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伯顿，曾参加战争、乔装为阿富汗医生、为了朝圣还对自己施行了割礼，他对漫游世界和探险有着近乎执着的迷恋。因个性不羁而富于争议，但他终究在促进文化融合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留下赫赫之功。
伯顿在语言方面天赋异禀，他精通29种语言和数十种方言，曾深入伊斯兰圣城并写下鸿篇巨制《走向圣城》。遗憾的是，在伯顿去世之后，为了保全他的声誉，他的遗孀伊莎贝尔焚烧了他大部分的手稿，关于伯顿爵士的大部分惊世传奇也被永久地埋葬于地下。
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提到这个名字，大多数人可能并不能立刻想到他的身份。诚然，与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和世界上第一位环球航行的麦哲伦相比，伯顿在探险家的名册上并不算是如雷贯耳，但如果我们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稍做驻足就会发现，即使在人才辈出的十九世纪，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这个名字也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中。
1821年，当这个亚麻肤色的男孩降临在英国德文郡一个军官家庭时，他要面对的却是四海为家的童年生活。伯顿的父亲是陆军军官，母亲是富家女，自理查德出生，一家人就常游历于欧洲各地，小伯顿的早期教育就由他父母雇佣的各种家庭教师来指导。
伯顿一家长期居住在意大利和法国，时不时在德国、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小住生活让伯顿对漫游世界有着近乎执着的迷恋，旅途中不同国家人文风情也塑造了伯顿日后开阔勇敢的性格，除此之外，多年的旅居生活也让伯顿在语言上的非凡天赋早早显现出来。他三岁时就开始学习拉丁语，四岁学习希腊语的同时也很快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当地的方言。
1840年，伯顿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虽然年龄增长，他的“胡闹”行为却是有增无减，这也直接导致他在大学第二年结束时就因故意违反牛津大学的规定，擅自参加障碍赛马并公然提议学校修改校规而被除名。大学期间，伯顿只热衷于学习阿拉伯语、哲学和神秘主义，对学院安排的课程时常不屑一顾。
年轻的伯顿对亚洲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有着浓厚兴趣。被牛津除名后的同年，他就加入东印度公司部队服役。服役期间，他利用本身资源优势，系统学习了包括波斯语、信德语、印度斯坦语等在内的近十种语言。在研究异族文化时，他按照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参与其中，模仿每一个所观察到的细节，形式正类似于现在进行社会学研究时常使用的“参与观察法”。当然，他天生的黑色头发和亚麻肤色也成为了在东方世界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在印度服役的八年期间，伯顿参加了对信德的战争，他凭借自己学习语言文化的天赋将大部分《古兰经》的内容熟记于心，并靠着对于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菲神秘主义的深刻理解获得了苦行僧的身份。后来的事实表明，伯顿在此期间以苏菲苦行僧身份接受的正规医学知识教育对他日后的探险生涯非常重要，也正是医者的身份使他得以在异国他乡赢得信任。
但讽刺的是，患了风湿性眼疾的伯顿在印度经过三年的“治疗”后，不得不因为汞中毒而被遣送回英国。
回英国休养一段时间后，伯顿的眼疾基本痊愈了。这一次，热衷于旅行和探险的伯顿踏上了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段旅程——麦加朝圣之路。事实上，伯顿并不是第一个去圣城朝觐的欧洲人。据记载，早在1503年，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作家路德维克德巴塔玛就从大马士革出发去麦加和麦地那朝觐。不同于前人，擅长乔装的伯顿化身为名叫Mizra Abdullah的阿富汗医生跟随商队开始了他的朝圣之旅。
1853年，伯顿动身前往开罗，并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伯顿完成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为了证明自己的伊斯兰教教徒身份，伯顿不仅改信伊斯兰教，还在朝觐的路上对自己实施了割礼。这些努力都足以展现伯顿朝圣的决心。
朝圣之路始于亚历山大城，经开罗到苏伊士，过苏伊士海峡后一路向南进入红海，又沿红海边的希贾兹港口城市延布进入麦地那后经陆路到达圣城麦加。
路漫漫而修远，沿途恶劣的环境给旅途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风险。伯顿曾在干涸的沙漠地带艰难向前，也曾在狭窄的道路上遭到四处横行的匪徒的伏击。这片让伯顿魂牵梦萦的土地给他带来的不仅是未知的喜悦和古老的文化，酷热的气候，贫瘠的沙漠以及怪石嶙峋的山石也是整个旅程难以分割的部分。即便如此，在朝圣之路上，伯顿的每一步依然走得非常坚定。
