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锋在高科技公司创业、管理和风险投资领域有丰富的经验，常年在中美之间行走，对两国的创新环境的异同深有体会。邓锋指出中国创新环境的问题，乃至“死穴”。此番比较放诸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中，更显意味深长。
邓锋在中国和美国最好的大学受过教育，拿过学位；而且在中国和美国创过业，特别是在清华和美国的大学里面创过业；还在硅谷和中关村都做过投资。所以他对中国和美国的创新和创业的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了解的。
中美两国创新的生态系统到底有什么区别？在讲区别之前，我想先说一下，中美创新环境的相同点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企业家的激情，他们想通过创业得到包括财务上的独立，并以此来改变世界，等等。
在硅谷，我们常7x24h加班，在中国也是一样。这种激情是创新的原动力。至于资金，现在大家都说，中国中小企业拿到资金很困难，而在美国有风险投资。确实，到今天为止，中国中小企业想从银行贷款很难。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有大量的风险投资，而且风险投资的水平也在迅速进步。
有人说，2004年，也就是我刚回国的那年，是中国风险投资的元年。其实可能更早一点。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有7家风险投资公司，就跟Shelly Harrison（编者注：谢利·哈瑞森，条形码扫描枪发明人）刚才讲的在1971年美国有7家风险投资公司一样。但到今天为止，中国无论是风险投资公司的数量还是投资的资金规模都已经接近美国了，且在投资方式上也进展非常快。
所以从资金的量上来说，中美两国其实已经差不多了。而社会对创业、创新也渐渐开始认同。我刚回国的2005年，很多人还觉得去创业做Startups（初创企业；新兴公司）是不靠谱的。而今天，从政府到学校到一些家庭，都认为创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种文化传播得非常快。
这些大环境的改变，使我真的感觉，到今天为止，全世界最好的创新创业地点可能就是这3个地方：硅谷，中关村，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如果再PK一下的话，中国的中关村比特拉维夫更像硅谷。倒不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科技创新更多——可能这一点我们应该向特拉维夫学习——而是中国企业家的基数大，中国风险投资的资金量足，中国市场的机会和规模都非常大。
这几点使我觉得，在未来５年内，中国要比以色列更接近美国的硅谷。我刚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乐观，今天还真的是越来越乐观了。虽然中关村和硅谷有很大不同，但是中关村的变化非常大。
比如说，今天中国创新的机会、创业的机会，其实比美国还要多。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但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比如互联网、清洁科技这些领域，现在美国已经没有多少创新的机会了，而中国则机会很多。因为中国过去的一些技术基础不是很好，这就创造了机会。再比如电子商务，因为我们没有像美国的沃尔玛那样先进的零售系统，所以中国的电商这一块就很快发展起来。
还有，很多在美国早就有了，但在过去的中国没有的。例如如家、汉庭酒店这种连锁酒店，在美国早就很成熟了，而中国过去没有，因此在过去十几年里就成就了如家、汉庭这样的创业企业。另外包括我们金融行业都在进行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深度和发展的速度其实比美国要来得快，来得大。因为我们过去相当于一张白纸，你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所以我觉得中国比美国创新的机会多。
很多外国投资人，像我的一些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都向我抱怨中国的IP（知识产权保护）有很大问题，这是不是妨碍投资的最大风险。我对他们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在迅速改变，改变的速度之快是出乎我想象的。
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中国有100多位作家起诉百度违规把他们的作品放到了网上，破坏了他们的知识产权，最后这些作家打赢了官司，法院判赔了11万人民币，相当于1万7000美金，这是100多位作家所拿到的。在今天就不一样了，所有的视频网站，特别是有影响力的视频网站，哪一个敢把没有版权的视频发上去？互联网音乐大家可能还觉得可以下载吧？我告诉大家，互联网音乐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
正是因为互联网对版权的重视，可能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中国的互联网音乐的版权问题也会得到解决。这一项一项的进步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创业环境是在迅速向硅谷不断靠近的。当然IP的环境还需要改善。
还有，中国企业家的素质在不断地提高，这种提高比我想象的也要快很多。原来的企业家可能只是有想法，而现在的企业家除了有想法之外，执行力非常强，领导力在迅速提高，学习能力很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在迅速提高。
还有，不仅仅是企业家，就连职业的管理人员也在迅速的发展壮大。我刚回中国的时候，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找一个合格的CFO非常非常难；而今天，在很多上市公司，无论是海外上市还是国内上市，CFO、董秘已经很多了。还有像以前没有的Product manager（产品经理），我刚回国的时候根本没有这种职业，找不着产品经理，而现在中国互联网企业有很多优秀的产品经理出现。
这些职业管理者的出现，为中国的创业环境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生态环境上的不同，有些也说不出是哪边更好。我可以讲几个中国可以改进的地方。我先举几个方面，不一定很全面，来说明中关村和硅谷在生态环境方面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是政府的参与程度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是积极支持和参与创业的。我回国后我们公司投的企业和我自己的企业都得到了政府从政策上和经济上的支持。而在美国创业至今没有政府引导，政府真的是一点都不管这事的。政府的支持我认为很好。但另一方面，也有好多Overlaps（重叠），消耗过多的精力。作为一些startup（初创企业），手续繁杂。
而美国就很简单。
