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一篇报告文学让一位数学家一夜之间成了在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曾经的“臭老九”、“白专典型”成为全民偶像。孩子们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响亮地回答：“要当科学家！”同年，一次科学大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成了改革开放的先声。
回顾这段历史，“猜想”一般的谜仍未破解：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在当时的背景下，徐迟的春秋笔法隐藏了什么？陈景润的真实人生如何？“这是个认识知识分子价值的过程。”陈景润老友罗声雄研究员的一句话，让人找到了回望1978年的视角。
谁选中了陈景润？徐迟为什么要写陈景润，这还得从《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神仙会”说起。“文革”刚结束，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恰逢主编张光年生病住院，选题就靠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神仙会”来定。1977年9月18日，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紧接着，10月的这次“神仙会”自然跟“科学”挂上了钩。编辑们觉得，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正当时候。
这个想法，其实并不寻常。
十年浩劫，知识分子早成了“臭老九”，以他们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也几乎绝迹。不过，中央既然要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文学领域自然应该有所突破。然而，写谁好呢？也不知是谁，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一美国专家点名要见大数学家陈教授。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牛棚”里发现了这个人，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竟然谁也不知道。
这人就是陈景润，编辑们纷纷补充了自己听到的轶事：他是“白专”典型，有一回挨斗，他气得跳楼，不过这位数学家自杀还不忘算角度，结果连伤都没受；他是一个“科学怪人”，不刷牙不洗脸；有人说他财迷，棉袄都舍不得买，就用两个棉毛衫，里边装上棉花，一绷。
这样的人能不能写？当时，“白专”可是顶“大帽子”，在“文革”中，不问政治的“白专”分子几乎和吃白饭、寄生虫等名词联系在了一起。经过激烈的争论，编辑们达成一致，就写陈景润吧！中央已经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目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那么，找谁来写呢？有人提到了徐迟。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1962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以敦煌艺术家常书鸿为原型。解放后，写知识分子的文章本就不多，反响好的更屈指可数，这篇文章算是其一。当时的青年编辑周明，负责寻找这位久违了的诗人。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
周明的电话打到武汉，徐迟说他在老家浙江南浔选好了房子，准备办理退休手续告老还乡了。他说他被剥夺了创作权，十年没有动笔了，噤若寒蝉。不过，当周明提起这个任务时，老先生又兴奋起来，他说，要是能有机会写点什么就太好了，冬蛰太久了，也该醒醒了。周明放心了，63岁的老先生，依然是个热情的歌者。只是提到陈景润，诗人热情稍减，他有点迟疑地说“试试看”。
果然，徐迟到京后和亲友们吃饭，一屋子人，一听说他要写陈景润，一致反对。“怪人”呀，“白专”呀，“吝啬”呀，他们都劝他换个题目，陈景润是个有争议的人，何必惹麻烦呢？敢不敢写？最后是徐迟的姐夫一锤定音：“写！陈氏定理了不起！”这位姐夫正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看将军说得那么干脆，徐迟打消了顾虑。
偶然的机缘晚年徐迟从《人民文学》的青年编辑到伍修权将军，似乎谁都知道陈景润，可是在1977年10月之前，他并没上过报纸，陈景润怎么成了话题人物呢？其实，让陈景润出名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时任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的罗声雄讲述了这件奇事。1973年，北京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长。
2月里的中关村，周围是一片片萧索的农田，让它出名的不是高科技，而是北大、清华这两大“文革”策源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往往有风向标的意味。
一天，陈景润在去医院的路上偶遇罗声雄，也许是自觉身体不行时日无多，他突兀而神秘地说：“最近，我完成了对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你看怎么办？”“论证过程有问题吗？”罗说。“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
“只要是真货，就不怕。”这里所说的猜想，是指对“哥德巴赫猜想（1+2）”的简化论证。陈景润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经6年攻关，写出了这篇长达100多页的论文。他心里清楚，这不仅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数学成就之一。然而，他更明白，自己顶着“白专”的帽子，“猜想”又远离实际，论文肯定难以发表。这些年挨整、跳楼、专政经得多了，虽经罗声雄劝说，陈景润还是把论文压在了箱底下。
