著名的港口城市伊斯坦布尔相比其地理特征既有相似之处又别具特色，前者依山傍水的姿态让人赏心悦目，后者与罗马、莫斯科、坎帕拉一样都是建在七座小山之上。
可是，经济的繁荣并没有使香港形成有品位的独到文化，这使她失去了作为东方最迷人的城市与纽约、巴黎、伦敦并驾齐驱的资格。作为一种通俗化的佐证，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关于她的经典电影或歌曲问世。1997年，香港归还给了中国，我永远都记得那个夜晚，末代港督彭定康在细雨蒙蒙中登上威尔斯亲王码头上的军舰驶离港岛的情景。对英国人来说，上个世纪遇到的此类尴尬事件已经不少，他们理所当然地能够应付自如。
作为世界上地域最广阔的英语国家的最大城市和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法语城市，蒙特利尔显然有着与众不同的迷人之处，发达的商业，旖旎的风光，优雅的卡巴莱舞厅以及圣劳伦斯河岸上的仿古马车，一座悠闲和享乐之城，四周被河水包围着，她的华丽和安详容易使人忘却此地离开熙熙攘攘的美利坚合众国近在咫尺了。
可是蒙特利尔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一座国际化的文化名城，这方面甚至不及上游更加内陆的芝加哥。
巴黎灿烂的文化和风雅的名声对蒙特利尔来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包袱和压力，甚至成为以她为中心城市的省份可能从加拿大分离出去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完全有别于马德里和里斯本，那两座拉丁城市虽然也极具个性，却没有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带来任何心理负荷。而处于劳伦斯河入海处的首府魁北克以两年一度的中世纪节闻名，也实足表明了对古典时代的欧洲的怀恋姿态。
上个世纪末最后一个浪漫的夏天让我相信，“人间天堂”这四个字是专门用来描绘威尼斯的。火车穿过一条宽阔的大堤，就进入了亚德里亚海边缘的那座小岛，走在圣露西亚火车站广场上，随即被扑面而来的欢乐气氛感染。大运河上满载乘客的船只穿梭往来，习惯上它们被称作水上公共汽车。人们喜气洋洋，仿佛是在欢度重大的节日，即便巴黎的塞纳河畔也无法相比，那儿堤岸和水面的差距造成一种疏离感。
而一旦抵达被拿破仑称作“欧洲的客厅”的圣马可广场，那种感觉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相比之下，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更像一个训练场和公共聚会的地方，罗马重新崛起之晚使之丧失了争夺海外领地的良机，同时也使意大利拥有五六座享誉世界的城市，这在欧洲绝无仅有。
难以想象，威尼斯这样小巧可人的城市一度称雄西方，无论是军事还是贸易方面，她在欧洲文艺复兴进程中散发出来的能量和活力，也非亚平宁半岛以外的一个国家可以相比。如果说丹麦王国是一个岛国，恐怕很少有人会立刻同意，因为它的陆地部分（日德兰半岛）占了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三。可是，丹麦人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四百多座岛屿上，其中最大的一座要数首都哥本哈根所在的西兰岛。
抵达哥本哈根的第一天下午，我就来到风景秀丽的郎格宁海滨，依据安徒生的童话人物创作的雕塑《美人鱼》坐落在此，而他的出生地欧登塞则位于第二大的菲英岛。哥本哈根地处西兰岛的东端，如果不是一座叫阿迈尼的小岛阻隔，从美人鱼身边可以眺望厄勒（松德）海峡对岸的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这个海峡乃是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连接处，正如直布罗陀位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连接处。
考虑到这一因素，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小小的丹麦在历史上长时间地统治了冰岛、挪威和瑞典，甚至德国的部分地区，至今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仍是丹麦的属地。
作为美洲和西班牙语世界最大的岛国，古巴的面积尚不及宁夏以外中国大陆任何一个省份，可是她在最近几届奥运会上夺得的金牌，按人口比例来说是美国的五倍，堪称世界之最。我抵达哈瓦那的第一个黄昏，就看见一位勇敢的古巴男孩，越过车来人往的海滨公路，从高高的防洪堤上纵身旋转两周，跳下三面环礁的激流，这帮助我理解了为何小小的古巴敢于在眼皮子底下与强大的邻国对抗。
这是一个开放型的封闭国家，吸引了向往自由的各国人士，他们在古巴最危难的时候起到了保护神的作用，至今切·格瓦拉仍是旅游业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其首都国际机场（像哈瓦那那样）以诗人的名字命名，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和各种思潮像潮水一样涌来退去，古巴的音乐也因此流传到世界各地。
