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主讲，用社会学聚焦中国特色。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呆了很久，我很欣赏他的一句话：政治是暂时的，而方程是永恒的。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观察——中国社会的特色，这不是一个政治命题，而是一个学术话题。社会科学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观察的角度基于我奉行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
第一是变异性。
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小至个人、家庭、单位，大至社区、国家，都具有极强的异质性，不像自然科学可以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第二是社会分组。虽然有异质性，但社会现象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即相似性。譬如读大学的人，虽然他们内部也存在差异，但相较没有读大学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收入更接近。社会分组可以减少组内差异。第三是社会情境。个体之间的异质性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是不一样的。
譬如社会不平等在不同的制度、经济、文化下，它的程度会不同。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异质性会有所改变。
在这三个基本原理下，某一社会和个人的收入、教育、政治态度，会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不认为社会科学的结果可以推广到全世界，换句话说，社会科学并没有适用于所有社会情境的普遍原则，能够得到的只是暂时的结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适用。对此，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斯·韦伯也曾说过越是普适的理论越没有用。中国研究应落脚在中国的社会环境。
我今天讲中国社会的三个特征，是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有的历史情境下展开的。和欧洲传统相比，中国历史上留下的两个传统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废除了贵族的世袭制度，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通过官僚体制获得权力，而非来自父母和家庭的承继；另一个是，中国没有强大统一的一神论的宗教，但却能包容不同的宗教。
当代中国社会，哪些是独有的特色呢？特色一：强有力的政府角色。
自古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就非常重要。封建时代的政府就是一个统一皇权，皇权来自哪里？天命。虽然没有现代国家的选举，但是文化中有一种默契的交换关系，皇上掌权一定要保障百姓的经济生活、和平、福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体制变化了，毛主席强调执政者要为人民服务。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政府，政府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具有高度控制力，因此也会造成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政府参与市场经济，造成了部分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
在中国，工商利益和政府利益结合得比较紧密。在其他国家，政府和企业通常比较对立。而中国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是因为它假设“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为公民提供经济福利，以显示其责任和合法性——我是为民服务。但从社会科学角度而言，大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由具有异质性的人组成，任何一个政策对不同的人的影响都不同。比如：中国赴美签证延至十年了，又开新的地铁了，这些政策总有一部分人不受益。
社会学研究有三个发现。第一，在中国社会，政治资本极为重要，它是获得社会地位和资源的重要因素。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靳永爱合作做了两个研究。第一个是党员身份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对财产和收入的影响。从社会分层而言，党员身份或是否在体制内工作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变量。我们的研究发现，党员身份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对财产的影响非常大，大于对收入的影响。
另一个是利用2010年至2012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来比较是否在体制内工作对家庭财富存量和增量积累的作用。这两年中，全国有64.8%的家庭财产都有增长，35.2%的家庭财产未变动或减少。而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发生了增长的比例为71%，高出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5个百分点。同时，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增长比例达到36%，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的增长幅度(30%)。
