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时候，学术界的交流都还是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但如今只有英语占据统治地位。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在参加学术会议或阅读文献时，你可能搞不懂研究的具体细节，但至少你们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当今世界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等学科所采用的主要沟通媒介都是英语，不管是出版书籍还是会议交流，电子邮件或Skype视频对话，不管是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还是乌拉圭的首都蒙得维的亚，你在全球各地任意一幢科研大楼里随便逛逛都能证实这点。当代科学是英语的世界。
更重要的是，当代科学只使用这一门语言，人人都在用英语，如果你不懂英语，你就被排斥在学术圈之外了。
一个世纪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西方科学界的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虽然懂一点儿英语，但他们也会用法语、德语进行阅读、写作与演讲，甚至还有人懂一些“小”语种，如后来兴起的俄语以及迅速衰落的意大利语。现在看来，当时的科学界用这么多种语言来进行交流似乎有些令人惊异。如果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岂不是会更有效率？否则，为了合成苯系衍生物还得学习三种语言的读写，这得浪费多少时间！
此外，如果不同国家的研究者用不同的语言发表研究结果，可能还会出现关于谁先发现、哪种结果更靠前的优先权争议，因此，所有人使用同一种语言自然也会减少这类跟翻译相关的纠纷，进而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依据这种观点，当代科学之所以如此飞速发展，是因为我们专注于“科学”本身而不是诸如语言之类的表面功夫。
对于说英语长大的人来说，这点容易理解，但是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母语并非英语。
在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之外的地区，语言的学习与翻译仍在继续，若是考虑到他们学习语言的时间，用英语一种语言统治科学界并不比多语种并行更高效。今天的科学家处于全英语的世界中，最新的科学研究不断地搅拌与发酵，而它们本来的模样逐渐被遗忘。科学不一直是这样吗？不，这只是最近几十年内发生的事情，但只有一些年长的科学家能回忆起它曾经是什么样的。
科学家们与人文学者往往认为，在英语之前，学术界的主流语言是德语，再之前是法语、拉丁语，再往前则是西方科学的开端，也就是希腊语的时代了。表面上看，科学的发展史犹如一系列语言的更替史，而事实并非如此。
整体而言，我们能观察到西方科学的两种基本语言体系：单一语言统治以及多种语言并存。最新的单一语言统治（即英语）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直到70年代它才战胜已沿用数百年的多语并存制度。
英语成了科学的代言人，但它的统治还没有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为了理解这一重大变化是如何产生的，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开头。在15世纪的西欧，自然哲学与自然历史这两个领域——它们直到19世纪才被起名为“科学”——都是多种语言并存的。这的确是事实，尽管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受到格外的青睐。拉丁语的特殊地位并不与多语言体系相矛盾，与之相反，它其实是多语言体系的一个佐证。
任何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人文学者或中世纪晚期的哲学家都知道，用拉丁文描述自然哲学这一传统可追溯至罗马的鼎盛时期，但他们同时也知道，罗马后期的学术主导语言不是拉丁语而是古希腊语；他们明白，几个世纪以前，古典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更多是阿拉伯语，正是将古典自然哲学著作由阿拉伯语翻译为拉丁语，才推动了西方学术的复兴。只要是博学者都知道，研究本就是一项多语种事业。
生活也是如此。
除了少数受父母影响的怪人（蒙田就是其中一个）以外，没人会将拉丁语作为母语来学习，也几乎没人用拉丁语来进行口头交流。拉丁语是学术书面用语，但是每个使用拉丁语的人——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同时也用其他语言，以便于与仆人、家人及恩主交流。拉丁语是一种媒介语言，连接起各个语言团体，同时也代表着一种中立和公正。
虽然学习拉丁语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因此它仅限上层阶级使用，但它轻易地跨越了教派与政治分歧：新教徒们也常常使用拉丁语（有时用得比天主教徒还更为优雅得体），拉丁语甚至被引入到东正教的俄罗斯，作为新成立的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学术语言。
或许最重要的是，因为拉丁语并非某一特定国家的母语，所有欧洲与阿拉伯国家或地区的学者们能平等地使用它，它不属于任何人。鉴于以上原因，拉丁语成为研究宇宙自然的最合适的语言。但是从事这些研究中的每个人都通晓多种语言，他们根据交流对象不同而选用不同语种。比方说，瑞典人在与国外化学家书面沟通时，用的是拉丁语，与本国的采矿工程师口头交谈时，则用瑞典语。
