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袁隆平辞去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称要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超级杂交水稻科研与推广中去。在今年的“两会”上，不少媒体注意到袁隆平再次请假，已经连续缺席三次。实际上，袁隆平是忙自己的超级稻去了，“每年三月上旬是海南南繁基地育种和攻关最紧张的时候，特别是今年，我有两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做。
”袁隆平日前对媒体透露，去年培育的超优千号组合已经实现了16吨/公顷的百亩片种植目标，今年科研团队将会继续攻关，并开始小面积进行17吨/公顷的试验。
这位自称是“85后”的老人，还没有退休的计划，他每天奔波在实验室和试验田里，用汗水和智慧，浇灌着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梦。86岁的袁隆平怎么看都更像湖南农村平常人家的普通老人，身上穿的棉质衬衣也很普通，价格不过一、二百元。
熟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这么朴实，“开啥会都是这样的衣服。”袁隆平的秘书如是说。当我们一心想要探究袁隆平老先生生平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时，袁隆平秘书的话透出湖南人的直爽：“哪来那么多故事喽！袁老师就是喜欢研究稻子嘞！天天种天天钻，天道酬勤，哪能不出成果呢！”或许，这便是袁隆平的本色人生。
袁隆平种稻的故事要从第一株稻子的发现说起。
那是1960年7月的一天，在湖南省安江农校早稻品种试验田，30岁的青年教师袁隆平，被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吸引了，她株型优异，穗大粒多。他蹲下身子仔细地数了数稻粒数，竟然有160多粒，远远超过普通稻穗。兴奋的袁隆平给这株水稻做了记号，将其所有谷粒留做试验的种子。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这些种子生长的禾苗，长得高矮不一，抽穗的时间也有的早，有的迟，没有一株超过它们的前代。
袁隆平左思右想，百思不得其解。根据孟德尔遗传学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应该不会分离，只有杂交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灵感的火花来了：第二年种植分离的结果，符合遗传分离规律，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在当时，“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已经是世界经典著作中的权威结论。但从那时开始，袁隆平便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
在1964年到1965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袁隆平与科研小组人员在稻田进行杂交育种试验。1965年7月，他又在安江农校附近稻田的南特早、早粳4号、胜利籼等品种中，逐穗检查1.4万个稻穗，连同上年发现的不育株，共计找到6株天然雄性不育植株。经过连续两年春播与翻秋，共有4株繁殖了1～2代。
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袁隆平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1966年2月28日，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论述了水稻具有雄性不孕性，并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带来大幅度、大面积增产。
这就是袁隆平首创的“三系法”杂交水稻理论。
当年5月，原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获悉袁隆平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后，高度重视，以九局名义致函湖南省原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活动，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如果成功，将使水稻大幅度增产。有研究基础，有政府有关部门重视，本以为马上就能看到一帆风顺的研究突破。
然而，从纸上理论到田间的累累稻穗，杂交水稻研究走过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艰辛之路。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袁隆平遭受冲击，水稻雄性不育试验被迫中断。但袁隆平和他的水稻研究还算是幸运的。1967年3月16日，原湖南省科委发函致安江农校，要求学校将“水稻雄性不孕”研究列入计划。4月，袁隆平起草“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呈报省科委与黔阳地区科委。
6月，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黔阳地区农校（安江农校改名）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
1968年4月30日，袁隆平将珍贵的700多株不育材料秧苗，插在安江农校中古盘7号田里，面积133平方米。可又在5月的一个晚上，中古盘7号田的不育材料秧苗被全部拔除毁坏，成为至今未破的谜案。这令袁隆平心痛欲绝，直到事发后第4天才在学校的一口废井里找到残存的5根秧苗，靠着这5根秧苗，袁隆平继续坚持试验。