他不仅凭借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和细致的观察将沿途所见与欧洲风格迥异的东方世界的景象记录了下来，还在抵达圣城后，冒着极大的危险对清真寺和天房进行测量和描绘，而这样看似简单的事情，实则步步惊心。历经千难万险回国后，伯顿根据在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所见所闻创作了两卷本长达近千页的鸿篇巨制《走向圣城》。
朝觐路上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严肃神秘的穆斯林生活，古朴安详的东方世界从伯顿幽默又详实的字里行间流过了东西方间的百年鸿沟，在西方世界汇聚成一股激流，注入了19世纪英国的文化海洋中。
尽管他在书中强调，他的此次圣城之行有任何政治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导致他东方之行的直接原因是“自己彻底厌倦了所谓的‘文明’和‘进步’，渴望亲眼见到别人满足于用耳朵听的东西，即真正伊斯兰教国家内部的穆斯林生活”，但他关于东方世界的详尽描述也确实为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圣城归来的伯顿在英国名声大噪，《走向圣城》一书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1854年，在皇家地理协会的支持下，伯顿决定去探索阿拉伯半岛。也是这一次探险，他和一位影响他人生轨迹的旅伴——约翰·汉宁·斯皮克共同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的生死考验。索马里是他们探险的必经之途，而就在他们刚刚离开营地时，就遭到了200名索马里人的攻击。
这次攻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探险队伤亡惨重，他们的一名同伴当场死亡，斯皮克被俘虏，伤痕累累，而伯顿则被索马里袭击者用一杆标枪从一侧脸颊刺入，再从另一侧脸颊刺出。
然而，这样残忍血腥的经历没能帮伯顿换来英勇的表彰，相反，由于被怀疑有失职行为，他不得不接受两年之久的调查。尽管在仔细调查后，伯顿的大部分“失职行为”得到澄清，但他两颊永久的伤疤和受损的公众形象却成了抹不去的痕迹。1856年，伯顿再次受皇家地理协会的委托出发去寻找阿拉伯旅行者口中的“内陆海”，虽然这次探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协助英国寻找适合出口的商品，但探寻尼罗河源头这个任务也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一提的是，出发前，伯顿和后来陪伴他一生的妻子伊莎贝尔·阿伦德尔私定了终身。由于伯顿的非天主教身份以及清贫的职位，伊莎贝尔的母亲一直强烈反对他们在一起，但两人的坚持最终换来如愿的结合，而伊莎贝尔也成为这个传奇铁汉人生中一道绚丽柔美的风景。
1857年，约翰·汉宁·斯皮克再次与伯顿结伴从非洲东海岸一路向西，但很快大家就发现，热带炎热多变的气候严重阻碍了前行的步伐。
对于来自文明世界的探险队员们来说，此时的非洲腹地就像一片未知的黑暗地带。漫长的雨季过后，太阳暴晒泥沼产生的高温蒸汽四处流窜，荆棘密布的丛林里暗藏着骇人的危险，过往的路人和商队不断遭到疟疾、风湿、痢疾，以及致命的热病的侵袭。在这条中非探险的路上，动物残骸随处可见，而随着疾病肆虐，沿途也不时出现肿胀腐烂的尸体，大部分都是或饿死或病死的体弱旅者。
为了不拖累伤痕累累的大部队，患病的可怜人只能被抛下，自生自灭。关于那个时候的非洲内陆旅行，有句话似乎颇为贴切：“凡到这里来的人根本就不该有内脏。放弃喜怒哀乐之后，还要放下同情和悲悯。”由于感染疟疾，斯皮克几乎失明，而伯顿已经无法再行走，有时只能靠别人背着前行。
除了非洲炼狱般自然环境的考验，伯顿一行进出非洲所走的这条奴隶之路也是异常凶险。遭遇各自为政的部落抢劫或者敲诈已是家常便饭，就连自己队伍中当地的脚夫和奴隶也时常顺手牵羊偷走了很多设备和必需品，对于探险家们来说，稍不小心，可能就会招来祸患。这样举步维艰的旅程一直持续到1858年2月，队伍成功到达了坦噶尼喀湖。
队伍在坦葛尼喀湖逗留了一个多月之久，没有了沿途部落的威胁，湖畔的居民却又带来了新的麻烦。关于这段经历，伯顿是这样记录的：“我们常觉得自己好像被绑住逗弄的熊，这些爱打听的村人有的踮起脚尖，有的蹲坐在脚胫上，有的往侧面弯曲身子，还有的伸长了脖子像在吆喝鹅群，他们像希腊神话中双眼射出电光似的凝视的怪物，简直像要将我们生吞活剥。如果硬把他们赶走，过会儿一定会再跑回来。”
除了土著居民们奇怪的围观，当地骤冷骤热湿热的环境以及泥泞的沼泽也给成员们带来不少的折磨。遗憾的是，经过测量后，他们发现坦噶尼喀湖海拔只有772米，所以不可能是尼罗河的源头。这时候，斯皮克眼睛发炎已经短暂性失明，而伯顿喉咙肿胀，几乎全身瘫痪。一路上由于性格不合以及恶劣条件，两人积攒已久的矛盾也爆发了出来。
斯皮克认为，伯顿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尤令他这个清教徒难以容忍的是，伯顿酗酒成瘾，同沿途遇到的女人寻欢作乐。而精通多国语言，有着多年探险经验的伯顿则鄙视斯皮克，认为他是个“不懂他国语言、不懂民俗、不谙天象的不学无术之徒”。在坦噶尼喀湖稍作停留之后，一心想要找到尼罗河源头的斯皮克决定独自向北前行，终于在1858年3月的时候在非洲腹地找到了一个水域辽阔的湖泊，并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将它命名为维多利亚湖。