第二，国有企业具有垄断地位。
国有企业的强大主要不在于它是国有，而是在于它垄断了一些行业。虽然它的经营效率不一定高，但是因为垄断，就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营能力。第三，腐败和权力的滥用难以避免。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反腐败的有效措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腐败的出现是结构性的。这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世界性现象、人类共性。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委托-代理人难题”，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委托-代理是一种契约关系，通过契约，一个人或者一批人授权给另一个人，让他代理某项事务，但是当双方预期不一致时，会导致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的不一致。中国这么大，国家为了强大和经济繁荣，为了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要，必然需要各级官员代理具体事务，但是，执行的人如果谋取私利，就变成以国家利益为幌子谋取个人利益。“委托-代理难题”在强政府下尤其容易产生。理解结构性矛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腐。
特色二：家庭重要性超过其它国家。家庭在什么社会都重要，但在中国更为重要。通过量化研究，我们可以证明家庭的重要程度，这也是我重视量化研究的原因之一。家庭是消费基础单位，也是价值观传播场所。首先，家庭是消费的基础单位。通常来讲，个人收入高低不能完全反映他的消费水平，因为收入要和家人分享，比如房产要和配偶、子女共享。所以消费真正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家庭是消费的基础单位。
其次，家庭是上一代对下一代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譬如教育、语言、宗教、政治倾向等等。这也是很多左派或革命性极强的领导者，曾提出要消灭家庭的原因。因为家庭就是一个保守的力量，是价值观和文化有效传递的主要场所。第三，家庭是产生性别不平等的主要机制。通常认为性别不平等是一个社会现象，发生在工厂、学校、机关，实际不然。
家庭中有男有女，消费又是在家庭层面实现的，所以，性别不平等的产生机制，实际上是集中在家庭这个层面。比如女性做家务帮助了丈夫工作，从而牺牲了她们自己的事业。
中国文化中，家庭为何这么重要？首先，这和民间信仰对家庭的重视有关。中国没有一神论的宗教，对任何宗教都可包容。我觉得祖先崇拜已经近乎是一个家庭宗教。拜祖在中国很普遍，南方尤甚，北方稍弱。
在台湾阳明山的上坡路上刻有这样的字“不孝父母敬神无益”，把父母提升到神一样的地位。我们以前有家规、家训、家法，这都说明家庭发挥了部分社会道德、法律的功能。第二，与西方不同，中国有强有力的代际关系，上一代人希望下一代通过教育改变地位的信念非常强烈。我也研究过亚裔美国人，他们初到美国，很多人极度贫困、社会地位低下、不懂英语、工作很差。
但几乎所有华人移民都有很强的信念：“我要把小孩培养成人，让他在美国奋斗”。怎样来奋斗？读书。我们在甘肃的一项调查发现，接近90%的父母希望小孩读大学，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原因何在？中国没有世袭制，小孩必须通过教育来获得社会地位，这是最常见的社会流动的机制。父母为了小孩将来有出息，会主动做很多牺牲，特别是对儿子。这种文化不仅上海有，全中国都有，从韩国、日本到美国的亚裔也都有，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家庭观念在今天是否削弱了？是的！中国的家庭今天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但家庭观念的侵蚀是世界性的，这是世界范围的第二次人口转型造成的。第一次人口转型是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走向低死亡率、低生育率，中国上世纪90年代完成了这个转型。第二次人口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发展带来了个人对自由的向往，很多人认为家庭是自由的障碍，于是第二次人口转型出现了：晚婚、婚前性行为、非婚同居、离婚率上升、单亲父母抚养孩子等。
我们做了很多年的研究，中国社会婚姻和家庭总体上有如下变化趋势：结婚年龄推迟，不是政府政策和计划生育的原因，而是个人选择。生育率低，部分因为计划生育，部分因为很多家庭不愿意生孩子。同居率相对较高。
在1970年前初婚的人群中，婚前同居率是1.8%；1970-1979年和1980-1989年初婚世代中，同居率分别仅有2.0%和5.0%；到了1990-1999年的初婚人群中，同居率上升至12.1%；2000-2012年初婚人群的同居率已经高达32.6%。离婚率一直在上升。
1979年离婚对数仅为31.9万对，粗离婚率也仅为0.3%；到2009年，这两个统计指标分别上升到246.8万和1.85%，年平均增长7.1%和6.3%。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开始超过男性。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很高，西方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中国妇女从1950年代起，就广泛地参与劳动，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女性劳动参与率是63.7%，男性是78.2%。
核心家庭比例高。我在北京大学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CFPS）2012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核心家庭比例是54.3%。其中，夫妻核心占21.5%、有子女核心占32.8%。婚外生育的现象很少见。这在中国和其他东亚社会，如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还没有普遍发生。
