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KAIST)是一所极具创新能力的韩国大学，尽管她的历史不长，但是在最新全球大学创新能力排行榜中，位列第10。她不仅关注自动汽车、人形机器人，在生物科技领域也有突破。12月8日，上海科学会堂。
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以及文汇报社共同主办的“2015年科研·创新·创业国际研讨会”上，来自韩国的KAIST校长Sung-Mo Steve Kang揭示，如此高的创新能力，是因为他们既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同时也会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这为学生在创新创业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来自韩国高校的经验正是回应此次论坛主题“研究机构在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创新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精彩案例。除了KAIST校长之外，主办方还邀请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吕坚、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副所长叶阳、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以及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参与讨论，由Nature出版集团总编辑Philip Campbell爵士主持。
Philip Campbell：我们的讨论内容是研究机构在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创新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所说的社会挑战包括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问题、可持续发展以及其他社会挑战。我们要探讨的是，研究机构怎样发挥它的作用，从而帮助我们应对挑战，怎么能通过基础研究来创造更多价值。
吕坚：要谈基础科研与应用科研之间的关系，我想引用有一位教授说过的话，他是诺奖得主，他说“我只知道有两种应用化学，一种是应用化学，另一种是还没有被应用的化学”。这其实也说明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我们强调基础研究如何商业化，为此我们需要打造生态系统，培育更多的创新。还有一位学者尼克森曾说，研究其实就是把知识转换成为钱的过程。
“把知识转换成为钱”这个过程可通过创新实现，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帮助我们形成一个闭环，对于科研人员来讲，我们要减少官僚、精简流程来确保我们的想法和创新，最终成功地转化。
如何应对这些社会挑战，寻找解决方案最为重要，所以在我们的学校非常关注刚才所讲到的这些挑战，比如说数字化城市，智能化城市、健康等话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跨学科的合作才能够带来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因此，我觉得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只有好和坏之分，好的研究总有一天能够找到实际的应用。随着现在整个转化过程不断加速，基础研究要比100年、200年前转化的速度快多了。
Philip Campbell：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是先进结构材料、生物材料方面的专家，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怎样进行合作，或者说如何互相激荡出火花和灵感？
吕坚：我主要是研究结构材料，开发高强度材料，通过这些材料，使得机械系统效率更高、强度更强，它们最终可应用于汽车等领域。这本身就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另外，一个核能解决方案，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有人说它是清洁能源，是低碳能源，但也有人很担心核能的发展，担心核能系统的安全性。如果我们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去证明核能其实是非常安全的一种能源，那么社会就不会来反对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去排除所有的风险，就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叶阳：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创新能力以及责任心是很关键。作为研究机构，毫无疑问，我们一定需要创新、创意。
大家都知道屠呦呦，她正在瑞典接受诺奖，我们也非常关注她对青蒿素发明所做出的贡献，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荣誉。从另一角度上讲，这也是中国科学家的创新。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知道，青蒿素有抗疟疾的效果。得了疟疾的人会发高烧，在这样的情况下，病人迫切需要药物。中国很多研究机构，包括上海药物研究所其实已经预见到，如把青蒿素的结构做一下调整，它将有更广泛的应用。
青蒿素的类似物，最后被发明出来，被用来治疗疟疾，病患即使处于昏迷状态，只要给他注射，十二个小时后，他的高烧就会慢慢消退，然后脱离危险。事实上，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创新，其次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诺华北京分公司在前人的基础科研之上，最终做出了产品，他们把这些产品运往非洲。我见过诺华的研发总裁，他表示，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在诺华这么多的产品中，青蒿素类似物药物是重磅式的药品。
它被广泛使用，全球大概有7亿病人因这个药物而获益。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中国正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以上海为例，上海男性平均寿命超过80岁，据统计，人们在60岁之后消耗的药物占到所有药物的80%。我们怎样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中可持续发展，这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中国制药公司以前大多专注于仿制药，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创新原研药的重要性，现在我们也在做药物的研发，这需要从基础研究开始，还要打造各种各样的研发平台，在我们面临挑战的同时，其实也拥有很多机遇。我们认为人才是创新的源泉，所以我们会根据不同人的专长，积极发挥他们的优势。另外，通过与医药公司的战略合作，从而确保我们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转化为实际应用。
Philip Campbell：在德国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制药公司，他们比较排斥应用科学，它们觉得自己主要做基础研究。你刚才也提到中国正在进行各方面的转型，我想，中科院是否强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合作？
叶阳：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德国社会很发达，整个科学体系比较成熟，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但从根本上来说，不管你在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问题还是将科研成果转化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贡献上。
