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古埃及人要花费毕生精力准备心脏被称重的那一刻。死后，她被护送到一个神圣的天平前。天平的一边放着社会秩序女神玛特的一根鸵鸟羽毛，另一边则是她的心脏。随死者下葬的是列出她所有美德的清单：“我从未说过谎，”“我从未杀过人，”“我从未妨碍（尼罗）河水的流动。”任何罪孽都会将重量加在她的心脏之上。
当天平停止晃动之后，她的命运也将揭晓：如果心脏重量不超过玛特的羽毛，她将进入天堂；如果她的心脏太重，鳄鱼之神阿米特将一跃而起把心脏囫囵吞下，并湮灭她的灵魂。
虽然埃及宇宙学的大多数内容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相当陌生，但有一些却无比熟悉：现在几大主要宗教的神也都是道德化的，他们会宣扬人的美德，并且在人死亡之后惩罚自私和残忍的人。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道德化的神并不存在。根据今天的狩猎采集者，我们可以推测，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认为神明对人间国度是漠不关心的，对人类行为的善恶也毫不在意。
为了解人们为什么信奉，还有怎样开始信奉道德化的神，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对于宗教研究来说比较新奇的方法：科学。结合科学实验、跨文化调查和历史记录分析，一个跨学科研究团队已经提出了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在宗教演化学者的小圈子里引发了热议。道德化神明的概念并不是偶然出现在古埃及这样的文明里的，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Ara Norenzayan说。
他将这一新观点整合到了他2013年的书（Big Gods: How Religion Transformed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当中。相反，这些惩恶扬善的神，或者“大神”是社会协作的关键，而这样的协作是构建和维系埃及庞大复杂的社会所必需的。
以这种观点来看，如果没有超自然力量来加强合作，“道德”行为，或者是古埃及社会（以及任何其他历史上出现的大型社会）都无法发展壮大。全知全能的大神在促进社会规范的施行时“惊人地有效”，Norenzayan的同事，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Edward Slingerland说。“他们不但能知道你身处何方，还能知道你在想什么。
”大神和复杂的社会一旦出现，道德化的神将会让信众团体更加擅于协作，因而更加成功，从而促使伊斯兰教和摩门教等风格迥异的宗教广泛传播。
这是一个概括性的理论，它涵盖的范围比很多宗教专家的研究都大，后者往往只针对一种宗教传统。“他们的工作很棒，因为他们把这个领域的很多发现都综合到一起了，”Richard Sosis说。
Richard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人类行为生态学家，他和同事现在正着手准备新实验和分析方法来检验这个假说——鉴于该理论的规模，这着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道德化的宗教在文化演化中得到传播，这样的观点“说起来容易，但很难证实”，Dominic Johnson说，他是一名演化生物学家，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与协作。
在Norenzayan成长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黎巴嫩，“宗教是无处不在的”，他回忆道。
信仰对于人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它甚至掀起了让国家疯狂的宗教战争。移居美国攻读博士之后，Norenzayan迷上了用科学手段解释信仰，其中很多研究都归根于认知科学。一系列的研究都已表明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渴望把人类的意图和行为赋予无生命的东西（例如石头和太阳）。
比如，在实验中，英国和美国的小孩都曾多次告诉科学家，石头长得锋利是因为它们不想让动物坐在上面，而不是因为它们是由更小的材料构成的（来源：Science,6 November 2009, p.784）。这样的研究让人们达成一个科学共识：超自然信仰是人脑某些怪癖的演化副产品，是依附于其他脑功能而存在的。
但Norenzayan觉得这个解释不尽人意。
因为“副产物”模型并不能解释复杂社会中宗教的独特本质——道德化的神明指示人类的行为。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少数几种宗教会如此成功。为了回答这些问题，Norenzayan开始通过心理学来探索宗教。在一个2007年发表在Psychological Science的实验中，他和同事给了参与者10美元，参与者自行决定自己留下多少，分享给陌生人多少。