可是，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锁、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变故以及自身的原因，古巴目前的经济陷入困境，似乎在等待某种契机的到来，以一种并不太糟的心境。
从罗马到希腊，很像是逆流考察一条大河的源头，当游船驶离雅典的外港比雷埃夫斯，两岸灯火通明，教我想起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居所。在拥有数不尽的岛屿和传说的爱琴海上航行，缪斯女神的频频光顾令我目不暇接。
抵达克利特岛之初，头脑里的那一丁点智慧都溜走了，全部记忆用来搜寻荷马史诗《奥德赛》，“在酒绿色的大海中央，美丽又富裕，人口稠密，九十座城市林立在岛上。”可是，自从九世纪以来，克里特岛相继被阿拉伯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占领，先后长达一千一百多年，岛上建筑风格的繁杂也说明了这一点，角落里贴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和要求北约停止轰炸南斯拉夫的标语。
除了处于特殊历史阶段的俄罗斯和东欧以外，希腊是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克里特岛尤其突出，颓败的现状让人担忧，站在欧洲地理的最南端，不由使我想起邻近的埃及，另一个辉煌以后衰落的文明。
当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时，我已经游历了这个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了，但是这座岛屿对我来说依然有一种不可替代的诱惑力，我想这主要是种族和语言。而在反复比较了两者的差异后，我发现语言比种族更通人性。一个会说流利汉语的雅利安人显然比只会说西方语言的东方人更让我感到亲切。这就是为什么台北的街头比起香港、澳门以及某些南方城市来更让我有回家的感觉，更不要说旧金山、温哥华或者圣保罗那样的中国城了。
另一方面，假如这座岛屿离开中国大陆再远一些，比如说处在关岛或者夏威夷的位置，那么这种诱惑力就更大了，正如地处非洲海岸的加那利群岛和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岛每年都吸引大批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去旅游度假一样。有时候，我难免要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在南洋群岛或其它地方建立一个自治的社会感到遗憾，或许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手段过于接近，因此只好分散居住。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北在过去的五十年时间里得以跻身于世界知名城市行列。虽说经济的繁荣凝聚了几代人的辛劳，弄文舞墨的人口比例仍相当高，即便如此，阳明山下的故宫博物院也没有使得这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变得古色古香。在繁忙有序的交通背后，潮水一样涌来退去的摩托车和五彩缤纷的墓群都昭示着这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人居住的地方，而基隆郊外价格连天的灵骨堂则显示出人们对客死异乡的恐惧。
当我乘坐的一列普通客车沿着太平洋沿岸行驶，两侧的渔村和山峦时隐时现，我见到了这座岛屿最纯朴的一面，载运着新兵的车厢设备陈旧，每两节才共用一个厕所，这与西海岸明亮整洁的快车反差强烈。即便是在时速一百五十公里的“自强号”车厢里，居然也有雕梁画栋的圆形拱门，中华的传统无处不在，这就是台湾，一个古老又现代的美梦的结合。
在台湾的全部访学活动结束以后，我在台北文昌街的舅父家里做客一星期。年近八旬的舅父原来是香港招商局的一名海员，因为机智果断地处理了一次海上事故获得过英国交通部的嘉奖，他以一部《操船学》闻名航海界，这部著作一度成为港台海员晋级大副和船长必读的参考书。
舅父是当年国民党最后一批撤离大陆的船队的一位船长，他在台湾居留两年以后，思乡之情甚切，便辞去公职，搭船来到大陈岛，向往着从那里返回故乡南田岛与妻儿母亲团聚。但政治的阻隔迅速中断了回乡之路，他与勇敢地雇一条小舢舨闯来的外婆见了最后一面，便又艰难地回到了台湾。或许是命中注定，舅父漫长的生命起始于一座岛屿，终结于另一座岛屿。
在离开台北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拨通了远在杭州的家母的电话，兄妹两人在分离半个多世纪以后首次通过越海电话交谈，目睹此情此景，我感到心酸，非笔墨可以形容和描绘，我发现了这座岛屿最触动我情感之弦的地方。
