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美的路上你走过多少弯路？今天开始关注我们，变美丽，不烂脸！菜单栏“美丽店铺”直达店铺。店铺咨询售后找客服，请关注活儿姐服务号【美丽店铺】，ID：Pretty_Buy变性人/跨性别者（区别是前者通过手术等手段改变，而后者没有），即LGBT中的T（transsexual/transgender），因为自身的心理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一样，从而寻求医疗手段改变自己的生理性征。
这个群体面临的问题，包括社会的接纳、法律规范、自我认同等等，远比手术和治疗本身复杂，远非这篇文章能够尽数，本文只是提供一个角度。细节和年代由于不同的记录有所出入，作者仅选取了看起来最为可信的版本，还望行家指正。
电影《丹麦女孩》中，奥斯卡影帝“小雀斑”艾迪·雷德梅恩饰演的艾纳尔（Einar）因为一次客串妻子绘画模特的经历，偶然发掘了自己“另外一个身份”，女孩“莉莉”（Lili）。
男性和女性两重人格在他体内激烈斗争，逐渐发展成了对身体的疑惑甚至厌弃。一场略带羞耻的戏中，艾纳尔，也就是莉莉，全神贯注地模仿着一位脱衣舞娘。将莉莉的内心展露无遗。而当他像一个女人一样注视自己的身体，想象着自己妩媚的一面的时候，却无意间瞥见自己的男性器官，那一瞬间的失望难以形容，他，或者说她，是如此沉迷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仿佛这个内里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一般——事实也的确如此。
平日里羞怯的艾纳尔，在成为女人之后却开朗而妩媚，一颦一笑都如此自然。然而背后却是数不尽的痛苦，矛盾的自我身份，他/她与妻子的感情纠缠，直到后来再也回不去从前，才发现这一切都不是一场游戏。这是一部由基于真人真事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真实世界中的埃尔伯/莉莉也和电影里一样，因为器官移植手术的排异反应而不幸去世。但这仅仅是变性人们所经历的冰山一角。
就像德国人、跨性别者卡尔·乌尔里希（Karl Ulrich）用拉丁文“anima muliebris virili corpore inclusa”（女性的灵魂困在了男性的身体里）描述自己一样，跨性别者常常将自己的经历描述成“困在了一个跟他们的实际性别不同的躯壳之中”。对于两性同栖、或者雌雄莫辩的描述，从很早以前就有了苗头。
比如希腊神话中，爱神阿佛洛狄忒（即维纳斯）的儿子赫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us），便是一个实际为男性、然而有着女性般俊美外貌的神。罗马皇帝埃拉伽巴鲁斯（Elagabalus）在记载中是异装癖，传说他曾悬赏征集医生来帮他改变性别。
很难考据这些记载是否真的是对于跨性别者或者双性者最早的描述，文本中也充满了猎奇或者传说的色彩；真实的历史，则是许多“不按常规性别规范”行事的“怪胎”惨遭制裁。西班牙侵略者Vasco Nunez曾下令在巴拿马捉拿并杀害那些“衣着像女人的男性”，而在西方社会，更多的跨性别者被诊断为精神病，在疯人院度过余生。
也有一些著名的跨性别者得以被社会接受。生活在18世纪英国的汉娜·斯奈尔（Hannah Snell）从小就将自己视为男性、喜着男装，在丈夫抛弃她之后彻底变装从军。18世纪末的法国外交官、间谍夏尔·德·博蒙（Charles de Beaumont），前半辈子是男性，而在49岁的时候变装、改名为莉亚（Lia，她潜伏英国时的身份），以一个女性身份生活度过余生。两人的事迹都有传记作品予以记载，传为奇谈。
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医学手段能够让他们“改变”性别，只能通过变装、剃须等手段掩盖。夏尔作为医学意义上的男性，尽管拥有“圆润的手臂和胸部”（大约是因为胖），坚持对外宣称自己是女的、只是因为遗产继承问题才被父亲作为男性抚养，但暮年的她看起来更像是穿着女装的男人。她在与别人的通信中写道，“我对自己的身体很残忍，而且要时刻控制自己，不让身体反抗我真实的自己……我从不脱衣睡觉，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她还大量使用含铅的化妆品，遮盖自己粗糙的皮肤。
1910年，德国性学家马格努斯·希什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发表了一篇关于“变装癖”（Die Transvestiten，当时还没有“跨性别者”一说）的论文，并提出用医学手段“改变”人类性别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希什菲尔德自己大胆披露了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致力于促进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社会认同。
