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与能源问题紧密相关。但是中国的清洁能源发展战略向来是争议极大的一个领域。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也谈到，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
不久前，由《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常务副主编蒲慕明主持的一次论坛中，来自不同领域的四位学者的讨论表明，中国尚未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而清洁能源发展战略也因为缺少长期目标而受到阻碍。
2015年6月，中国宣布以2005年为基准，到2030年时把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降低60%-65%。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将在2030年时，把非化石能源在主要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到20%，并在大约同一时间，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者，人们普遍认为，这项声明有助于中国解决前所未有的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在由《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常务副主编蒲慕明主持的一次论坛中，来自不同领域的四位嘉宾就如何通过发展清洁能源来帮助治理空气污染并达成2030年的目标，需要制定何种政策，以及主要挑战是什么进行了讨论。
中国的人口密度非常大，（核能迅速发展）潜在风险不容小觑。——齐晔
在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科技方面，中国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包信和
中国真的很需要高层出台一项长期战略计划，做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决定，而不是盲目跟风。——马隆龙
中国对气候变化尚缺乏明确的共识，即便在科学家中也是如此。——姜克隽
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蒲慕明：近年来，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引起了世界关注。那么，污染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包信和：从全国范围来看，煤炭燃烧肯定是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每燃烧一吨标准煤，理论上就会排放3吨以上的二氧化碳——此外，还有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
马隆龙：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极其复杂。尾气、煤与生物质的燃烧、尘土、垃圾焚烧都能引起雾霾。这些因素在不同地区所起的作用也非常不同。情况之所以会非常复杂，是因为既有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等由污染源直接排放的一次污染物，还有臭氧和PM2.5等二次污染物。这些二次污染物是由大气中一系列不同一次污染物经光化学反应形成的。
姜克隽：我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来自能源领域及非能源领域的一次污染物，比如农业、烹饪、尘土和北京周边的建筑工地。尽管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最近公布的京津冀地区一次污染物来源分布大致正确，而且也处于我们的分析范围内。
齐晔：我对此并不乐观。我认为人们对污染源仍然缺乏共识。就连对于北京这样的地方，不同研究都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而这也将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有些研究表明，二次污染物在北京所有的PM2.5污染物中占高达80%。倘若事实果真如此，就会对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能源结构与清洁能源计划
蒲慕明：中国的能源结构是怎样的？
包信和：因为严重依赖煤炭，所以中国的能源结构与欧洲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煤炭仍将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根据国家发改委战略能源计划，到2030年，煤炭在中国总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例将会继续保持在50%至60%。所有人都想改变这种局面，但改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
齐晔：我同意，在不久的将来，煤炭仍将是中国的主要能源来源。大多数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在这一点上都没有异议。
同样重要的是，能源强度也在迅速降低，在过去5至10年体现得尤其明显。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这将有助于治理空气污染。去年（2014年）11月，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Joint Announcement on Clean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中国在声明中宣称中国将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计划到2030年将其提高到20%。
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
马隆龙：提到中国的能源结构，其中煤炭在总能源消耗中占67%，原油占18%，天然气占5%，清洁能源占8%（如水电、核能、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中国提高清洁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所占比重的计划可谓野心勃勃，但清洁能源现在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所以，我同意包信和老师的观点：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煤炭的利用率。
姜克隽：我们参与了关于中国2030年能源结构的十三五计划。我们对2030年的目标比较乐观，因为近年来，煤炭消耗量已经显著降低。中国的煤炭使用量于2014年达到峰值，同比降低2.9%，尽管能源使用总量增加了2.2%。
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制约因素
蒲慕明：核能代表一种颇有潜力的清洁能源。它在中国发展受到的主要限制因素是什么？
姜克隽：对于核能，中国曾经有非常宏大的计划。核能相对清洁和安全，但因为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核能的发展也出现放缓。今年（2015年），核能的发展开始提速。它的发展非常迅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相信未来它对中国清洁能源结构变化将起到很大作用。
马隆龙：主要限制因素有两个。中国的核能资源并不是十分丰富，而且我们非常依赖进口。此外，比较安全、高效的核能技术仍然在发展之中。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好大规模使用核能的准备。
包信和：其他一些因素也影响了发展速度。首先，核电站需要巨额投资，而且其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次，即使有三代或更先进的核电技术，其潜在的危险和环境影响仍然很大，这是公众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目前还不清楚处理核废料最好、最安全的方式是什么，核废料在核原料中占95%。对于中国而言，核能的确是一种颇有潜力的清洁能源，但它在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无法很快达到法国等国家的水平。核能在法国能源消耗中所占比例已超过70%。
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支持
蒲慕明：这把我们带到了政府支持和激励政策的问题上。中国是在如何鼓励清洁能源的发展？
齐晔：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许多关于土地使用、税收和融资方面的激励政策。中央政府为减少排放和清洁能源发展设定了非常明确和宏大的目标。在中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对清洁能源进行了大量投资——在世界上可谓规模最大——约占全球总投资的四分之一。
马隆龙：我认为改善的空间还很大。以生物质能源为例，我们只谈到了产品的经济效率，而没有考虑动物粪便在未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下，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但是，没有哪个政府机构在计算成本时，对这两个因素进行了综合考虑。
姜克隽：欧盟设定了到205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0%的目标，能源活动几乎达到近零排放。清洁能源是达成这个目标的关键，所以一切行动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相比之下，中国并未设定任何2030年之后的目标，这个目标仍然在筹划之中，还需要考虑成本、科技进步和能源需求等各种因素。这种缺乏长期目标的情况影响了中国的战略计划，我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目标来指导未来的低碳发展和企业选择。
中国清洁能源的研发
蒲慕明：中国清洁能源研究的现状如何？
马隆龙：中国对所有清洁能源研究都注入了大量资金。在我最熟悉的生物质领域，其中包括生物技术、热化学和化工催化剂技术——可能会研发出新型燃料，或提高生物质能源的效率。以稻草等生物质材料为原料生产航空燃料的技术发展得尤其迅速。
包信和：在许多研究领域，在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科技方面，中国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西方研究人员最近研发了一项用钙钛矿制作太阳能电池的新技术，该技术能把太阳光转换为电能的效率提高到20%，而且成本较低。中国对太阳能研究的人力物力投资也不小，为何这种进步没有发生在中国？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展望：障碍与挑战
蒲慕明：中国清洁能源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齐晔：从政策角度来看，一个主要限制因素就是，中国没有制定2030年之后的减排目标。从全球范围来看，七国集团于2015年7月8日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决定在本世纪末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他们对待这个目标的态度究竟有多认真，或者说这个目标到底有多现实，仍然有待商榷，但我认为，通过此举，他们的确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中国真的需要决定是否要跟随这个目标，因为这将决定中国的长期战略计划和政策。
姜克隽：气候变化很可能会成为促使我们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的唯一因素，这也是七国集团7月声明背后的一个动因。我不认为中国很清楚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对于长期目标，中国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共识。如果说中国计划到2050年大幅度减少碳排放，那么在未来35年，政策和人们的行为都将受到影响。缺乏长期目标是清洁能源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