而如果抛开个人的情感因素，自从蒋经国主政以来，台湾实施了多项民主改革，从县、市级选举到领导人选举和蒋家王朝的终结，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或许有一天，我们会说，这座岛屿开启了文明古国民主生活的一个范例。
在西方语言里，岛屿一词与“孤立”、“隔绝”、“游离”同出一源，许多历史人物都曾与之发生瓜葛，相对其狭小的面积来说岛屿的重要性远胜过大陆。
古希腊最著名的女诗人萨福的一生是在小亚细亚海岸的累斯博斯岛上度过；神秘主义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诞生于萨摩斯岛，晚年因参与政治活动被害于靠近巴尔干半岛的优卑亚岛；他们的同胞，全才的亚里士多德在其前弟子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后不得不开始流亡，最后和毕氏死在同一座岛上；而作为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的阿基米德，他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都在西西里岛的叙拉古。
在航海家中，哥伦布因抵达巴哈马东部的圣萨尔瓦多岛发现了美洲，麦哲伦和库克的生命则终止于菲律宾中部的马克坦岛和夏威夷岛西侧的凯阿拉凯夸海滩。至于曾经不可一世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出生在地中海的第四大岛科西嘉，在流放中死于南大西洋的圣赫拿那岛。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拿破仑出世前一年，热那亚人将科西嘉岛卖给了法国人，假如这桩有关岛屿的交易推迟若干年进行的话，整个世界的历史无疑将要重新书写。
在拿破仑的同胞中，作家维克多·雨果与岛屿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的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故事的主要地点是在巴黎塞纳河中的城岛（与他同年出生的大仲马的代表作《基督山恩仇记》故事的发生地点则是在马赛沿海的蒙特克里斯托岛上），晚年则被放逐到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和格恩济岛，先后长达二十年。
与雨果的被迫流放不同，大器晚成的画家保罗·高更则两度自愿前往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并在那里完成了一生的主要作品，他曾经娶当地土著人为妻，最后孤苦伶仃地病死在四百海里以外的希瓦奥阿岛，后者隶属于马尔克斯群岛。在高更到达塔希提以前，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因参与澳大利亚一艘捕鲸船上的暴动被囚于该岛，他后来又游历了隶属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并在遗著《比利·巴德》里作了详尽的描述。
当然，与那座群岛最密切相关的人物要数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他发现了岛上的雀类在物种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性。
前面我隐约提到，岛屿因为被蓝色的大海环绕而诱使人想入非非，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分别起源于克里特和冰岛。与此同时，岛屿也丰富并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中国神话中就有蓬莱仙岛的传说。
在英国之外，本世纪屈指可数的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现代主义诗人中，居然有六位出生在海岛上，他们分别是：法国的圣琼·佩斯（瓜达罗普）、意大利的夸齐莫多（西西里）、爱尔兰的叶芝和希尼、希腊的埃利蒂斯（克里特）和圣卢西亚的沃尔科特，而西班牙诗人希门内斯则在西印度群岛的波多黎各辞世。
有意思的是，瓜达罗普、圣卢西亚和最近一位诺奖得主——英国作家奈保尔的出生地特立尼达同属加勒比海的小安的列斯群岛，这三座岛屿的人口加在一起仅一百多万。
此外，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息影后一直隐居在波罗的海一座叫法罗的小岛上，他是否有意在那里结束生命，为岛屿留下又一个神话，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果然在法罗岛上过世，享年89岁）。
最后，我想要特别指出的是，纽约的曼哈顿集中了当今世界最多的财富（不久以前它遭遇到的突然袭击似乎预示着什么），英国可能是迄今为止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而目前具有压倒一切影响力的西方文明则起源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