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当你们拼命给孩子灌输知识，并抱怨孩子没有尽最大努力时，不妨也问问自己：孩子自出生以来问的问题，你们回答了多少？回答得怎么样？你们为此尽了多大的努力？
我静悄悄地走进女儿的房间：“宝宝，你有几分钟的时间吗？”“我不能肯定，”女儿的眼睛依然盯着计算机屏幕，“我必须完成作业。”“可是，爸爸有件事情想和你谈一下，也许只需五分钟的时间。”“什么事情？”“你三岁的时候问过妈妈一个问题。我们一直都没能回答你。现在已经8年过去了。很抱歉，也许我们都有点懒，没有太多地去想。不过我现在终于觉得有了点线索。也许我们能够讨论一下，一起找到答案。”
女儿把目光从计算机屏幕上移开，注视着我。11岁的她，已经是个很善解人意的孩子了。三岁的时候，她刚刚接触芭蕾，一下子就痴迷上了，哪怕进了家商店，也要找块空间跳起来，嘴里哼着舞曲。不知有多少时候，路人被她稚嫩的舞姿所吸引，停下来为她叫好。一次，她坐在童车上问妈妈：“芭蕾是这么美，第一个芭蕾舞家是从哪里学来的？”
妈妈又惊又喜，骄傲地把这个问题转达给我。这个问题也成了我们家庭的骄傲。我们告诉了许多朋友，多少有些炫耀：看我们家的宝宝多聪明！女儿的芭蕾天赋也确实是鹤立鸡群的。她六岁上了波士顿芭蕾舞团的芭蕾学校，七岁被挑为小演员，参加了该团那年圣诞节《胡桃夹子》的演出。可是，对她的这个问题，我们则从来都没有回答。
我一向认为：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孩子们的问题，往往是最深刻的哲学问题。对孩子一定要敬畏。但是，也许是太敬畏了，我总觉得回答她的问题超出了我的能力，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思考，怕一个平庸的回答辜负了她。现在看着她一天天地长大，已经开始读《荷马史诗》的全译本，讨论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当父母的，如果对这样的问题居然也不试图回答，是不是也太不负责了呢？
于是，我开始努力认真地思索答案，并不停地回顾父女之间这些年的思想交流，希望最终找到的答案既反映了我思想的努力，也能整合她的经验。出人意料的是，我居然很快找到了线索。我甚至后悔没有早一点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耽误了和她进行思想互动的机会。这也是我为什么匆匆打断她的工作的原因。
现在父女面对面地坐定，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对方。我可以开始了。“你当初问的是第一个芭蕾舞蹈家从哪里学的芭蕾。你是否想过：第一个芭蕾舞蹈家所跳的芭蕾，和你现在看到的芭蕾（比如《胡桃夹子》中的那种芭蕾）是一样的吗？”“噢，这个我还真没想过，”她沉吟一下，含含糊糊地说，“应该是一样的吧……噢，不对，恐怕不一样。”
“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呢？有没有别的例子？比如，第一个钢琴家从哪里学的钢琴？”既然女儿学了多年钢琴，我就把问题转移到钢琴上来。“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比如那些早期的钢琴家，巴赫，莫扎特……”“他们弹的钢琴一样吗？”“噢，我知道你问的意思是什么了。”她眼睛亮起来，“巴赫弹的是古钢琴，莫扎特弹的则是现代钢琴了……”
这一下，我们的讨论顿时热闹起来。我们都记得她一年多以前弹巴赫时的经验。
巴赫还处于古钢琴时代，对刚刚出现的现代钢琴还有些排斥，他的作品也大都是为古钢琴写的。古钢琴没有现代钢琴那种踏板。踏板的重要功能，就是把琴键上弹出来的音延长，增加了钢琴的表现力。当然，现代钢琴的每个键对手指的轻重都有敏感的反应，弹重了声音就大，轻了就小，这就给演奏者更大范围的表现力度，也是古钢琴所不具备的。女儿当时在现代钢琴上弹巴赫的曲目，充分利用了现代钢琴的踏板功能和力度，曲子自然起伏跌宕。
演完后老师鼓励一番，然后问：“巴赫自己是这么弹这个作品的吗？”“不是。”在场的许多孩子都立即回答出来。“对，他不会有这些力度，不会用踏板。但是，如果他活在今天，他是否会采取这些技术呢？”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最后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意见：“我相信他还是会用的。在他那个时代，这些技术都还不成熟。他只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下力图达到完美。如今有了这些技术，他的表现余地更大了。他为什么不用呢？”
女儿当然和老师不谋而合，所以才会那样弹。我把这个议题带回我们眼下的讨论中，女儿一下子有了新的反应：“啊，也许所谓‘第一个’的概念就不对。根本没有所谓‘第一个’。”“从理论上说，也许应该是有‘第一个’的。”我不希望她这么快就达到结论，继续说，“但是，所谓‘第一个’，至少是我们现代人的定义。比如，巴赫弹的是古钢琴。古钢琴不是现代钢琴。所以巴赫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钢琴家。
莫扎特也许是我们知道的最有名的‘第一个’吧。但是，有巴赫的作品在那里摆着，现在你也觉得那是钢琴作品，怎么能说莫扎特是‘第一个’呢。”
