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身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的归来被看作是中国新一代海归科学家的杰出典范。回国后，他为改善中国学术风气与科研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与此同时，他的科学探索之路继续硕果累累。2015年，他率领团队解析了超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被业界称为近30年来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
2015年9月19日，在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一场科技奖的颁奖仪式正在举行。在场的有包括杨振宁在内的不少科技界的大腕。当天，施一公作为嘉宾应邀到场，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并不是这次活动的主角。然而活动一结束，他瞬间被潮水般的人群包围，年轻的学子们一脸兴奋地排队等待与他照相、索要签名。施一公无意中在那次活动中“抢戏”了。
在上世纪80年代“科学的春天”之后，对科学家如明星一样的追捧，在国内并不那么常见。然而，归国8年以来，施一公的确一直是中国科技界的明星人物。他何以能够拥有这样的待遇？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的话或许能解释部分原因：“施一公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了比在国外更好的、更有价值的科学成果。但不仅止于此。”
自回国以来，施一公经历了在《科学》杂志发表社论、落选院士、挂职北京市卫计委、出任清华副校长等一系列事件。每一次，他都引起外界的关注，也不时夹杂着质疑和争论。但无论怎样，施一公只按照自己的步调，朝着他当初立下的目标前进——犹如他每天的时间表一样稳定：夜里1点睡，早晨6点半起。2015年12月11日，施一公当选《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2015年度科技人物，并出席了当天的颁奖典礼。
很少公开发表谈话的他说：“我觉得从海外回来水土不服是正常现象，这也是融入的过程，既是我适应国内，也是我参与改良国内学术生态的过程。回国8年了，我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过程。”
在清华，施一公被封为“风一样的男神”——说话快，走路快，总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这不仅因为他是个急性子，更是为了省时间——他每年要给清华的本科生上满100节课时，同时身兼数个行政职务。
由于在科学界颇具声望，还常常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在这些事情之外，他还需要完成一名科学家的本职工作：做科研、写论文。“今年我发表的所有论文，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施一公带着一丝自豪说。刚回国那几年是最忙的时候，他坚持挤出一半的时间给科研。为此他还“发明”了一个办法：提前两周安排工作，把50％的科研时间“固定”下来；其余的事情，按照与科研、教学的相关性排序，凡是“别人去和我去效果差不多的”，就坚决推掉。
“总之，50％时间做科研的底线不能突破。”
施一公的父母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河南郑州工作。在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卫东”“文革”这样带有浓厚时代色彩的名字满天飞。施怀琳没有随大流，而是给儿子起名为“一公”，望其长大后“一心为公”，这对他以后的选择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施一公对公共事务与教育的兴趣，或许与家庭的影响有更深远关系。
他的爷爷施平今年104岁高寿，在新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值得记录的一笔——曾先后出任北京农业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之职，在大学里首开党政分开先河，致力于校内民主、教授治校的改革。2010年“两会”时，在时任总理温家宝与教育界的座谈会上，施一公发言时说：“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
而目前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国外的行政是服务于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这段话遥遥呼应着施平当年的大学改革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