罗声雄，湖北人，三十出头，好打抱不平。有一次，陈景润像“叫花子”一样被“革命群众”群殴，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只有罗为他出了头，由此成了陈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这次，为了给陈景润打气，罗声雄和数学所的另一位业务干部乔立风，决定跨过数学所党委，把事情直接捅到院里。一份题为“数学所取得一项重要理论成果”的工作简报，径直送到了中科院领导处。副书记武衡看完这份简报后，顿感眼前一亮。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改进引发了西方的技术革命，而我们却停滞不前。1971年至1972年间，周恩来借接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数学家林家翘的机会，与中科院负责人谈话，要求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要有所突破。陈景润这个成就，真是恰逢其时。武衡立即赶到数学所。他当着党委书记的面，尖锐地指出：“单是陈景润有论文不敢拿出来的事，就应该向总理反映。
”这位书记的答复也很有时代特色，他说：“陈景润的论文能不能发表，要经全体群众讨论通过！”
在随后的全院大会上，武衡专门表彰了陈景润，不过他没提名字，仅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坐在底下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专门负责科技报道，听到此处，她心中一动，立即询问身旁的一位局长，得知这个人叫陈景润，“是个怪人！
”第二天，顾迈南就到了数学所，接待她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可他至今还活着。”随后，顾迈南迅速写了两篇“新华社内参”，专门报道了陈景润。现在回看这两份“内参”，只有两处略有夸张。一是在论文尚未发表前断言“陈的论文发表后，会轰动世界”，一说“陈命在垂危，亟待抢救”。不过，这为后来的“陈景润事件”，投入了催化剂。
离陈景润和罗声雄谈话还不到半个月，陈景润的机会就来了。江青在“内参”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泽东大笔一挥：“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作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罗声雄奉命作科普文章，向领导介绍“哥德巴赫猜想”，至于哲学上有什么意义，他说不出来，只好请“哲学家”去体会了。
事情进展神速，接下来就有了中关村88号楼的一幕。
“在知识界，人们管这件事叫‘陈景润事件’，”罗声雄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茶房里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迟群身后，还有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谢振华，协和医院院长张孝骞及其他医学权威，武衡也陪同在列。陈景润完全懵了，主席怎么会知道我这么个助理研究员、“白专”典型？
莫不是造反派抓人来了？他迟迟不肯开门，喧哗声中，同楼的几十个居民都聚到了门口，有的只穿着裤衩背心，冻得上牙打下牙，整个88号楼，犹如刚发生了地震。陈景润出来了。迟群何许人也？毛泽东的联络员，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竟然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着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
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第二天，对政治莫名其妙的陈景润，不顾“最高指示”，逃出了病房。结果又是天下大乱，全院上下寻找陈景润。伟大领袖亲自关怀“白专”分子，与“文革”中的气氛格格不入，种种错位，让科学院开了锅。人们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展开了辩论。
相当多的研究员大受鼓舞，“看来，只要有真本事，领导还是重视的”。又有许多人被弄得糊里糊涂：不是提倡又红又专吗？为什么又肯定了“白专”分子？
“数学大师庞开来曾给机遇下了个定义：机遇是对社会无知程度的一种度量。白卷先生张铁生和书呆子陈景润能够同时出名，这都符合庞开来的原意。
”罗声雄进一步解释了他对此事的反思，“在那时荒芜一片的科学土壤里，突然开出一朵奇葩，各级领导自然如获至宝，他们以此为题，各做各的文章，这就给了陈景润一个机遇。”随后，陈景润的论文，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科学》英文版16卷第2期上发表了。这篇论文的分量有多重？中科院院士林群用2008年奥运会打了个比方：“陈景润是数学界的百米飞人博尔特，挑战着智力极限。他保持的这个纪录，至今34年，仍无人能破。”
如果说迟群夜访陈景润只是政治，那么最终让这个书呆子感动国人的，却是科学的魅力、人性的光辉。这些，被徐迟的慧眼发现了。据陈景润秘书李小凝转述，徐迟写出洋洋万言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跟陈景润只见了三面。这让记者也吃了一惊。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7年的一个秋日，周明陪着去的。
陈景润进来那一幕，周明记忆犹新：“他非常瘦小，脸上虽然红扑扑的，但却是一种病态的红（大概是因为结核病），我们都穿单衣，他身上却是一件半蓝不灰的中山装，露出来的衬衫领子一个翘在外面，一个窝在里面，头上的棉帽歪戴着，两个护耳，一前一后地耷拉着，确实是个怪人，挺邋遢的。”
陈景润的手拢在袖子里，有点心不在焉地说，“哦，你们来了，我很高兴，很高兴”，一直说很高兴。
一听说自己是报告文学的主角，又说，不要写我，写写老前辈，写写老科学家，写写领导人。他当时说了一串领导人的名字，每一位前面都加上了“敬爱的”，完全是报纸上的字儿话。徐迟笑了，说我不是写你，我来写数学界。陈景润松了口气，天真地说那我一定提供材料。于是，他们随意聊起来。徐迟问，“哥德巴赫猜想”进展如何了？陈景润回答：到了最后关头。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
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再问他最近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正在写回信。原来，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邀请他去芬兰参加数学家大会，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各国学者三千多，但确定做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两名，一个是日本学者，一个便是陈景润。陈景润请示领导，没想到中科院副院长方毅让他自己答复，这可让他大费脑筋了。