给参与者看与宗教相关的单词后（这利用了所谓的“启动”，primed效应），他们给出的平均金额是4.22美元，而对照组只给了1.84美元。
几年后，人类演化生物学家Joseph Henrich（当时在英属哥伦比亚，现于哈佛大学）和他的同事邀请了来自15个不同文化社会的人参加了一个类似的金融游戏。他们有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农民，有的是密苏里的蓝领工人。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些文化里，信奉某种道德化世界宗教的人们（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比无信仰者或是泛灵论信仰者多给了陌生人10%的钱。这些结果于2010年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
Norenzayan认为道德化的神明与“亲社会”的行为（即限制自我欲望而成人之美）的关系可以解释宗教是如何演化的。在小型社会中，亲社会行为不依赖于宗教。例如，一个叫做哈扎的非洲狩猎采集者群体就不相信来生。他们的太阳神和月神对人类卑微的活动是漠不关心的，但哈扎人在狩猎与日常活动中合作十分融洽。他们不需要超自然的力量来鼓励合作，因为每个族群内的人都互相了解。
如果你偷了东西或者撒了谎，所有人都会知道，并且人们可能因此不会想再跟你合作，Norenzayan介绍到。败坏自己名声的风险迫使人们遵守团体的行为规范。
随着社会规模增长，这样谨小慎微的社会监管也变得不可能。因此没有东西会阻止你利用别人的功劳或者好意却不给于回报。如果你永远都不会再次见到受害者，或者没有警察这样的国立执法机构，赊账不还或是逃避应有的责任也不会遭到惩罚。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处于起步阶段的大型社会将迅速崩塌。经济学家称这种矛盾为为“搭便车”问题。那早期大型社会是如何克服这一点的呢？
Norenzayan认为，在某些社会，相信会监视并惩罚人的神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如他在Big Gods一书里写的，“被注视的人才是正直的人。”他的同事在亚洲的研究发现，相信因果报应（Norenzayan称之为“即时的超自然惩罚”）可能在没有具体的神的情况下产生相似的心里结果。
历史和考古学为“宗教塑造早期复杂社会”这一观点提供了线索。常识告诉我们，让一大群人安定下来的关键是农业。
但“农业本身是一个除非合作就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活动，”研究古代中国的Slingerland提到，“特别是在那些不进行大型灌溉或者水利改造就无法耕作的地方，人们不密切合作就无法进行农业活动，如何协作的问题得先解决了，才能开始种地。”而恰恰就在这时，宗教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他和Norenzayan都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Göbekli Tepe遗址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
这个拥有一万一千五百年历史的遗址上的巨型石碑雕刻着半人半动物，令人肃然起敬的形象。来自德国考古研究所的Klaus Schmidt曾在那儿挖掘文物，他称其为“第一个出自于人类之手的神殿”（Science,18 January 2008, p.278）。移动和装饰这些巨型石碑一定是大规模团体通力合作的结果。
但农业生产直到这之后的500年才出现，意味着Göbekli Tepe的建造者是曾经在此进行宗教行为和分享宗教信仰的狩猎采集者，Singerland说道。正如Schmidt所说，“先有庙宇，然后才有城市。“
“大神”假说也能帮助解释为什么有几种宗教能广泛地传播：它们为新信徒提供更多地经济和社会合作机会。比如东非奥玛的牧人和穆斯林朋友以及贸易伙伴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一直维持着泛灵信仰。
接着，在19世界下半叶，战争毁掉了奥玛的地方政府，并削弱了他们对地区象牙和牲畜贸易的控制。不出几十年，整个奥玛社会都转变成了伊斯兰信仰。当他们成为穆斯林的同时，也加入了一个遍布世界的长途贸易网络。这个贸易网是由同一个信仰、同一个道德化的神维系起来的。
奥玛人要做的不仅仅是公开表明他们的新信仰。他们得通过放弃食用猪肉和酒精、重建一夫多妻制并且每天祈祷五次才能证明他们的真心。这些“代价高昂的信仰展示”是“你衷心皈依伊斯兰教的见证”，并证明你会遵守诺言，特别是对你的穆斯林同伴来说，Henrich解释道。不论他们是慷慨捐赠给清真寺还是做出割礼或瘢痕文身这样的痛苦身体改造，这些行为都是向其他人证明你全身心地相信你的宗教，是你值得信赖的代名词。
