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忆潘师
知识分子
2016-03-04
书房里的潘承洞
文 | 蔡天新（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西方人将它命名为中国剩余定理，其实是一种轻视。——潘承洞
1、初见潘师
1978年，我考取了山东大学。10月初，我第一次坐上火车，千里迢迢从南方来济南报到。几天以后，数学系举行新生开学典礼，一位风度翩翩、满头银发的老教授上台讲话，他便是系主任张学铭教授。
张先生在对我们表示了一番欢迎、祝贺和鼓励，介绍了校系的光荣历史之后，忽然向我们推介起一位年轻数学家，讲他如何如何了得，说完以后便把他请了出来，与同学们见面，那正是潘承洞先生。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潘师，厚厚的眼镜（两千多度），高高的个子（一米八四），而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我尚未发育成熟。那年潘师四十四岁，正值壮年。就在几个月前，潘师因为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由讲师越级晋升为教授。
1981年，教育部确定全国首批博士点，只有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拥有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而张先生是两校该专业唯一的博士生导师。
那次典礼有点奇怪，数学系有好几位名教授，有两位还是民国年代留美归来的硕士和博士，张先生为何要向同学们独独隆重地介绍潘师呢？后来我猜测，这不仅因为潘师成就突出，还因为那会儿张先生已知自己不久要南下，预见到潘师将会接任他的系主任和数学研究所所长职位。
2、数之姻缘
终于等到了开学，潘师指定楼世拓和姚琦两位老师给我们上课，主要讲授分析技巧和初等数论，从中也介绍一些著名的数论问题和猜想，他们略带神秘的授课方式，引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加上因为是选拔进来的，机会难得，更为大家珍惜。与此同时，因美而难的数论也渐渐地使得不少人望而却步。
半年以后，只留下四位同学；又过了一年，就剩王炜和我两个人了，其他同学先后选择别的导师或研究方向，相当一部分后来出国留学去了。我和王炜则一直跟潘老师研习数论，从学士论文做到博士论文，而楼姚两位老师是我们的启蒙老师。
3、仙人指路
潘师并非埋头死读书或研究的人，他有许多业余爱好，乒乓球、桥牌、象棋等样样精通，并且曾在母校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以及省市比赛中获奖。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这些博弈和比赛，提高了社会观察和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为后来他从事的行政领导工作打下了基础。
潘门弟子中，王炜擅长桥牌，我则可能是第一个与他对弈象棋的。当潘师听说我中学时就参加过成年象棋比赛，还在地区一级棋类运动会拿过名次，便邀请我到他家里下棋。我们对弈过三五回，每回互有胜负，双方胜率各占六四开，潘师占优。棋如其人，潘师有大将风度，从来落子无悔，与此同时，他却允许我偶尔悔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