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到1926年的中国，基本呈现出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可以称作一次短暂的南北朝。北方是袁世凯遗留下来的北洋政府，南方是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护法政府。南北双方虽然是名义上的敌人，但是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兵力其实都用在了各自的内部斗争上。南北双方甚至多次出现过与对方合作来打击内部敌人的事情。
在1917到1926年间，南北政府都像走马灯一样更换着。
北洋政府从1917年到1926年先后经历了两次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皖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北京政变。这一系列战争导致北洋政府先后被皖系、直系、奉系所控制。而南方政府虽然主线是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但是内部阻力巨大，护法运动先后经历了滇桂军政变、第一次和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叛变”等等变故，这些变故导致孙中山在南方政府内部几起几落，最终在他辞世之前也没能完成北伐中原的夙愿。
但是孙中山晚年给南方政府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他认可了与苏联的合作，接受了大量的援助，建立了国民党自己的军校和革命武装，最后他的继任者凭借这些资本完成了孙中山梦寐以求的北伐。
1916年，一代枭雄袁世凯黯然离世。这位梦想着像拿破仑那样在大革命后称帝的人物，给他身后的北洋系统留下了一个群龙无首的摊子。
按照袁世凯自己操纵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大总统任期终身，而“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以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扶正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但是黎元洪自己并非北洋系统的人，在北京几乎没有没有任何军事实力，这个大总统可以说当得索然无味。当时身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和黎元洪针锋相对，处处掣肘。一开始是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对黎元洪飞扬跋扈，语多放肆，让素有“黎菩萨”之称的黎元洪都受不了。
后来段黎二人尤其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上分歧巨大。段祺瑞主张参加协约国一方，争取利益，而黎元洪主张置身事外。
在今天看来，参战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当时欧洲战局已经逐渐明朗。尤其是美国已经在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这将彻底改变战争的局面。而因为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神机营所杀，德国在八国联军中又出力最多，所以辛丑条约中德国对中国的勒索最重。
中国如果参加协约国一方并跟风且取得胜利，将很有可能在战后摆脱辛丑条约中德国对中国的勒索。最后中国也的确通过参战获得了大量的利益，而且北京百姓还在一战结束后把象征着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坊，新中国又将其改为“保卫和平”坊（克林德碑原为北京名妓赛金花提议所建）。所以参战是给中国带来了实际好处的。但是当时黎元洪并未能看到这一前景，或者看到了也未必愿意让段祺瑞通过参战来扩大自己的皖系势力。
其实，黎段二人的矛盾，也是他们二人身后的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的一个反映。一战以后，美国的确开始用华盛顿海军条约等形式来限制日本。黎段二人矛盾激化以后，黎元洪甚至宣布罢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但黎元洪的这一举动非常不明智。从实际情况来说，在北方段祺瑞是实力派，而黎元洪除了个总统的头衔以外一无所有，所以黎元洪并没有和段祺瑞撕破脸的资本。
从法律角度来讲，总统罢免总理，所能依据的只有袁世凯制定的“袁氏约法”中赋予总统的绝对权力。但是袁氏约法本来就被世人看作是袁世凯窃取权力的道具，其法律效力非常有限。段祺瑞马上拿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向国人宣布总统无权罢免国务总理。于是两人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