他一手建立的德国性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和他的诊所，逐渐成为了变性实验的先锋地——麻醉、消毒技术的发展，让外科手术晋升为常规治疗手段，生理上的“变性”在临床上逐渐变得可能。
人的生理性征分为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第一性征是性器官，即卵巢、睾丸、子宫等性腺的存在，是决定性别的根本。第二性征主要是外表，比如男性的肌肉、喉结，女性的胸、臀等等。改变性别，并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因此，不管是早期还是现代的变性手术，都是由大大小小数十场切除、再造和整形手术所构成。然而即使这样，多少人内心的“另一个自己”依然强大到可以忍受这一切病痛——对于早期尝试者来说，他们需要面临的甚至是死亡。
切除原有的性器官相对容易，在希什菲尔德的诊所里，1926年和1930年分别进行了两场以变性为目的的手术，切除了一个男人的睾丸和一个女人的子宫，主刀医生是菲利克斯·亚伯拉罕（Felix Abraham）。取用患者自己的皮肤进行阴道再造术，也在实验范围内。1931年，这个诊所接收了“丹麦女孩”莉莉。
她的手术进行了好几场，医生们先切除了她的睾丸和阴茎，主刀医生埃尔文·格尔班特（Erwin Gohrbandt）甚至尝试将男性阴囊重塑为女性的阴唇。另一个医生库尔特·瓦尼克洛斯（Kurt Warnekros）则试图在她身上移植另一个女性的子宫，达到真正“变性”的目的。但是，在当时，抛开感染问题不谈，剧烈的排异反应使得移植手术变得基本不可能。要到二战以后，人类才彻底理解了免疫系统的运作机理。
在英国，30年代已经有一些变性手术的案例记载了，但是这些实验性质的手术，包括双性人切除一部分性器官而“变性”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变性手术，却总是被各种小报添油加醋、夸大其词。伦敦的查令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和希什菲尔德的诊所一样，成为了“试验场”，主攻阴茎再造术。
1940年代，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原名劳拉Laura）在这所医院植入了一个人造的阴茎，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可信记录之一，也是被广泛承认的第一个完整的女变男案例。
这一系列的手术进行了十三场之多。完成了此番炼狱经历的狄龙，将自己比作著名蕾丝边小说《寂寞之井》（Well of Loneliness）的主角史蒂芬·戈登（Stephen Gordon），这本小说在当时因为“提倡女人间非自然的关系”而被禁。
1950年，一名美国大兵乔治·约根森（George Jorgenson）去了一趟丹麦。
1952年，乔治回来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叫克里斯汀（Christine）的女人。曾经征战疆场的勇猛大兵，摇身一变成为一名金发、苗条、浑身散发着女性气质的美人，这件事迅速震惊了美国媒体，各大报纸连篇累牍报道这次“变身”，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这其中的关键进展，是激素/荷尔蒙疗法的应用。
1930年代，人们对于人体性激素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男性体内可以有雌激素，女性体内也可以有雄激素，而激素的比例多少会影响一个人看起来倾向于男或女。1940年代，人造的睾酮和雌激素开始出现，成本降低，让治疗变得容易了。第一个接受睾酮疗法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狄龙。克里斯汀女性化的外貌，也要靠人造雌激素所赐——服用雌激素会促进皮下脂肪积累、胸部发育，同时让喉结变小、皮肤也更加细腻。
总的来说，就是第二性征的变化。
但是荷尔蒙疗法并不能带来器官的质变，因此手术依然是必要的。主刀医生克里斯蒂安·汉堡（Christian Hamburger）在克里斯汀接受了一年多的荷尔蒙治疗之后，开始对她进行一系列改造下体的手术。具体细节现在依然是私密档案，但克里斯汀本人对手术是相当满意的。“虽然我不能生孩子，但已经能作为一个女人享受性爱了——你可以把我看成一个切了子宫的女人。
”克里斯汀不仅非常勇敢地披露了自己的身份，还作为跨性别者先驱，四处演讲，以自己的经历鼓励人们“做自己”，也让许多人不再视变性者为怪胎。而在此时，汉堡医生被雪片般的跨性别者的书信淹没了，他们寄来照片和长信，泣诉自己的不幸、并急切渴望通过手术改变自己。这让医学界意识到跨性别者并不是个例，变性手术也逐渐走上了规模化正轨。
