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尊重并怀念郭永怀先生，但郭先生的夫人李佩女士也是一位十分受人尊重的人，她非常优秀，她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汪德昭（1989年12月）
今年2月初，因为写“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先生和夫人李佩的文章，我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谈庆明通了电话。
谈先生在电话里说：“我最近读了你发表在《知识分子》上文章——《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你在文章中说，‘李佩先生是爱和智慧的传奇’！我想，你应该是借用了27年前，1989年12月，汪德昭先生在郭永怀先生80诞辰纪念会上的对李先生的评价，他说李佩先生非常优秀，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这句话感动了我，我想这不是一种综合性评价，应该有特殊的含义。
会后，我专门找到李先生询问，她回忆了1945年，在法国巴黎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以及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的情形。汪先生所说的‘传奇’果然了不起，原来，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争风云中的中国，李先生已经为国共合作、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6年10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郭永怀带着夫人李佩和5岁的女儿郭芹回到祖国，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这一年，谈庆明从北京大学力学系毕业，分配到力学所工作，从此，他们在中关村相知相识、亦师亦友、相持相助60年。
谈先生的话像一束烛光，照亮了一段被尘封、被遮蔽的历史。从2003年对李佩先生的采访，到2015年撰文回顾她近百年的人生，我以为自己基本上了解她的经历。
然而，当我在纵横交错的历史文献中查阅、不时地发邮件打电话查证史实，直至最后我接通98岁高龄的李佩先生的电话，最终我的脑海浮现出一幅青年李佩活生生的画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时陪都重庆。
双十年华的李佩，出入中国劳工协会重庆分会、曾家岩周公馆，与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朱学范先生、宋美龄女士、新华社记者龚澎和乔冠华共事……远赴法国巴黎，与科学家汪德昭和钱三强、音乐家李惠年、邓发将军交游……在异乡美国康奈尔大学邂逅郭永怀教授，结识麻省理工学院的钱学森教授和林家翘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龚普生、陈秀霞……我被深深触动！
电话那一端，李佩先生对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同事朋友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她脱口而出他们的名字、侃侃而谈当时风云突变形势和危急时刻、不时纠正我提到的一些史实和姓名……她仿佛重新焕发了那生命中光辉灿烂激情燃烧的岁月，她用自己的智慧为国家民族奔走呼吁努力——那是她的青春之歌！
李佩祖籍江苏镇江，1918年出生。父亲早年从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毕业后，成绩优异，由清政府官费资送英国伯明翰大学矿冶系学习。回国后，先后在河南六河沟煤矿、唐山开滦煤矿和天津开滦煤矿矿务总局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是家中长女，下面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李佩出生后，父亲将家安在北京的无量大人胡同内的什舫院的一座洋房里，她在家附近的培元小学和贝满女子中学上学。
2004年7月13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为李佩珊先生举行的追思会上，86岁的李佩作为长姊发言，回忆了自己和妹妹弟弟的成长经历——“我父母都比较想相信教会学校，因为教会学校管理更严格。我小学和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佩珊在天津和北京时也是上教会学校，后来上了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
到我认为我们在教会学校里得到很多好处，第一，从小学到中学，我受到的教育是为人一定要诚信，做什么事都要认真，要与人为善，关心社会、关心大众；再有，就是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小学时，我是班会会长，中学时做了学生会主席，我们要自个儿管伙食等。这些是公立学校不太讲究的……有了这样的教育，对我个人、对佩珊来说，工作上组织能力比较强，思想比较开阔，考虑问题比较周到，对祖国对民族有这样深厚的感情。”
晚年的李佩，感谢父母将自己和妹妹们送到教会学校读书，终身受益；而年轻时代的李佩，却抱怨父母对自己管得太严格。
李佩的父亲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典型的、封建意识非常浓厚的小商人家庭，虽然父亲在英国留学了多年，但封建意识依然存在，李佩回忆说，“表现在我们家里，第一，如果最后一个孩子不是男孩，家庭人口数可能还要增加，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古老传统；第二，家里的男女界线是很严格的，女孩子不能上大学，这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的反抗力就那么大！
”尽管如此，父亲视女儿们为掌上明珠，并以“珍珠珊环”为她们赋名，李佩却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后来她与父母抗争终于上了大学，把自己的名字从“李佩珍”改成了“李佩”！