联邦政府或者地方政府不介入初创企业的创办，它也不来找你麻烦。我记得有一次中国证监会问我硅谷的企业上市辅导期有多长，我说美国企业上市根本就没有辅导期。咱们这边可能辅导期要很长时间吧，要去上学习班呀等。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到今天为止，我还说不出来，哪边更好，哪边不好。
不过我相信，政府支持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创业环境不完善的时候，政府应该积极营造好的环境，但是到了这个市场规模经济起来以后，政府应该让市场去博弈，应该让市场来做出选择。
第二，我觉得中关村有清华北大，硅谷有斯坦福和伯克利，因此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比较。大学在创新的生态环境当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总觉得斯坦福和伯克利的校园是开放的，他们没有一个封闭的墙；而在清华，虽然外边的车能开进来，但是学校与外边街道之间是有围墙的，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围墙。这种围墙就会影响到我们做的事，我们怎么能把墙打破让科技进行转移。我还想强调一下，不是简单的把围墙打破就能让科技成果实现转移，其实不是转移的问题。
今天美国大学的研究和工业界的研究很多是放在一起做的。
大学的很多研究题目来自于工业界，像互联网的发展，计算机科学，大数据研究，等等，如果没有工业界的需求，大学的研究是很难继续下去的。它并不是先从实验室中来，再到工业界去，而是大学随着工业发展产生的需求来做的。工业界参与了大学的研究，其实大学也参与了工业界的研究。
很多老师经常去工业界做，斯坦福的校长曾是多个企业的董事，还有之前Sun Micor公司董事会成员都是大学的教授，连英特尔的CEO也是大学教授来做的。很多的工业界大佬也经常去大学里做教授，我很多做风投和创业的朋友也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做教授。这样的交流才有利于更好地做研究。
所以我想大学不应该仅仅是把科技成果进行转化，而是要和工业界一起做研究。也不要把好多研究项目放在像微软、IBM这样的大公司里做，其实许多的新技术来自初创企业。我觉得学校如何和初创企业一起把研究做好才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斯坦福大学可能是做得最好的，它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就是中美教育方式的区别，我们如果要在人才的培养上更多强调创新能力的话，教育方式就必须做一些改变。
坦率地说，能够吸引全世界最优秀人才的地方不是中关村而是硅谷。虽然北京的房价和硅谷的房价一样高，但是北京其他许多地方是不如硅谷的，比如说空气，我们的食品卫生，我们的交通，还不用说我们对信息的自由获取，等等，都是没法跟硅谷比较的。很多海归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上到中学的时候都已经出去读书了，而很少有国外的孩子来北京上中学的。
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是没法吸引到国际型人才的。如果你只能吸引到我们本地的优秀人才或一些海归的话，是没办法做全世界最顶尖的创新的。这一点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巨大差别。
第四，就是体制性的大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创新能解决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在美国，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就是B2C的生意好做；有很多面向公司的即B2B的生意，也好做，许多B2B的上市公司市值很高。
中国就不完全一样，中国的B2C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或者其他一些消费者产品都做得很好，但是真正做B2B产品的大公司却很少很少。华为不错，但华为已经是一家全球化企业。在信息科技领域真正面向中国企业的B2B公司做大的几乎没有，除了国家支撑的几家运营商。比如说软件，中国最大的几个软件B2B公司的市值，加起来也不及腾讯的几分之一。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想了想，其实中国的B2B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关系型的生意，不单单靠产品和技术。决定买东西和出资买东西的不是一个主体，所以出现了太多的灰色空间，太多的腐败。如果这个不解决，中国的B2B就发展不了。没有B2B的大企业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第五，我们的创新跟硅谷创新的很大区别，在于缺少真正的科技创新。中国有很多的商业模式创新、用户体验创新，很多公司在这方面做得都不错，但是与以色列和硅谷比较，我们整体上在高科技领域跟踪、模仿的多，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中国的创新就会有差距。
第六，说到创新的环境，我想多说一下创新文化，特别是创新的企业家文化。中国的企业家比美国的企业家要难做。我老说，美国的企业家比较专业，空手道是空手道的，跆拳道是跆拳道的，柔道是柔道的。无论你是产品专家，或是技术专家，都可以找到合作伙伴共同创业。但在中国就很难，中国的企业家需要的是全能型的，必须得是散打高手，既知道怎么做技术，又知道怎么做产品，还要知道怎么做营销，还要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所以就要求企业家的学习能力特别强，要求也就更高一些。第七，中国的企业家在创业时，往往不太像硅谷的企业家。硅谷的企业家强调差异化发展，即我的公司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有什么新的套路。而中国的企业家往往考虑的是市场占有率，看别人在做什么，马上跟进用更低的价格也去做，而不是考虑利润的最大化。
可能中国企业家琢磨这个是有道理的，他不得不这么做，他必须得生存，所以考虑的不是最大化的利润，而是如何用低价进入市场、占有市场。中国企业家需要更多地考虑差异化，利润最大化和品牌的建立等长久化的方向和战略。这个需要在心态上调整。另外，中国对企业家失败或者说对创新环境文化容忍度还是不够。尽管你是北大清华的，你赢了就是你厉害，你输了，你啥都不是。
在硅谷，如果企业家创业失败，大家不会觉得你背上了个伤疤，而是觉得是个优点，因为你有经验了。他们的态度是很积极乐观的。
最后，对公司的治理能力也要提高。中国的企业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套管理的体系。中国在创业上发展极快，创业者对企业的控制很强，这往往容易导致家族企业的第二代继任者出现问题，因为没有治理公司的经验。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确实是有很多的创业者，但是我们的企业家缺少有效组织和管理大公司的能力和素质。
所以，大学教育很重要。我们强调的其实不是开一个公司的技能，而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就是领导力和创新力，这也是我们创新创业必须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