这是欧洲人第一次来到这个面积仅次于苏必利尔湖的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的岸边。斯皮克认定，这个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源头。伯顿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对斯皮克的定论表示怀疑，一方面，由于缺少足够的测量数据，维多利亚湖到底是不是白尼罗河的源头有待进一步确认，另一方面，伯顿心里也清楚的明白，如果斯皮克发表了这个结论，自己所有的努力和所受的苦难都将失去意义，最终的荣誉也只有斯皮克能独享。
于是他和斯皮克商议，在两人都回到英国时，再一起发表关于尼罗河源头的发现。斯皮克当时口头上答应了他的要求，却在伯顿留在亚丁湾养病时提前向皇家地理协会报告了他这个发现。这件事更加让伯顿认定斯皮克是不守信用的小人，对斯皮克怀恨在心。
虽然之后几次斯皮克往返于非洲腹地所测量的数据都支持了之前的结论，他本人也因此获得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奖章，但长期四处探险、经验丰富的伯顿却始终表示无法信服，两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
为了结束这样的局面，皇家地理学会决定安排两人于1864年9月见面，进行公开辩论。可惜世事无常，当大家都期待着两人最终论战时，斯皮克在论战的前一天意外身亡。虽然最终死亡鉴定确认斯皮克之死纯属意外，但坊间关于伯顿因嫉妒而杀死斯皮克的舆论还是像洪水猛兽一般压向了伯顿。
祸不单行，此时的伯顿因186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摩门教的书也被认为是信仰的缺失，而他日常的一些不羁的行为又在此时被提起，这些无形枷锁使他身心都备受煎熬。1860年，伯顿与相恋了6年的伊莎贝尔结婚，并凭借着之前丰富的探险经历和贡献在外交部谋得了一份差事，开始了他的第二段人生旅程。他利用职位便利，也进行过大大小小的一些探险。
在经历了12年的旅居生活之后，1872年，伯顿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直到去世前，年事渐高的伯顿都没有闲着。他不仅重访了印度，踏上了冰岛，并且做了大量的翻译和学术研究工作。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以及印度经典的情色书籍《印度爱经》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翻译并引入欧洲的。
1886年2月，维多利亚女王为表彰伯顿对大英帝国的功勋，授予他爵士勋位。和年轻时一样，伯顿的生活方式一直放荡不羁，长期大量酗酒以及探险时留下的各种疾病和创伤使他的身体愈加虚弱。1890年10月20日，伯顿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留下了70多本书籍，200多篇文章，不计其数的手稿以及笔记。
7年后，伯顿的遗孀伊莎贝尔去世，俩人合葬在伦敦西南的莫特莱克公墓。
纵观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的一生，他身上所独有的不羁和冒险精神与令人惊叹的语言天赋相融相交，使他成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
作为一名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伯顿一生跋涉于广袤的山海之中，用自身的体会和感受书写了一卷卷不可多得的人文及地理方面宝贵的资料；作为一名语言学家，他精通29种语言和数十种方言，一生翻译著作无数；作为一名人种志学者，他将自己融入被研究文化中，尊重异教文化，客观的记录下异域文化和风情，向西方世界揭开了东方神秘的面纱。
尽管如此，关于他“离经叛道”的爱好和特立独行的处事风格所带来的争议也从未停息。事实上，伯顿从不掩饰自己对与性相关事物的兴趣。他的旅行游记时常充斥着关于沿途所遇到的当地人的性生活习惯以及性技巧，他甚至在自己的游记书中记录了不同地区男性的生殖器长度。这样的推测真实性有待考证，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对于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伯顿这样的行为也确实招来了不少非议和指责。
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歇，在伯顿去世后几百年的今天，世俗的目光重新审视了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流星陨落，光辉长存。尽管他的很多行为以及观点并不能算是一个高尚勇士的典范，他的个人性格中也存在很多违背道德伦理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位具有争议的人物在促进文化融合以及文化交流方面有着赫赫之功。
遗憾的是，在伯顿去世之后，为了保全他的声誉，他的遗孀伊莎贝尔焚烧了他大部分的手稿，关于伯顿爵士的大部分惊世传奇也被永久的埋葬于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