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发布的《2015中国自然指数》增刊显示，中国高质量科研对世界的总体贡献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而在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2015年国际物理学领域十大重大突破中，中科大研究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成果位居第一。同时上榜的还有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团队发现的“外尔费米子”，这也是一项入选美国物理学会发布的2015年物理学八大“标志性进展”的成果。
中科院物理所赵忠贤院士领衔研究的铁基超导获得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接受采访时曾这样预言：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积累，中国科研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相信未来几年将会涌现更多的优秀成果。这一预言正在成真。
中科院物理所副所长方忠研究员是外尔费米子团队的领衔人，在他看来，“人才是科学技术研究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我国研发人员已由2010年的255.4万人年增加到2014年的371.1万人年；“十二五”前四年，我国累计培养博士毕业生20.9万人，年度海外学成归国人员由2010年的13.5万人迅速提高到2014年的36.5万人。
201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人员按全时当量计算达到了371.1万人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各类政府研究机构37.4万人年；高等学校33.5万人年；企业289.6万人年。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统计与分析研究所副所长玄兆辉说：“如今，我国研发人员规模已经居世界第一位，形成了规模庞大、学科齐备、结构完善的科技人才体系，科技人员能力与素质显著提升，为科技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玄兆辉认为，当前我国重大科技成果频现，是长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社会坚持不懈增加科技投入的结果。他给记者列举了几个数字：“‘十二五’我国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从‘十一五’末期2010年的7063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3016亿元；全社会R&D经费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1.73%增加到2014年的2.05%。
2014年，全国R&D经费中来自各级政府部门的资金为2636亿元，带动了9817亿元的企业R&D投入以及563亿元的其他民间投入。”
他介绍，“十一五”末期，我国R&D经费支出总额排名在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到2013年，我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R&D经费支出国，经费规模接近美国的二分之一，是日本的1.1倍，“我国R&D投入强度已接近欧盟15国的整体水平”。
居安应常思危，科研不能止步。在成绩面前，我国科研人员始终保持清醒。方忠提醒，现在的成果只是“亮点频出”，还谈不上“全面开花”，“虽然我们变化快、进步快，但国际化还不够，尚未形成自己的学派”。他认为，科技体制改革应进一步推向纵深，“包括建立适合的分类评价机制、完善科研人员的待遇和分配机制等方面”。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在科研投入上，玄兆辉提出了需要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
比如在稳定R&D投入增速的同时，应该调整R&D经费配置结构。“近年来，我国科学研究，也就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例持续下降。这一比例在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在35%以上，而我国仅为15%。”他说，“科学研究经费长期不足势必会影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发展总体水平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R&D经费使用中“重物轻人”现象仍然严重。
玄兆辉说，发达国家R&D经费中，人员费占比通常保持在40%~6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27%，“这一结构的有效调整是更好地培养和留住人才，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效率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