1936年高中毕业，父母好不容易同意她上大学，但要求她必须上女子文理学院。她终于还是说服了父母，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名新生。李佩回忆道，“可我偏偏又考上了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我选择上在家附近的北京大学，为什么呢？北京大学虽然是男女合校，但我走读，天天回家不就没事了吗？就这样子，我的母亲还曾经专门来到北大图书馆，看我是不是真的在图书馆读书而没有回家！”
一年后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大学停课了。父母将家搬到了天津租界，先是一家人住三间房，之后搬到了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李佩在天津家里住了半年，其间她在女青年会演过娜拉。1938年初的一天，李佩不辞而别，拿了家里的钱买了船票，和两位女同学南下到昆明的西南联大读书。临行前，她在同学家给父母留下字条，请同学的父母在她们上船后将字条交给自己的父母。
在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期间，李佩曾当选学生会副会长，她同情‘左派’学生组织，参加他们的活动，利用周末时间，为青年女工们组织文化学习班，教她们认字，组织她们唱歌跳舞演戏，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1939年7月24日至8月2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李佩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唯一代表，随龚普生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会。1941年，李佩大学毕业，到中国劳工协会重庆分会工作。
在重庆，她结识了龚普生的妹妹、新华社记者龚澎和她的先生乔冠华。
1935年，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成立，创建人包括在国民党中从事劳工运动的陆京士、陶百川和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理事朱学范等，旨在“研究劳动问题、积极唤起劳动界本身觉悟，促进全国民众服务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劳协总部也于1938年8月迁至重庆，1939年7月，经国民党中央批准，劳协以中国工会全国总组织名义，加入国际工会联会合。
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后，劳协中以朱学范为代表的一派，接受共产党关于全国工人联合抗日的主张；1939年10月，朱学范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会晤，双方商议陕甘宁总工会加入劳协成为团体会员，同年12月，朱学范当选劳协理事长，边区工会代表廖似光、刘群仙当选常务理事，从此，劳协开始了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长期合作。
1942年，美国工会决定向中国、英国和苏联工会每年提供捐赠，改善抗日战争中的工人条件。中国劳动协会利用这笔捐款，在重庆开设多所工人文化技术学校、举办工人福利社、诊疗所、托儿所等，李佩的工作之一是负责工会经费的管理。在重庆期间，李佩结识了龚普生的妹妹、新华社记者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出入位于曾家岩的周公馆，开始为国共两党合作努力。
我最初了解龚澎和李佩相识的事，是在2008年初。
当时我是中国科学院《科学时报》的记者，在新闻上读到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乔松都出版新书《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获知龚澎在抗日战争重庆期间，是周恩来的助手和中共新闻发言人，也是后来新中国的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我突然联想到抗战时李佩也在重庆工作，就兴奋地跑到她家问：是否认识龚澎？李佩笑着对我说：“当然认识啦！我们在重庆时常会面！
乔松都不久前还打电话请我参加新书发布会……龚澎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作为记者你应该了解这段历史！”我回到报社，将消息告诉了报纸读书版同仁、记者姜炯，他为此专访了李佩，她谈了两人相识的过程。
龚家姐妹均毕业于上海圣公会主办的圣玛丽亚女子中学。1932年，姐姐龚普生考入燕京大学经济，1933年，妹妹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姐妹俩是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亲历者。
在燕京大学期间，龚澎结识了正在新闻系担任客座讲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以及他的夫人福斯特·海伦。1937年3月的一天，龚澎和二十多位同学课后到夏仁德教授家聚会，聆听斯诺介绍他的陕北之行，并看到了即将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原稿，她向斯诺借来原稿，翻译打印了其中的精彩篇章，在燕京大学同学中传阅。
1942年春天，龚澎生病住院，李佩到医院探望，两人从此成为朋友。龚澎将斯诺的《西行漫记》介绍给李佩，“我读后对共产主义有了了解”，她回忆说，她们开始在工作上接触，“我当时负责美国工会对华捐款的使用，比如为工人建立托儿所、俱乐部、图书馆、医院等，所以和几位记者比较熟悉。”
1940年深秋，龚澎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工作，她担任周恩来副主席的外事秘书，新闻发布员，并且负责国际统一战线以及外国记者的联系工作。工作中，龚澎作为新华社记者，提问深入，给李佩留下深刻印象。那段时间，龚澎的丈夫乔冠华以笔名乔木在《新华时报》发表每日评论，其中有讨论共产党代表是否应该参加国际劳工协会的文章。
一日，龚澎和乔冠华拜访李佩，在获知乔冠华就是“乔木”时，她向他提出一连串问题：解放区的工会是怎么样的？邓发在共产党内是做什么的？……在龚澎和乔冠华等的影响下，李佩将美国劳工协会的一部分捐款送给了延安解放区工会。
