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正式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从1979年全国城乡普遍实行的一胎化政策，到1988年起就开始稳定实行的一胎、“一胎半”和“双独”相结合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13年11月15日进一步推行的“单独”政策，再到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中国走过了36年。在此期间，学术界和公众对放开二胎政策的可能性都保持着高度的兴趣。
这些相关的讨论大多都将关注点放在生育政策放开后对人口规模的直接影响，以及由此对未来人口总量、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老龄化可能施加的作用。生育，作为家庭建立和个人步入成年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影响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家庭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发现生育行为对父母的劳动参与和工资率都存在十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生育对父母的影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
由于家庭内部分工的存在，父亲会由于孩子个数的增多而增加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更加努力工作，从而可能会拥有更高的工资率。而当有更多孩子时，母亲则需要担负起更多照顾孩子的责任，而相应地减少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降低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与精力，或者选择时间较为灵活的工作类型，从而得到较低的工资率。
除去生育对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客观影响，作为个人生命历程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之一，生育行为对个人在经济生活之外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主观感受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们认为生育更多孩子可以给父母带来经济上的安全感和其他更为消费性的正面主观感受，从而为父母带来主观幸福感。而社会学家则对生育对父母主观感受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划分。
在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的当前，生育与父母的主观幸福感尤其相关。放开二胎对于更加充分地保障个人的生育权利，实现个人真实的生育数量偏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个人得以更加充分而自主地实现自己为人父母的意愿时，个人的主观感受将会得到相应的改善；而同时，在这个更为开放的生育政策下，个人的生育行为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个人所愿意承担的养育子女的责任，相应地，父母也应该会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收获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
在关于生育行为对父母影响的研究中，选择性偏误问题令研究者们困扰已久。比如，父母们可能在生育之前就已经对生育可能给自身带来的影响进行细致考虑，并根据自己的各方面情况作出相关的生育决定。换句话说，父母和非父母之间，或者有较多和较少孩子的父母之间，可能存在着可观测或者不可观测的各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往往难以通过一般的回归分析来捕捉。而工具变量法是解决这一选择性偏误最为主要的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