1970年1月2日，云南元江县发生5级以上地震，震中是距元江县150公里的峨山县，震级达里氏7.2级。袁隆平不顾地震影响，仍然坚持在当地开展繁殖试验。夏天，他从云南引进野生稻，拟在靖县做杂交；秋天，袁隆平带领科研小组李必湖、尹华奇来到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进行三季水稻试验条件良好的海南进行研究试验，向该农场技术员与工人调查野生稻分布情况。
他们用1000多个品种的常规水稻与最初找到的雄性不育株及其后代进行了3000多个试验，但能保持不育特性的植株比例不但没有提高，而且不断下降。
袁隆平静下心来阅读国外有关高梁杂交试验的论著：杂交高梁不育系是用西非高粱做母本、南非高梁做父本的远缘杂交成功的。灵感再一次显现：利用野生稻走远缘杂交之路。
11月23日，在袁隆平关于“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构想指导下，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岛南红农场找到了野生稻雄性不育株。袁隆平确认后，将这株珍贵的野生稻命名为“野败”。“野败”是袁隆平第二株幸运水稻，为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1971年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被调入省农业科学院杂交稻研究协作组。
袁隆平无私地将“野败”材料提供给全国各地的研究人员，大大推进了杂交水稻在全国的协作研究。
1972年3月，原国家科委把杂交稻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国内科技人员协作攻关。袁隆平将“野败”材料分发到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就在这年，袁隆平成功选育出国内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二九南1号A。
这是与他生命相关的第三株水稻。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了恢复系，攻克了“三系”配套难关。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已经配套成功。1974年，袁隆平育成我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在安江农校试种，667平方米产量628公斤。翌年作晚稻栽培1.33公顷，667平方米产量511公斤。
攻克了“优势关”。袁隆平育成的种子终于播出了希望。1975年，袁隆平攻克了“制种关”，摸索总结制种技术成功。
1988年与助手在田间品牌过亿的“精神首富”荣誉对袁隆平来说，根本数不过来，基本上每年都会获国际大奖，其中有不少都是中国人从未获过的。甚至有人把杂交水稻比之为东方文明古国继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之后，中国对人类做出的第五大贡献。
大大小小的奖太多了，袁隆平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荣誉大，包袱也大”，袁隆平笑呵呵的，笑容中依旧透着憨直，“荣誉既是鼓舞也是鞭策啊，荣誉是对我们成绩的肯定，鼓励攀登，但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还得继续干活啊，呵呵……”我们问：这些荣誉您在乎吗？最在乎哪一个？袁隆平依旧笑着说，“最在乎院士的荣誉，我认为这是很高的荣誉，只是当了院士也并不高人一等，应该更谦虚，更努力地做事情，才对得起这份荣誉。
”言谈之中，他没有过多的提美国科学院给他的院士，但反复提起中国工程院院士荣誉。看得出，作为中国人，他更在乎中国科学界对他的肯定。
很多人问，获了这么多大奖，奖金应该都够袁隆平“吃”半辈子了吧。事实上，对他来说，物质，真的只在身外。真正进入袁隆平个人帐上的奖金、收入并不多。1981年，袁隆平因为籼型杂交水稻获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原国家科委、农委重奖杂交水稻发明人10万元奖金。
但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崇尚集体荣誉，最后袁隆平仅得奖金5000元。当我们问起这笔奖金时，袁隆平谦虚道：“工作确实是大家一起干的，我的成果离不开集体。”1987年11月3日，袁隆平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颁发的1986～1987年度科学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先生赞扬袁隆平取得的科研成果，是继20世纪70年代国际培育半矮秆水稻之后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1.5万美元奖金在80年代不是小数，对仍然拿着固定工资的袁隆平来说也算一笔“巨款”。他却将这次获奖的1.5万美元全部捐献，作为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以奖励在这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
网上一度热炒：光是“袁隆平”的名字，品牌价值过亿。
对此，袁隆平更是一脸无辜，笑着接过话：“哈哈，不止不止，评估说有1008亿，可我没拿着一分钱啊，‘隆平高科’我只是挂名，并没有实际参与经营，说是给我700万股，每股市值20元多，数字算起来不少，但是变不了现，不能抛，我要抛了股票就跌了，所以说我是‘精神首富’，实际没钱。”原来，多少亿都只是一个数字符号。和袁隆平的生活最最有关的，除了田间地里的稻谷，怕就是桌上一日三餐的米饭了。
但他很知足，“我工资有1万多，间或还有顾问讲课咨询费，过日子绰绰有余了。”