哈里·本杰明（Harry Benjamin）医生，希什菲尔德的学生，在二战结束之后成为了跨性别治疗的先锋人物。他认为，心理上想要扭转性别是不可行的，他给患者开荷尔蒙，鼓励他们去欧洲接受手术——在那时的美国，改变性别的手术是非法的，甚至许多医生都无法接受跨性别者这个说法。丹麦的变性诊所一时间人满为患，丹麦政府不得不规定，非本国居民不能接受此类手术。
1966年，本杰明医生的著作《跨性别现象》（Transsexual Phenomenon）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跨性别者的教材性质的书，总结了已有的变性手段与治疗成果；他自己也开始培训这方面的专科医生。更重要的是，“跨性别”正式成为一个医学概念为人所知（尽管这个概念在1949年就被提出了）。
同时，美国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John Hopkins University Hospital）开始正式接收变性手术诊疗。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霍普金斯医院就接到了超过2000个手术请求——也很遗憾，只有很小部分真正接受了手术治疗。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而更多的在于如何判定真正的“跨性别者”。
社会压力是一方面，学界对此也是充满了争议，医生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地选择从心理到生理都“最合适的患者”。
不过，随着更多大学和医院开始正视这个问题，更多跨性别者得到了治疗机会，到了1979年，霍普金斯大约20%前来诊疗的患者接受了手术，而美国全国也积累了超过1000个成功病例。
随着人们对于人类性别、性向、社会性别建构的理解更加深入、更加细分，跨性别者和变性手术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回头审视，毫无疑问，性学方面的医学先驱们对此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伴随着变性手术和治疗的争议却一直没有停止。自从变性的概念诞生以来，种种“治疗”方法就伴随着伦理、社会、道德上的争论。甚至变性手术和变性人的尝试，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来源于对于性向和性别的混淆。
19世纪80年代，同性恋在欧洲多个国家被裁定为非法，异装癖们（很大一部分是跨性别者）会因为同性恋的嫌疑而被判罪，于是许多人开始寻求改变自己的生理性别。对于性向和性别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甚至一段时间内变性手术被同性恋群体、乃至女权者们所敌视而陷入停滞。直到现在，全世界执行变性手术最多的国家——伊朗，实际上也是因为大量同性恋者为了不触犯沙里亚法，而不得不改变性别。
变性手术也时常被非跨性别者的其它人所采用。1933年，纳粹德国当局关闭了希什菲尔德的性学研究所，一把烧掉了许多珍贵的记录，变性手术中的切除技术却用来大量处理同性恋“患者”。在泰国，大量男性变女性的手术是为了商业目的（人妖表演等），而且是在男性未成年、尚未有权自主决定的时候就实施了。大量非经医嘱的荷尔蒙注射、不规范的手术操作，让“人妖”们的健康受到了极大威胁。
也是直到近几年，变性手术才被一些西方国家纳入医疗保险范围，患者方才不必自己承担极其昂贵的手术费用，但相应的判定标准也非常严格。在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的规定下，必须要成年、无其它心理问题、并经过两年以上荷尔蒙治疗、一年以上作为异性生活经历并能够胜任的跨性别者，才能接受正规的变性手术治疗。
就算性别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连续谱，我们自己也很难逃脱二元性别的认知模式。
在我们出生那一刻，医生或者父母捧着可能还满是血迹的新生儿，拨开它们的腿，那一秒就确定了我们的性别。从那一刻起，所有游离的希望、猜想和期冀，都仿佛尘埃落定一般无形地倾覆于我们身体之上，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尽管现在能够通过医疗手段进一步检测出一些复杂的情况（例如染色体异常、双性、假双性等），但我们依然没法预测这个孩子将来会如何认识自己。内里的另一个“我”，为了挣脱牢笼，经历了数不尽的折磨。
只能期待在将来，无论是二元性别也好，多元性别也好，通过技术手段改变也好，通过社会建构认同也好，每个人能够不再被自己心里的另一个自我痛苦地束缚，活出自己想要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