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听到一句魔咒般的俗语——“七年之痒”。不仅中国有，许多其他国家也有。甚至还有多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七年之痒”，其中一部是由玛丽莲·梦露主演的《The Seven Year Itch》。
故事讲述一个结婚七年、有贼心却没贼胆的出版商汤姆·尤厄尔，在妻儿离家到乡间度假时，对刚搬入楼上的女房客、美貌的广告小明星想入非非，不过，在纠结又纠结之后，他还是作出决定：拒绝诱惑，去度假地与家人团聚。
其实，“七年”并不是一个魔数，“七年之痒”也不是魔咒，而是婚姻发展的一个时间节点而已。在结婚的头七年，夫妻双方除了相互适应以外，还会共同经历婚姻中的一系列事件，进而影响了人们的婚姻体验以及对婚姻存续与否的决定。
这里，我们希望回答的问题是：（1）真的有“七年之痒”吗？（2）如果有，它是变动的、还是不变的模式？（3）如果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七年之痒”？
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运用了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并主持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以下简称CFPS，现已更名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初访数据。
为回答上述3个问题，在分析中，第一，考虑到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制度变革和事件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根据夫妻的结婚时间将总体划分了4个结婚期群：1980年以前、1980~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年及以后。
第二，考虑到子女的数量、年龄、性别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首先，参照了维特和利拉德（Waite & Lillard，1991）的研究，按年龄大小将子女数量细分为如下4类：0岁子女的数量、1~5岁子女的数量、6~12岁子女的数量和13岁及以上子女的数量，这4个变量之和等于夫妻在特定时点上生育子女的总数量。其次，将子女年龄划分为4段，即：0岁、1~5岁、6~12岁和13岁及以上。
还有，考虑到子女的性别结构也会随婚姻持续时间发生变化，故，有必要在子女的数量和年龄之外考虑子女性别的影响。
第三，在分析时还控制了城乡、妻子的初婚年龄和教育程度。根据已有的研究，这些变量都与子女因素相关，也对离婚风险具有显著影响。
对CFPS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如图1），总体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婚姻稳定性并无差别，离婚风险也呈清晰的“倒U型”，曲线大约在婚后的第7年达到顶点，即，的确存在“七年之痒”，看起来“七年之痒”是一个普遍模式。
“七年之痒”作为一个社会俗语，其存在绝不是短时期的事儿。梦露的电影，到现在也已经一个甲子了。难道这是一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模式？为此，在分析中区分四个结婚期群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至少在过去30年的中国，“七年之痒”并不是一个恒定的模式。
如图2所示，4条曲线的高低位置按照初婚期群的时间顺序排列，反映出不同期群在离婚水平上的差异，即结婚时间越接近于当前，离婚率也越高。最重要的是，4条曲线在形状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1966~1980期群的离婚风险函数几乎是一条水平线，其余三个期群的离婚风险函数都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
从曲线到达顶点的时间看，1980~1989期群大概在婚后11年，1990~1999期群大概在婚后8年，2000~2010期群则是在婚后5~6年，离婚风险函数到达峰值的时间在逐渐提前，因此，“七年之痒”并非一个恒定的模式，而是随着时间向现在推移，离婚风险在逐步提前。
既有的研究指出，影响婚姻稳定性的至少有子女数量、子女年龄，在中国，由于国家生育政策的影响，或许子女的性别也有影响。为此，对各可能的因素进行了检验。
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分层Cox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离婚风险最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婚风险显著增加。城市夫妻的离婚风险显著高于农村夫妻；妻子的初婚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离婚风险也越高，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完全相同（Waite & Lillard，1991；Heaton，1990）。
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子女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离婚的风险。相比而言，0岁子女对婚姻的保护作用最大，1~5岁其次，6~12岁再次，13岁以上的影响最小。这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一致，却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相矛盾。在中国，子女，特别是年幼的子女，对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Waite & Lillard, 1991; Heaton, 1990）。
分析结果还显示，子女性别对婚姻稳定性也有影响。有了男孩以后，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一方面如摩根（Morgan et al., 1988）等人所说，在生育男孩以后丈夫会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在中国，子女性别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也可能来自于人们对男孩的特别偏好。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在Cox模型之外，还使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即Cox模型的分析结果稳健。
不过，依然需要澄清的是，“倒U型”离婚模式是婚姻稳定性随时间的自然演化，还是总体异质性的后果。为此，可以将尚未离婚的样本剔除，只研究有离婚经历夫妻的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变化。
自然演化论则认为，离婚者的离婚模式与总体离婚模式的差别不大，即：也应呈现“倒U型”特征。而总体异质性理论认为，离婚者的离婚模式应与总体离婚模式存在本质差别。
分析结果显示，总体异质性理论似乎更加符合中国的情况，有离婚经历夫妻的离婚风险随时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单调递增趋势，与“倒U型”的总体离婚模式有本质差异。
从分期群的结果看，离婚风险函数的斜率在逐渐增大，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离婚经历夫妻离婚的速率有明显提高（参见图3）。这也解释了图2中分期群的总体离婚风险函数到达峰值的时间在不断提前，即有离婚经历夫妻离婚风险函数的斜率增大非常明显，故，斜率的迅速增大是导致总体离婚风险函数到达峰值的时间不断提前的主要影响因素。
与西方国家一致，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也呈明显的“倒U型”曲线，且曲线约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这与“七年之痒”的说法相吻合。不过，进一步分析的结果却显示，这是一个被扭曲了的总体模式。
分期群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期群的离婚模式随时间推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离婚风险函数的位置在不断提高，离婚风险到达峰值的时间也在不断提前。
对“倒U型”的离婚风险函数，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用子女数量和年龄的动态变化作为解释变量，认为子女的出现会对婚姻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分析结果则显示，中国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理论。在中国，子女数量越多，离婚风险越低，年龄越小的子女对婚姻的保护作用越强。
自然演化论认为，婚姻吸引力和离婚成本之间的张力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影响了婚姻的稳定性，形成了“倒U型”离婚风险函数。对有离婚经历夫妻离婚模式的分析结果都显示，有离婚经历夫妻的离婚模式并不具有“倒U型”特征，中国的数据没有支持这一理论。
总体异质性理论能较好地解释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变化。分析结果显示，有离婚经历夫妻的离婚风险函数随婚姻持续时间线性递增，与“倒U型”总体离婚风险函数存在本质的差别。
“倒U型”总体离婚风险函数既没有如实反映有离婚经历夫妻的离婚模式，也没有真实地反映最终没有离婚夫妻的离婚风险。
因此，“七年之痒”是一个混合的结果，是总体异质性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是“水墨效应”的一种呈现，在只有极少数初婚夫妻离婚的情况下，有离婚经历群体的离婚模式扭曲了总体的婚姻稳定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夫妻最终会离婚的比例在不断增加，增加的幅度却不大。故，总体上，中国人的婚姻仍是很稳定的。但有离婚经历夫妻离婚风险函数的斜率随时间的推移有非常快速的增长，离婚发生的时间正变得越来越早，“闪离”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