最后，回信大致讲了三点：一、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简直出乎意料！看来陈景润没有传说中那么“痴”，那么“傻”。虽然陈景润讲话的时候，夹着报纸上的套话，但他那种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让徐迟有一种感觉：陈景润没有生活在我们中间，他活在数学王国里，虽然被迫接受了访问，但他的心仍在低飞着，盘旋着，闪出晨光熹微的理性之美。徐迟忍不住悄声对周明说：“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怎么走进陈景润的心里呢？
往后的一个星期，徐迟在外围展开了采访，他还特地找到数学所的年轻研究员杨乐、张广厚，和他们一起归纳出了三个陈景润感兴趣的问题：猜想是怎么回事？猜想的题目怎么写，答案怎么写？（1+2）的突破在哪里？第二次见面，徐迟有备而来地抛出三个问题，陈景润话多起来，也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抄下来，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描画了下来，正如读者所见，公式搁在了文章的开篇。
这次见面，徐迟掉泪了，他得出个结论：陈景润是那种为了数学可以抛弃一切的人，外界对他的传言太可恶了，那些当初迫害他的人，今天仍在制造流言蜚语。采访进入尾声，唯一的遗憾是，陈景润几乎不让任何人进他的小屋，徐迟也不例外。时任数学所书记的李尚杰说：“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经策划，周明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了88号楼，老李是领导，自然被放进屋。
周明和徐迟，又过了十分钟后才去敲门，只说找李书记有急事。果然，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开了门，周明和徐迟就这样不容分说地挤进了屋。环顾这间由茶水间改成的宿舍，六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褥子只用蚊帐包着。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的换洗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落满了灰尘。
原来，这就是陈景润的世外桃源、数学作坊、自由王国。
诗人的激情迸发了，他说他像林妹妹爱上二哥哥那样爱上了陈景润！据徐迟的儿子徐延回忆，他写得很快，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作，一个星期修改，一个星期发稿。前面的几个段落只用两个晚上就写就了，不过写到“文革”就卡住了。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两个凡是”依然禁锢人心。评判“文革”，谁也没有这个胆。
“文革”中，徐迟被关在一个楼上，没有事情，就只剩下读书，能搞到的书都反复读了，读得最多的是《马恩全集》。在写《哥德巴赫猜想》时，徐迟想到了《马恩全集》第一卷里的一篇重要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文革”的态度、理解、写法，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了依据。
《哥德巴赫猜想》问世后，“文革”这一段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读。
当然，作家也有妥协。有关陈景润跳楼自杀等苦难，闪闪烁烁地写了；陈景润事件，没有写入文中。讲到那篇著名的论文时，文中是这样说的：1973年春节前夕，党委书记和政治处主任，提着水果去慰问陈景润，他非常感动，立即拿出论文，说道：“把这篇论文献给党。”数学所的人都知道这是“天方夜谭”，当时大数学家华罗庚、吴文俊都没人理，一个助理研究员哪里有这种待遇？“李书记”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成了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至于怎么写“猜想”，怎么写科学，徐迟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懂科学，但我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文学》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他成了科学的代名词。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了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挂在人们的嘴边。
许多青年，包括后来成为搜狐创始人的张朝阳，因为看了这篇文章，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但也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发出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的评论员文章。指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周明说，陈景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当作主角和英雄描写的知识分子，从此，他们走进了文学画廊。
因为深感我国科学水平之低，低得让人痛心，在写完《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迟继续遨游于科学世界。《地质之光》、《愿生命之树常青》、《在湍流的漩涡中》，他以诗人的心灵，与不为外人所知的科学世界相通了。这些，都成了对第一次科学大会的献礼。
1978年3月，乍暖还寒，酝酿了8个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开幕。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500多名代表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而且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陈景润听到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终于摘下来了。
说起这个讲话还有一段故事。科学大会文件起草工作，由中科院副院长方毅牵头筹办。草拟的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这两个讲话稿写完后，同时送上去。邓小平的讲稿很快得到反馈，邓小平只在段落和个别字句上作了些调整。当时中央有位领导看了讲话稿后说：“我看这个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话，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