在转变宗教信仰之后，奥玛人“怀念痛饮美酒的日子”，这曾是当地早期祭祀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州理工学院的经济人类学家Jean Ensminger介绍道。她实地考察当地文化多年。但一个既能打开世界社会和经济网络的大门，又可以保证所有人遵守同样行为规范的宗教是“一个很好的套餐“，她说。
伊斯兰传入奥玛的情形是其扩张的典型模式，Norenzayan说。拥有“道德化的，干预人类行为的神明”的族群“更容易扩张，因为当其他条件都一样时，这些族群比那些不合作的族群要优秀得多”，他介绍道，“信仰也随之扩张”。“如果把这个理论推广到极致，就可以解释世界级的大宗教是怎样出现的”Norenzayan说，例如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
Norenzayan和他的团队小心地结合了实验数据以及从人种记录和历史记录中整理得来的推断性证据，他们的研究让许多科学家印象深刻。但其他人质疑，道德化的崇高神明是否真的需要一个“认知副产品模型”之外的特别解释。
“就像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相信超自然存在一样，你也不需要刻意去解释为什么人会相信道德化的宗教，”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心理学家Nicolas Baumard说。他认为只要社会足够富足，人们愿意把长远目标（比如来世）看得比短期目标更重要就足够了。
通过研究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亚欧社会，Baumard最近发现当一个社会群体里的人每天能从不同渠道（如食物、燃料、牲口）获得相当于两万千卡的总热量时，这个社会就更容易萌生道德化的宗教。
为了证明道德化宗教是增进合作关系的一种适应手段，“大神”实验团队需要证明亲社会的神明会让追随者们对同胞更友好。为此，Norenzayan和Henrich已经把宗教和慷慨行为的实验扩大到了世界不同的社会中。他们希望能通过实验证明，人们信奉的神越是全能，越乐于惩恶扬善，他们给同宗教陌生人的钱会越多。研究人员希望能在秋天把第一批结果发布出来。
研究人员也在试图寻找更多证据证明道德化的宗教是大型社会的基础。Slingerland正在呼吁他的历史学家同行帮忙构建收集有关社会复杂性和宗教的定量数据的新数据库（参考sidebar,p.922）。“如果我们发现了一种系统模式——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不需要宗教就能扩大，那我就会担心了，”Norenzayan说，“那样的话这个假说就是错误的。”
其他科学家认为已经有历史证据足以质疑这个假设。
今年春天，一个发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的研究发现，在96个遍布太平洋的传统奥斯特罗尼西亚社会中，只有6个出现了道德化的神明，并且这些神明出现于社会政治变复杂之后，而不是之前。这个现象显然是与”大神“理论相矛盾的。但Norenzayan指出，这个分析中社会的复杂程度并不够：他们是小规模的部落，而不是大型农业社会。
“你会在国家级别的社会看到道德化的神，”他说，“但还会有很多过渡形态”，比如维护禁忌从而保护共同资源的自然神灵。
第三个测试大神假说的方法是看这个理论是否能准确预测哪些宗教更容易扩张。例如，摩门教的扩张就令人惊奇地成功，摩门教信仰有一个道德感强烈、惩恶扬善的神，强烈的合作精神以及代价高昂的虔诚标志（比如戒掉咖啡因和当两年传教士）。
Slingerland开玩笑说“这感觉就像Joseph Smith（摩门教的创始人）阅读过我们有关大神理论的文章”。”大神“团队打算以摩门教为蓝本来辨认历史中其他高度亲社会的宗教，对摩门教的特点定量分析，并系统地寻找这些特点在其他信仰中的体现。如果有证据表明那些宗教也曾迅速扩张，那就说明确实存在深层次的规律。
批判者认为，“道德化”宗教这个概念模棱两可。Baumard与Norenzayan在对古埃及信仰的解释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为何“妨碍水的流动”会是一种罪恶。Baumard认为，这显然不是道德问题，而像是某种禁忌。他认为”大神“研究组在“把道德特征强加在不关心道德问题的神身上。”
Singerland不同意这种说法。古埃及农业精确地配合尼罗河每年的洪水。如果有人敢因私利目光短浅地损坏灌溉系统，整个社会将会因此遭罪。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靠宗教力量阻止亵渎尼罗河“绝对是一个道德问题，”他说。
恐怕只有玛特女神才能一次性解决这些争论。与此同时，这些研究者可能会发现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宗教如何从古埃及走到今天的新方法：假设、检验和重复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