然而，在被称为“科学革命”时期的17世纪，这一体系却开始瓦解。伽利略在撰写著作《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发表他关于木星卫星的发现时，用的还是拉丁语，但此后他的主要作品都使用意大利语，为了获得更多本土观众的赞助支持。牛顿的《原理》（1687年）以拉丁语出版，而他的《光学》（1704年）则以英语出版（1706年出现拉丁译文版本）。
放眼当时的整个欧洲，学者们使用的语言都开始丰富起来，拉丁语、法语的翻译也蓬勃发展，以创造便利的沟通条件。
到18世纪末期，化学、物理、生理学以及植物学等方面的著作越来越多地用英语、法语、德语来出版，同时也有少量著作使用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或其他语言，不过直到19世纪前叶，一些学术精英仍然倾向于使用拉丁语（德国数学家高斯在19世纪的前十年一直坚持做学术笔记，用的仍旧是近1900年前凯撒大帝使用的语言）。但不管怎样，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多语言大杂烩里，现代科学开始崭露头角。
然而，随着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对效率的一味追求使得历经数世纪的多语言并存体系逐渐衰落。光为了看懂最前沿的自然哲学进展，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学习多种语言，科学家就没有时间来自己做研究了。1850年前后，科学界开始形成英语、法语和德语三足鼎立的局面，三者所占的比例大致相当，虽然三种语言在每一学科的分布各不相同：一直到19世纪末期，德语在化学领域都占据领先地位。
随着工业化的蓬勃发展，现代民族主义也席卷了欧洲。在整个欧洲大陆，诗人和知识分子开始重视他们本国的语言，并对它们进行改造与发展，使农民的日常口语与高级的文学与自然科学用语相协调，成为19世纪现代文明的承载者。多语种在文艺界的发展则有目共睹：现代匈牙利语、捷克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波兰语及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在19世纪下半叶百花齐放。
然而，在科学领域，对于高效率的追求或多或少地阻碍了多种语言的共同繁荣，只有俄语从混乱中突围出来成为一种主要的（即使程度较弱）科技出版语言。“小语种”的支持者总是在抱怨被排除在外，而三大主流语言的使用者也因不得不学习另外两种语言而牢骚不停。
毫无疑问，三种语言并存是一种累赘。于是有人倡议只用单一语言来进行科学研究，就像几个世纪前中立而通用的拉丁语一样。
他们呼吁大家使用柴门霍夫博士发明的世界语（Esperanto），其理由与今天的英语拥护者们的观点并无二致。世界语的拥护者中不乏知名人士，如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与丹麦语言学家奥托·耶斯佩森（Otto Jespersen），不过他们的热情马上转移到了更极端的人工语言项目中，随之被看作是空想家而被大众忽视。
在当时，若没有多种语言共同的努力，科学也就无法延续。
显然，事情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当今就生活在由一种“世界语”统治的世界里，只不过这个“世界语”变成了英语——它是某些异常强大的民族国家（美国）的母语，一点也谈不上“中立”可言。多语言并存的科学体系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瓦解了。
1914年夏天，同盟国（主要是德国和奥匈帝国）与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不仅带来了伤亡，也毁掉了互助的国际主义理想。德国科学家联合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宣扬德国战争的正当性，这都被英法两国的科学家看在眼里。战争结束后，胜利的协约国（新加入了美国，俄罗斯因卷入布尔什维克革命漩涡而退出）成立了国际研究理事会，发起了对同盟国科学家的抵制。
20世纪20年代初期成立的新国际科学机构都把战败的德语科学家排除在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曾经作为主要学术语言之一的德语在科学界销声匿迹，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三种语言衰减为两种语言。作为回应，德国人民加倍效忠他们的母语。多语并存体系开始出现裂缝，但真正让其粉碎的却是美国人。1917年4月美国参战之后，仇德情绪蔓延，德语也变成了替罪羔羊。
在艾奥瓦州、俄亥俄州、内布拉斯加州以及其他州，德语原本是除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这是因为该地区大量移民来自中欧），但开战后就受到了压制，直到1918年停战纪念日之后，德语禁令才略有放宽。到1923年，美国一半以上的州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德语，不管是电报、电话还是儿童教育方面。