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根据这位领导的意见再作些修改？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干脆：“一个字也不要改！”科学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宣传口一位负责人又提了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方毅再次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不接受，维持原样。
现在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大家都觉得这是常识，却不知把知识分子看作自己人，这在当时堪称翻天覆地。
邓小平讲话后，整个科学院都回荡起《祝酒歌》歌声。徐迟也参加了科学大会，他和黄宗英、秦牧等6名作家组成了特邀记者小组，专门采访科学家。黄宗英还记得，徐迟倾心地讲陈景润、猜想、数学、皇冠，讲得听众包括他自己都醉了。一个大停顿，徐迟展开双臂说：“我想说，陈景润，我爱你。
”闭幕式前，徐迟还欣然接受了一个任务，代卧病在床的郭沫若，起草科学大会的闭幕式发言稿。徐迟一夜写就，只是写得比较分散、浪漫，在会议上宣读不太适宜，最后未被采用。不过，不管是谁起草，正如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说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此，多年被称为“臭老九”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找回了尊严和价值。
在科学大会作报告间隙，邓小平会见了陈景润，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面。陈景润佝偻着背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的右手。周围镁光灯闪烁，他显得更加拘谨了，出人意料地，他深深鞠了一躬，嘴里念叨着：“谢谢邓副主席，谢谢、谢谢……”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作的报告中，着重讲了这一条。其实，连陈景润都不知道，早在3年前，邓小平就已经给他当了一回“后勤部长”。
1975年9月26日，重新工作的邓小平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胡耀邦提交的《整顿科学院的汇报提纲》。当时，胡耀邦负责主持中科院工作，期间他亲赴数学所过问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得知陈景润依然住在小茶房的时候，胡耀邦异常激动，像愤怒的狮子一般咆哮，“你们于心何忍”。
在9月26日的会上，胡耀邦提到，至今仍有人认为陈景润是“白专典型”，对其工作生活问题不予解决，邓小平也火了，他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接着，他给了陈景润极高的评价：“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
几个月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这位伟人又遭打倒，陈景润依然住在小茶房，不过，邓小平已经记住了陈景润。
科学大会之后，陈景润迎来了喜讯不断的春天，而这都离不开“后勤部长”所抓的一件件实事。1981年邓小平亲自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1983年，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陈景润的夫人由昆从武汉调到了北京，陈景润升为一级研究员。他的月薪从89.5元加到了149.5元，另外还有50元津贴，相当于行政十级工资，也就是现在的正局级。更可喜的是，他搬出了那间小茶房，第二年在新家里添了个大胖小子。
这时候的陈景润精神焕发，虽然已近半百，看上去却像个小伙子。他留着整齐的小平头，身穿绿军装，过去的熟人都说，陈景润完全换了个人。不过，由于邓小平的三个指示没提房子，陈景润仍然为了房子苦恼着。1984年，有了孩子的陈景润向老朋友罗声雄诉苦“我搬出去跟猪做伴了”。原来科学院在北大附中旁边有一套两居室，分了给他，但两居室附近有一个屠宰场，屠宰的时候猪儿们呼天号地，弄得这书呆子心烦意乱、东躲西藏。
罗声雄“撺掇”陈景润给邓小平办公室打个电话。果然，当邓小平知道陈的住房情况时，非常生气，他当即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就地解决。高登榜亲临数学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当天，科学院就分给陈景润一套四室一厅院士房。
一封来自四川农村，没有收信人地址，仅写着“陈井运同志收”的信，竟沿着曲折的邮路准确无误地送到了陈景润手中。当年的“陈景润热”可见一斑。
那股“陈景润旋风”，将他从数学世界中拉出来，让他不得不去扮演各种角色。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他不得不在人们的盛情请求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能不能听懂他那南方口音极重的普通话，只要能请到他就满足了。
报纸、刊物也纷纷请陈景润写文章，青年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人谈理想”；体育刊物约请陈景润谈“做一个科学家要身体好”；省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同志们谈学习”……小学请陈景润去做校外辅导员；中学请他去给中学生谈“怎样才能学好数学”……这一切，陈景润似乎责无旁贷。因为据说北京有一位中学生看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在数字、公式、符号中，眼睛近视了，背也驼了。
还有全国各地寄给陈景润的信件等着他拆看，一个又一个从外地赶来的青年要面见他，要跟他学数学，跟他探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陈景润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陈景润不得不说符合公众形象的话，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红又专”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经常是一身草绿色军衣，草绿色解放鞋，斜挎草绿色书包的打扮。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徐迟去看陈景润。房间里依然堆着五六个麻袋，不过都是群众来信。一个麻袋单独放在一边，全是女孩子的求爱信。“我可怎么办？”陈景润冲着徐迟一摊手。