中国可以容忍高社会流动性下较高的不平等程度。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无论父母的社会地位高低，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投入都非常高。这和国外不一样，在西方，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父母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要弱些。第二，因为中国人重视家庭，所以年轻人的结婚意愿非常高。虽然很多人并非自己所愿而是家庭所盼，但是至少意愿很高。第三，经济因素对婚姻的影响逐渐加大。特别男方没有经济条件很难结婚，这是中国文化的变化。
第四，只要公众认为社会流动性高，便能容忍较高的不平等程度。很多人说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已经逼近临界线，但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即使不平等超过临界线，我也不认为中国就会不稳定。
为满足“女性向上婚姻”，男女年龄差加大。举两个实证案例。第一个是关于中国人的夫妻年龄差的变化。我们的研究发现，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夫妻年龄差降低，夫妻年龄越来越接近；但是1990年后，丈夫和妻子的年龄差距加大。
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门当户对是一个传统观念。门当户对指男女家庭背景的匹配，同时中国还有“女性向上婚姻”文化。一般认为女方是“嫁”到男方家庭，脱离原来的家庭，既然脱离了原来的家庭就暗示着归属一定要好，所以女方希望丈夫家更有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但是当代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开始超过男性，或者至少相等。这就产生了婚姻市场的矛盾，造成了贫困、社会地位低的男性和教育高、社会地位高的女性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性别比失调仅是造成当下中国“结婚难”的一个次要原因。更重要的是，适龄人群存在，适婚人群稀缺。女方如何实现向上婚姻？在没有研究之前，我就提出会发生丈夫的年龄要较大幅度超过女性的现象。对于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高的女性来说，一种可能的方案就是选择有一定年龄差距的男性。让男性多工作几年来实现他的社会价值，这样就满足了“女性向上婚姻”文化的需求。
家庭非经济因素是孩子成才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个例子是讨论家庭经济和非经济资源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从理论框架上看，孩子学业成绩来源于家庭收入等经济资源和家长教养子女的行为模式等非经济资源。二者孰重孰轻，学界看法不一。在古代中国，对孔孟之道的诠释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而家庭是传递孔孟之道的重要场所。儒家文化尊师重教，推崇有教无类，孔子强调“仁爱孝悌”，也强调只要学习，任何人可以变成贤人。
我在密西根大学的同事——心理学家阿罗德·史蒂文森在“The Learning Gap”一书中，通过东西方的对比，寻找美国教育变差的原因，发现日本教育好的原因在于孔孟文化。他也研究了韩国、台湾、北京的孩子，同样发现了儒家文化的积极影响。
举一个例子。孩子期中考试回来，说：“爸爸我考了92分”，美国父母会说：“非常好”。中国家长的回答是：“那8分哪去了？昨晚玩了？粗心大意了？
”美国小孩会说：“这是数学，我天生数学不好”。中国小孩的理由是：“我没有学好”、“我还没有用功”、“我没有听懂”等等。我们一直以悬梁刺股来激励小孩，从一定程度来讲这是一个谎言。并不是每一个人努力都能成功，但是这种文化对个人成才是有益的。最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Carol Dweck提倡“growth mindset（成长性思维模式）”，因为他们的研究发现高教育期望对孩子的成才有帮助。
CFPS数据发现，家庭经济因素对于儿童能力发展的影响有限，但是家长对子女的教养行为和态度对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显著，家庭环境提升一个标准差对于少儿语言能力产生的影响等于家庭人均年收入提高145%的影响。这和美国人的研究发现一致。
特色三：“分层级、家长式管理”的传统。中国有非常强的分阶层、家长式的管理传统。
自古以来，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分层级的，无论是在一个小家庭中，还是在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社会关系在结构上是相互嵌套的。在大国和大的组织中，有效的政府管理体现在晋升与政治业绩上，这是官僚体制的社会流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权力方面是分层级，在操作方面是半自治的，对官员的评估是根据他们为民众服务的“业绩”而定。因此，中等级别的官员既要对其上级负责，又要对下级负责。
所以，中国官员很辛苦，处于“双重责任”的考核中。纪委制度的功能历来就有，本籍回避制度也一直实施，但有时不能两全，部分中层官员就会有违背上级指示和违背“父母官”要求的不理性行为。
基于这样的特点，社会学有如下发现：首先，中国的经济不一定向自由市场模式迈进。第二，作为中介的集体力量对不平等有重要影响，比如单位。单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工作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状况。第三，在中国关系很重要。关系包括你所处的单位、集体、地区，你的社会关系网络等等。以上是我对中国当代社会特色的一些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