女儿从椅子上跳起来，找到纸和笔，马上给我上了堂图说钢琴史：古钢琴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为什么音很难拖长，为什么先进的古钢琴也有重音轻音之分、但需要不同的琴键弹出，现代钢琴是什么样的，踏板怎么工作，为什么现代钢琴每个键都能有丰富的表现力度……直到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听得脑子发麻。为了避免被她“灌输”，我立即“撤退”到自己的老本行中“固守”：“你看希罗多德是不是‘第一个’历史学家呢？”
众所周知，希罗多德在西方被称为“史学之父”。女儿喜欢希腊神话，自己读起《伊利亚特》来。我为了引导她对历史的兴趣，给她一本希罗多德的英文全译本，她看了十几页，但还是觉得自己正读着的那些小说更有意思，就放下了。不过她曾颇有兴味地和我讨论：“希罗多德和现代作家很不一样，他每讲一件事情，总爱说‘听什么什么人说’、‘按照某某的说法’等等。
”我当时启发她：希罗多德的叙述保留着独特的多元性，他不时提醒读者注意，他所陈述的每个事实，都是从某个人的角度看到的事实。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就可能是另外一种事实了。这种态度，使他对不同的文化有着特别开放的态度，不像许多现代作家，叙述事实的笔调仿佛是上帝在讲述一种“最后的真实”。他们根本不觉得需要交代自己的事实是从哪里得到的、是从哪个视角看到的。如今讨论到这个地步，希罗多德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于是，我不等她回答上面的问题，就把自己的思路又推进一步：“看看，大家称他为‘史学之父’，那分明指的是他是‘第一个’历史学家。爸爸教历史。按说爸爸的行当就是他创造的。”“那么他确实是‘第一个’了？”女儿并不太确定。“可是，为什么他书中总说‘听某某说’呢？”“噢，”女儿恍然大悟，“他也是听人家讲的。就像口口相传的《荷马史诗》一样，未必是一个人写的。”“书还是他写的。但是，在他之前，有口口相传的历史。
那些告诉他这些历史的人，是否比这位‘史学之父’更是‘第一个’呢？”“是呀，那些人是更早的历史学家。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谁是‘第一个’。我们只是因为自己对过去的事情知道得太少，所以为了方便，在自己开始知道的点上定义出一个‘第一’。”“那么谁是第一个芭蕾舞蹈家呢？她跳的是什么样的芭蕾？”女儿笑起来。
这样，父女俩讨论来讨论去，都觉得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但至少发展出一个可以接受的假说：不管是芭蕾也好，钢琴也好，历史也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经过人类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不断完善起来的。在起点阶段的形态，和现在的形态一定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巴赫还在弹古钢琴，基本没有运用现在的琴童所使用的很普通的技术。希罗多德以前，“史学”还是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是他先记载成书，形成框架，使散乱的传说有了系统。
芭蕾最初是什么样，我们更不知道了。也许比现在粗糙得多，也许是一种难以辨认的舞蹈形式……
那么，女儿从这种讨论中学到了什么呢？老实说，我自己都很难判断。她在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对这些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也许会不停地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我有限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我希望她看到，她所继承的人类文明，并非某个天才一夜之间突然发明的，而是人类经过多少代的努力不断完善的。要敬畏这种文明的遗产，而不是盲目崇拜个人。
同时，她也应该意识到，每代人都有责任，把自己所继承的东西再完善一些，向前再推进一步。女儿一直有“要创造一种有持续影响力的东西”的志向。我则希望她明白，这种“创造”即使看起来象“横空出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站在巨人的肩头”。我相信，这样的理解，对她一生都有好处。
作为父母，我自己从这一经验中学到了什么呢？我觉得，对孩子要不停地激励、启发。
但是，我不会找出什么“名人名言”作为她的座右铭，我不愿意对她灌输一些外加的概念和思想。家长最重要的职责，是回答孩子的问题。这就像孩子饿了你给她饭吃、渴了给她喝水一样。就像我回答她三岁的问题花了八年时间一样，做到这一点实际上非常困难。她还有许多问题我根本没有回答。父母非竭尽全力不可。如果父母偷懒、不顾她是否有食欲而强行喂食，那么这种填鸭式最终会毁掉孩子的胃口。
所以，我教育女儿，是跟随着她内在的精神动力走。这样的过程，有时也会回到某些“名人名言”所讲的道理上。但是，她以这种方式理解这些道理，自然也要深刻得多。我也劝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当你们拼命给孩子灌输知识，并抱怨孩子没有尽最大努力时，不妨也问问自己：孩子自出生以来问的问题，你们回答了多少？回答得怎么样？你们为此尽了多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