1945年9月—10月，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共中央决定由解放区职工联合筹备委员会主任邓发参加由朱学范为团长的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共同出席会议。
但邓发在办理护照的过程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时任朱学范助手的李佩，建议朱学范通过劳协途径，为邓发申办护照。在这次巴黎会议上，朱学范当选世界工联副主席，邓发当选世界工联候补执行委员。70年后，李佩还清楚记得，这届国际工联大会的筹备者是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等。在巴黎，她见到了久闻大名的邓发将军。在为邓发送行时，她看到他带了一幅精心包裹的油画，便好奇地问：这是什么画？
邓发笑着说，这是毕加索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画，托他带到延安。然而，不幸的是，1946年4月8日，邓发与叶挺等同机自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这幅油画也随之毁灭了。
就在当年国际工联会议刚刚结束的11月，西班牙共产领导人伊巴露莉等又发起在巴黎召开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李佩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大会执行理事。
但是，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发护照，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邓颖超和蔡畅未能与会。于是，李佩向会议主持人提议，因为没有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代表团不能代表全中国妇女。回国后，她将大会发来的文件和电报送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帮助大会和中共最终取得了联系；同年12月，妇女大会接受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为正式会员，邓颖超、蔡畅和丁玲被推荐为理事和候补理事。
在这次巴黎会议中，李佩遇见了多位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学者，包括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汪德昭（1905年12月20日—1998年12月28日）和夫人李惠年（1907年3月6日—2007年10月30日）、画家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1977年6月13日）等。与李佩同时参加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一位旅居巴黎的声乐家李惠年，她是汪德昭夫人。
汪德昭192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4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大学保罗·朗之万实验室留学，194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后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任做研究工作。在法国期间，汪德昭是中国留法中的进步学生领袖，与中国共产党有秘密联系。李惠年系出天津名门，她的母亲韩俊华和四位妹妹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韩家姐妹”，是属于20世纪初中国女性接受现代化教育的先驱一代。
李惠年的四姨韩升华的丈夫是留英博士傅铜，曾任西北大学和安徽大学校长；五姨韩咏华的丈夫是留美学者梅贻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六姨韩恂华的丈夫是留美博士邝寿堃，一直在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化煤矿北京门头煤矿和唐山开滦煤矿任总工程师；七姨韩权华留学美国主修音乐，1945年6月，回国与抗战将领卫立煌结婚。
1946年11月，卫立煌卸任远征军司令，携夫人韩权华赴欧美十国考察。
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期间，汪德昭李惠年担任了他们的翻译兼秘书，其间，卫立煌通过汪德昭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开始另一段传奇故事。1948年4月，应东北“剿总”司令长官卫立煌秘密邀请，汪德昭回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协助卫立煌做了大量协调工作。1949年初，卫立煌夫妇到了香港，汪德昭也到香港并结识了乔冠华等共产党人士；1950年，他带妻子和儿子从香港重返巴黎，仍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供职。
也许，在1945年10月的巴黎，风华正茂的李佩、钱三强、汪德昭和李惠年未曾料到：十多年后，他们各自的家庭将殊途同归，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的13号特级专家楼里毗邻而居，相濡以沫半个世纪！
李佩从法国回国后，曾在一些妇女团体作过报告，介绍出席世界妇女民主联合会成立大会的情况，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出席过其中一次报告会。1946年2月10日，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在重庆校场口举行，劳协拒绝国民党的劝阻，组织工人参加会议，同国民党当局发生公开冲突，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等被殴打致伤，李佩当时正站在一位俄国记者旁边，幸免于难。这次集会以后，李佩萌发了革命理想的追求。
