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樵夫哟，你砍掉爸爸的樱桃树，用的是这个金斧头，还是这个银斧头呢？”如果这句话里的两个寓言梗都被你发现了，那“诚实”这词大概已经在你的耳朵上磨出了茧子。无论这种品质在你的脑子里生根发芽，还是像一个坏了的布娃娃一样被扔在毫不起眼的角落，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诚实一直有着积极的意义。
“河神与金银斧头”的故事，和“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常常被用于教育小孩子要诚实。跟这些小故事比起来，社会的大环境对人诚实程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反过来又怎么样呢？如果在一个不那么“诚实”的社会长大，个人的品格又会不会受到影响？近日，英国诺丁汉大学乔纳森·舒尔茨教授的一项研究证实：的确有这么回事。这项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
人们会不自觉地模仿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这个“地位高的人”，小时候是父母、上学后是老师、毕业后是老板。而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地位高的人”就是在政府任职的政要。舒尔茨教授认为，按照这样的推论，如果一个社会贪污腐败横行，那么公民就可能没那么诚实，反之，如果贪赃枉法的行为较少，公民个体的诚实水平也会较高。
按照这样的假设，舒尔茨教授收集了2003年159个国家的民主状况和贪污、偷税情况的数据，并将它们定义为“违规普遍度”（prevalence of rule violations，PRV）。在他看来，这样的行为是高位者滥用权力的最佳典范，因此能够用来定义权力阶级的诚实程度。依据这样的数据，舒尔茨教授把所有的国家划分为高PRV和低PRV的不同档次，以此为背景进行下一步的调查。
将国家分好了类，下面就是看公民素质了。舒尔茨教授在2011年开始的调查主要针对学生阶级，年龄大概在21岁上下。2003年的时候，这些受试者不过十二三岁，他们的品格还没定型，也不具有参与上述三种行为的可能。因此，他们的诚实程度，会直接表现出社会对个体的塑造作用。
怎么衡量他们的诚实程度呢？舒尔茨教授设计了这样的实验：来自23个国家的参与者被要求做一个“掷骰子”的游戏。他们需要掷骰子两次，并汇报第一次掷骰的结果。如果数目是1-5，他们会相应获得1-5个单位的现金奖励，而如果结果是6，他们就拿不到钱。整个实验全程在一个隔间里进行。也就是说，到底最终结果是多少，只有掷骰子的人清楚。
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告诉我们，如果掷骰子的样本足够大，那么每个数字出现的概率都会是六分之一，所以平均每把的现金奖励将会是2.5个单位。但人嘛本来就是不诚实的，由于虚报的参与者存在，所以最终舒尔茨教授要花的钱肯定比这个数额大。他们发现，在有着比较诚实的政府的国家（低PRV组），参与者平均获得的奖励是3.17个单位，而政府比较不诚实的国家（高PRV组）获得的奖励是3.53个单位——这还是有区别的。
具体到单个国家上，表现最好的是英国、瑞典和德国——他们平均获得的奖励是3个单位，而一些贪污腐败成风的国家如摩洛哥和坦桑尼亚，他们获得的平均奖励接近4。在被划分为高PRV组的中国，实验中这一项的数字大约在3.6左右——略高于高PRV组的平均得分。
那么，在所有参与者中，真正的“诚实者”能够占到多大的比例？由于研究人员不可能知道每一个参与者是不是说了假话，所以只能从主观上做个统计。怎么统计呢？很简单，我们可以认为，那些汇报投了“6”的人，应该是说了实话的。如果再假定这些诚实的人投出各个数字的概率相等，那么我们把汇报“6”的人数乘以6，就应该是理论上说了实话的人数。
这一部分数据显示：以守规矩闻名的德国参与者说实话的比例超过80%，英国和瑞典参与者说实话的人数在60%-70%之间。大约有30%的中国参与者说了实话。最为糟糕的则是坦桑尼亚，按照统计，他们的实验参与者“说实话”的比例小于10%——这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在撒谎！总而言之，舒尔茨和同事发现了国家“违规普遍度”和其公民内在诚实度之间的关联。
一个国家中腐败、逃税和政治欺诈这类违规行为越少，个人诚实度越高，反之亦然。当然了，尽管趋势是摆在那儿的，舒尔茨教授的研究还有颇多值得斟酌的地方。其中最让人在意的是样本问题：在23个国家中，舒尔茨教授进行了2568次实验。平均下来每个国家就做了100来次的样子，能否确保得到的样本是均匀的？退一步说，就算这个实验体现了一些差异，实验招募参与者群体是否足够有代表性？
这些问题，看起来只能等后续实验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