陈景润的老师，那位第一个向他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特地来看望他当年的学生。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数年后，徐迟在接受采访时说：“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
上世纪80年代，武汉东湖路，徐迟的书房里添置了一台电脑，型号比人们熟知的奔腾286更古老，屏幕是用9寸电视机改装的。键盘上，贴着他亲笔写的字条“请先洗手，再接触键盘”。古稀之年，徐迟仍在笔耕不辍，他是作家中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的人。
徐迟晚年所读所写均是高能物理、相对论等问题的书。有一次他对秘书徐鲁说：“别的可能都是假的，都可以不写，唯有高科技的东西才是真的，才是非写不可的。”可惜他这个看法有点曲高和寡。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发行了上百万册。然而到了90年代《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只有寥寥5000册的印数了。
徐迟为此百般焦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拥抱信息和科技，本是火烧眉毛的事，为什么心血之作却成了空谷足音？陈景润也无可回避地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要问，“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有什么用？甚至连一些数学家都说，陈景润不过是时势造英雄。
“说数学有用还是没用，那是外行话。”林群院士感慨道，“今天，人们非要探讨猜想的用途，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牛顿发现力学三大定律的时候，谁能预见宇宙飞船应用了这个理论呢？”“无用之用”导致他的事业后继无人。陈景润的专业远离市场，除1978年有百人报名他的研究生外，往后数年，报考的人寥寥无几。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陈景润共招收6名研究生，本来为数不多，但没有一个留在他身边，大多出国了。
科研经费的短缺，也令他的5人小组难以为继。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陈景润时，他谈到了他的忧虑：“每人每年数百元经费，连出差都难，国内有些学术会议都无力参加，更不敢请人来。”记者发出感叹：“没想到一个大数学家还须精心计算这么一笔细小的经济账。”在记者看来，如此细小，但在陈景润，这是一个科研组一年的经费。
陈景润以“哥德巴赫猜想（1+2）”著名，普通公众，大概以为陈景润一直在向（1+1）的证明发起冲锋。其实，陈景润清楚地知道，以现在的数学工具并不能破解（1+1），1974年以后，他便决定放弃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我不能骑着自行车上月球”，陈景润如是说。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上，他没有因为公众的期望改变自己，尽管这可能有损他的光辉形象。
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变成了中国硅谷，陈景润却一天天衰竭。1984年查出的帕金森综合征，让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除了数学。当罗声雄告诉他英国数学家怀尔斯解决了费马大定理时，他请护工帮他翻起眼皮，睁开双眼，表示他的惊讶。然后，他含混不清地说，请把资料拿来，我要看。
自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和徐迟便没有见过面，甚至没有任何交往，但两人对科学却是一样的执着。
徐迟晚年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国，直到生命止息的前几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谈夸克》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为此，《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上还发表一篇署名陶钧的文章《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文章指明，此徐迟即彼徐迟，打消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怎么作家徐迟会写起高深科学文章？1996年3月19日13时10分，陈景润与世长辞。同年12月12日，徐迟在武汉的病房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回味徐迟50年代写的一首诗：“我所攀登的山峰／在雨雪云雾笼罩下／它吸引你走进它／像磁场引导指南针／除非你是一个勘探队员／你不会知道这山脉的价值。”这是科学家的赞歌，也是徐迟和陈景润相遇的机缘。
让我们再次回到1978年那个春天，那个决定了陈景润、徐迟和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春天。这一年，杨乐在苏黎世国际数学大会上，报告了他和张广厚的研究成果。
这一年，孙家栋在科学大会上作了关于我国空间事业发展的发言。30年后，他成了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实现了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一文中所说的“嫦娥奔月”。这一年，黄昆在离开研究工作26年后，由邓小平点名到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由此成为“文革”后走上领导岗位的第一批科学家。这一年，陈佳洱回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
此前，他已在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待了10年，修路、喂猪、种地，卖光了所有与加速器相关的书。这一年，袁隆平由怀化农校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晋升为研究员，并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一年，巴金重新拾笔，耗时7年完成了《随想录》。这一年，张艺谋，陕西咸阳国棉八厂28岁的工人，在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区，被几个摄影老师破格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