同年，在著名的“迈耶诉内布拉斯加州”（Meyer v. Nebraska）一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禁止使用德语的法律，但是德语禁令造成的损害已成既定事实。外语教学完全被摧毁了，甚至包括法语和西班牙语教学，整整一代的美国人，包括之后的科学家在内，都成长在一个没有外语的环境中。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德国和奥地利物理学家发表了最新的量子力学进展时，美国物理学家之所以还能阅读德语论文，是因为这些美国人都曾穿越大西洋前往德国进行研究生学习，在此过程中不得不学习了德语。但不久之后，留德风潮就反转为留美风潮。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解雇了所有的“非雅利安人”和政治上左倾的教授，这一举动彻底破坏了德国科学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幸运地逃离德国、移居国外的犹太科学家们也面临着一系列困难：爱因斯坦的前助手科内留斯·兰措什（Cornelius Lanczos）就因为研究课题以及英语太差这一广为人知的原因而难以发表英语论文，哪怕他已经求助好友进行了详尽的修改，甚至爱因斯坦本人也要依赖译者与合作者的帮助。
与此同时，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搬到了芝加哥，并最终习惯了使用英语。
而马克斯∙玻恩（Max Born）定居在了英国爱丁堡，能自如应用年轻时习得的英语。这些大人物提到自己学习新语言时的痛苦经历，非常类似于今天的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自传中描述的一样，他们用英语发表自己的研究发现，在本土之外积累声誉，意义重大。再看看德国：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却拒绝了很多留学生求学德国的签证，这进一步地孤立了德语，加速了由战争引起的德语的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问题又逐渐受人口和地缘政治影响。19世纪，不断对外扩张的大英帝国接触到了各种外语，相比之下，20世纪崛起的美利坚帝国的科学家们则没有面临太多外语方面的竞争。然而，战争后奋起的大量苏联科学家与工程师成为了美国新的科技对手。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约25%的世界出版物使用俄语，仅次于英语的60%，俄语也成为第二主流的科技语言。
但到20世纪70年代，俄语论文所占比例开始下滑，因为全球的科学家都纷纷开始转向使用英语。为了掌握科学研究的自主权，美国人拒绝学习俄语，更不用说其他外语了，同时他们将美国化的科学体系越过大西洋输送到其他英语国家或非英语国家，进一步推动了科学的英语化。
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人们愿意加入这一全新的单一语种体系，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论文被这一领域的大牛所引用，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伊比利亚人不再用法语或德语发表论文，而改用英语。用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发表论文反而被认为是民族排他主义的表现：如果不是法语母语者，就不会用法语发表论文了，德语情况也大同小异。随着冷战的进一步升级，用俄语发表论文也被解读为明显的政治立场。
与此同时，全世界一代代科学家都在学习英语，这一行为却并没有被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自然科学中超过80%的论文著作是用英语发表的，现在这一数字则为99%左右。
那又怎么样呢？也许出于效率的考虑这是对的，用同一种语言来进行科学交流更好一些——如今科学的显著成就可能归功于此。
然而我们也应铭记所付出的代价：1869年，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差点与荣誉擦肩而过，因为元素周期表的创立是以俄语而非德语发表的。今天，科学进展日新月异的领域里，如果将成果发表在非英语的普通期刊上（顶级期刊除外）则意味着无人关注。
法国数学家经常自豪地用法语发表论文，因为法语的格式有助于对数学证明的理解，但如果是注重实验、较少使用方程式的学科，用英语之外的自己的母语发表研究则几乎不可能。很多有潜力的学生最终远离科学界，只是因为应付英语太困难，而不是因为他们处理不了多元微积分。此外，全世界上的教科书（甚至是高中的）都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出版，从而使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市场条件下，几乎都没有捷克语或斯瓦西里语的微生物学教材存在了。
这就是单一语言体系所要付出的代价。
然而，单一语言体系一旦建立，似乎就会稳定下来。以前从未有出现过这样的科学交流的单一语言体系，作为经济强国与军事大国的母语，英语已经延伸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怎样，有两点是我们可以确定的：第一，维系一个如此规模的单一语言体系耗费着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为非英语国家的语言培训与翻译投入大量资源。
第二，哪怕明天英语国家都消失了，由于人们的习惯具有强大的力量，英语仍然会是重要的科学使用语言。科学家们提出的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指人们在判断或决定时通常倾向于依赖最初的印象或信息）既解释了以前的多语言体系，也支持了如今的单一语言体系。问问你周围的科学家吧，他/她会懂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