袁隆平生活简朴，工作却从来没有半点含糊。他常说：“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遇到任何问题总是要钻个透。他既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如此要求学生的。都以为袁隆平这个级别的大科学家不会带学生，带了也只是名义上。事实上，除了做研究，他还培养了20个博士和博士后，17个已经毕业，3个正在研读。通过研究团队培养的人才更多。
2014年参加中南大学隆平分院研究生毕业典礼，袁隆平会对每个学生说：“水稻专业是一门应用科学，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想学好这门科学，离开了田间地头不行，没有实践操作更不行。”每天上午9点，袁隆平都会准时来到他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中午近1点回家吃饭午休，下午4点回到办公室再工作到6点。要是在水稻生长期，袁隆平则必定每天亲自下田观察。
早些年，安江农校的学生经常能看到打着赤脚在学校走来走去的袁隆平，问起袁隆平，只为方便下田。大家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秋季，获得英国让克基金奖之后，他兴高采烈的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发言，竟还是打双赤脚。袁隆平“童心未泯”，他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感谢老天眷顾，至今身体还十分硬朗，思维也仍然活跃。“还可以继续做研究。”这是他最在意的。80多岁时袁隆平自称“80后”，过了85岁则改称“85后”。
2015年在海南三亚与中心研究人员一起参与气排球赛，2015年在海南三亚试验基地，近两年，袁隆平陆续卸任一些职务。2015年10月，卸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2016年1月28日，辞免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职务。袁隆平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公众的心，尤其是后者的辞免，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于袁隆平来说，自己是一名科研人员，科研工作始终是第一位的。
“已经有好几年了，我都忙于研究，在省政协没做什么事情，没起什么作用，徒有虚名，这样的话还不如辞去头衔，踏踏实实搞我的科研。”袁隆平如此坦然，在他看来，这个选择再自然不过。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在著作《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中写道：“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2005年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从2006年起停止对华粮食援助。这标志着中国26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并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粮食援助捐赠国。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其中杂交水稻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的袁隆平，名利早已是浮云。
这位为杂交水稻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老人，念念不忘的是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就是要选育‘超级杂交稻’，实现高产、高产、更高产。为实现水稻高产，日本率先于1981年开展了水稻的超高产育种，计划在15年内把水稻的单产提高到每公顷12吨，但是时至今日，35年过去了，尚未实现。
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正式启动了选育超级稻（Super Rice）后改为新株型稻的研究，计划到2000年育成每公顷产12～12.5吨的超级稻，同样，至今也未成功。由此可见，要育成每公顷产12吨高产的超级稻，难度极大。
中国的超级稻育种计划由农业部于1996年立项，1997年启动，计划分四期进行，第一期的产量目标是每公顷10.5吨，已于2000年完成；第二期产量目标为每公顷12吨，已于2004年完成；第三期产量目标为每公顷13.5吨，已于2012年完成，第四期产量目标为每公顷15吨，也已于2014年实现。从2015年起，袁隆平和他的团队继续向更高的产量目标攀登，这就是要实现每公顷产16吨稻谷的目标。
2015年，在云南个旧已有一个百亩片突破了这一产量目标。今年，袁隆平更是信心满满，争取有更多的示范点能突破这一目标。2005～2014年，超级稻在我国推广面积达到9.6亿亩。将我国的水稻生产平均水平，从2005年的亩产403公斤，提高到了2014年的454公斤。
另一个则是杂交水稻推广至全球的梦。
袁隆平说，“全球有1.5亿公顷稻田，如果有一半能种上杂交稻，按每公顷增产2吨计，则增产的稻谷就能多养活4～5亿人。”袁隆平曾对媒体表示，“希望农业部批准把我们最好的杂交稻品种拿到世界上推广”。他还每年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水稻培育专家上课。2014年给商务部援外培训班学员上课，2015年在海南三亚给南亚五国学员授课，2015年与印度水稻育种家Ish Kumar博士在一起“（研究水稻）我越搞越有兴趣呢！
”这位精神依然矍铄的八旬老人，并无退休计划，他还在矢志不渝地追寻着自己的两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