还是以上海药物研究所为例，我们联合其他很多机构，一起完成了一个很关键的G蛋白偶联受体（GPCR）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世界领先的，花费了很多精力以及资源完成。尽管这个项目的结果振奋人心，但是它如何变成实际应用，对社会有影响力，就像吕教授刚刚所说：是换成钱还是只是挂在墙上的荣誉。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Philip Campbell：Steve，刚刚您说到了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的经验，我想再听听您在合作以及速度方面，怎么能够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创新？
Sung-Mo Steve Kang：大学的确需要积极参与科技革命。我们曾请到的一位科学家说，不管什么时候，大鱼总是吃小鱼。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快鱼要吃慢鱼”。
我想讲的是，随着IT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通信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重要，因而从整个创新和投资的角度上来说，都需要有速度。创造性跟多样性直接相关。创造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非常重要，在我们学校，科研人员以及其他所有人，组成一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团体，冲突和融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对于激发我们基础科研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另一方面，我想谈谈基础科研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和前面两位嘉宾的观点类似。
我是应用物理学出身，喜欢解决问题，特别是当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时，我们经常说的口头禅是，回到最基础的问题上，最基础的研究才能找到最根本的解决方案。我经常做这样的比喻：农民把树种到新的土壤环境时，需要慢慢来，因为它需要适应新的土壤，只有当根真正扎下去之后，才能长出枝桠，最终才能开花结果。树根如同基础科学，它是获得创新的源泉，是所有创新之根本。最近，我和日本一名诺奖得主聊天。
他从事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但是在日本的科研环境里，他却被认为是寄生虫，人们不把他当回事，认为他的工作毫无价值，因为他没有带来任何产业以及工业上的效益，于是他就去了美国，坚持不懈地做他的基础科学研究，最后他因此获得诺奖，现在很多公司都在找他，对他的研究感兴趣。所以对科研、特别是对基础科研的热情非常重要，你要善于找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回到最基础的科学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坚持不懈。
那位日本诺奖获得者的经验，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张旭：中国工业基础以前比较差，现在随着IT技术的发展，通讯技术日新月异，它们正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大的驱动力，所以越来越多的应用技术变得非常普及。这一现象引起的后果是，我们拥有太多的应用型公司，而基础研究公司非常少。事实上，我们也缺少将基础科研转化成创新应用的平台。
在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光有基础科研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希望世界知名的科研机构能够在中国建立他们的基地和实验室。在过去五年中，我们看到很多IT公司逐渐壮大，他们开始建设自己的研发中心，越来越重视这方面的科技创新。对IT公司的发展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对中科院未来的发展来说同样如此。德国的情况可能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处于世界的前列，而中科院在中国特殊的环境里，我们起到的作用也有点不一样。
Philip Campbell：最后请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来发表意见。您的时间最少，非常抱歉给您的时间可能不够多。
薛其坤：我想谈的主题是“国际合作的影响力”。Campbell说要讨论基础科研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我想这和合作是有关联的。以清华大学为例，来看看她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以及如何处理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且对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是怎样形成合力，创造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创新。
科研机构如何在促进创新中起到主导作用？我想很多学术机构，特别是清华大学这样一流的高校，根本在于如何解决基础科研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首先介绍一下清华大学，目前清华教研人员3500人，博士后研究人员超过1400人，我们的校友中包括了许多国家领导人，我们拥有中国27%的院士以及众多一流科学家。从全球排名来看，清华大学在工程学领域亚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六。
我们培养的学生很善于解决问题，在应用科学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目前，我们同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进行合作，从而创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创新项目。我们同世界级的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达成了很多合作，全球财富五百强公司中，我们与其中110个公司建立合作，他们横跨49个国家。除了国家拨款外，我们还从合作中得到了各种研究资金。去年这一数字大概是2亿元。
这个数字不是很大，但如果和我们从政府拨款得到的研究基金来比较，这个份额已经很可观了，我们还是比较满意。1995年，我们建立了UICC项目，与40多个国际企业建立合作，并通过这种合作关系，迅速地完成技术转让，从而让这些创新项目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最近，清华大学刚刚建立了一个全球创新中心，这是华盛顿大学、清华大学和微软公司共同建立的。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项目，比如清华大学同加州伯克利大学、深圳市政府进行合作办学。事实上，这也是基础科研和应用科学方面的合作机会。根据过去一个世纪的全球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和企业，也就是商界和科学界越来越融合到一起，他们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令人兴奋的趋势。
Philip Campbell：我再问一个问题，科研机构如何鼓励创业？
吕坚：我来自香港城市大学。我们学校有很多不同的机制，适用于不同级别的人，最重要一点，我们非常强调专利法，不管是本科生、研究生，如果他们有发明，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对大学来讲，我想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通过学生的发明创造，通过这些知识产权的数量展示我们的创新。另外，我们也有不同的机制来帮助学生，培养、打造他们的企业家精神。
叶阳：中国政府相关部门非常重视鼓励创新创业，2015年10月1日开始《技术转让法》已经颁布。我们和清华大学参与了一年的试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另外，现在研究人员可把他自己的技术转让费用回馈到自己的公司，或者是转换成他在某个公司的股份。再者，现在已有法律支持科学家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去发展自己的公司，也就是说，科学家创业已通过法律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