1946年8月，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分会，被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市总工会”强行接管，武装军警拘捕工作人员三十多人。李佩感到危险，她离开重庆，在上海呆了半年，后来，在美国工会教育项目主管的推荐下，她于1947年2月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学习。康奈尔大学位于纽约上州手指湖地区的绮色佳，创立于1862年，是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之一。在这里，李佩遇见了一生的爱人——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的教授郭永怀。
1948年春天，两人在绮色佳市政厅结婚。李佩结识了郭永怀的同窗好友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林家翘和夫人梁守瀛等，并与他们成为终身朋友。在美国留学期间，李佩时常会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拜访老朋友龚普生和陈秀霞等。龚普生1936年6月从燕京大学毕业之后，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投身中共的地下工作及统战工作。
受周恩来指派，她分别于1941年9月和1945年8月，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和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她还曾到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工作；1948年，新中国诞生前夕，龚普生回国；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时，她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1950年11月，她以助理身份，随大使衔特派代表伍修权赴纽约联合国。
陈秀霞1944年从上海到重庆中央大学学习时，与重庆办事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与龚澎相识。陈秀霞1946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西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曾任北美基督教中国学会领导人之一，1950年回国后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
1949年6月，中国留学生组织在匹兹堡大学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郭永怀欣然参加了协会在康奈尔大学分会的活动，还经常将朋友们邀请到家里，讨论祖国的命运和未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李佩回国探亲返美后，她告诉郭永怀祖国经历的沧桑巨变。
1957年1月，汪德昭、李慧年夫妇春节在李佩家。
在康奈尔大学近十年的时光，是李佩和郭永怀生命中的黄金岁月，郭永怀做出最优秀的学术成果，成为世界驰名的力学专家。能说标准普通话和流利英文的李佩，从学生到美国外交官们的中文老师，开启自己的外语教学生涯。时任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院长威廉姆·西尔斯与郭永怀同出师门，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博士生。
西尔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李佩：“大学里有一位超凡脱俗、极富魅力的卓越女性——李佩，她在东方学系教中文。她的英文水平正如她的中文水平，近乎完美……”但他们终究向往着新生的中国。
1956年9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工作了十年的郭永怀教授，带着妻子李佩和5岁的女儿郭芹，告别了在纽约州小城绮色佳的家，一路西行，在母校加州理工学院停留几天后，在洛杉矶港口登上了美国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回国的归程。郭永怀夫妇与女儿郭芹在一起。
在海上航行3个星期后，9月30日，他们经过香港从九龙乘火车到广州，在深圳的罗湖边防站踏上国土，李佩记得：“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几间灰秃秃的小屋、穿着灰色制服的边防战士，醒目并使我们大家感到兴奋又温暖的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刚刚回国的李佩了解到妹妹李佩珊和弟弟李佩璋等，都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工作，对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很为她们感到高兴。
回国后郭永怀忘我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他的学生、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曾撰文说，郭永怀先生堪称是“科学与技术结合的典范”，由于“他良好的数学物理基础知识和渊博的工程技术知识，使得理论与实际，科学与技术，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结合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并带到了中国，影响了我国力学学科和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
“我们回国主要是为了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内的科学事业打基础，做铺路人。我们这一代、你们以及以后的两三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郭永怀曾用这样的话语来教导学生，他自己也一向以培养人才为己任，言传身教，孜孜不倦。李佩的后半生，可谓用生命的力量在践行自己和丈夫的育人理想，虽历尽世间悲欢离合，然而百折不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