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妻子怀孕期间，周围每个有孩子的人似乎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我们，为人父母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哪些变化。有的变化十分正常，但却有点儿吓人（比如说没法再每天洗澡），还有的充满希望，意义重大（例如新的强烈使命感）。无论如何，他们的大部分说法都是对的——女儿出生后短短几周，我已经感受到了她带来的诸多改变。
这些新的体验，有的完全不出所料——比如在飞机上，我不再觉得哭闹的孩子特别烦人；父亲主题的广告也会让我热泪盈眶，着实有些尴尬——但还有一些变化令我颇为惊讶，比如说，面对陌生人，我变得更加多疑了。我在脑海里描摹在街边与人发生冲突的过程，我开始留意寻找附近的拳击馆；因为想要保护女儿的安全，所以我希望自己变得更强壮、更有威慑力。
一个新生命会给父母的生活带来许多变化，有些变化可能是你想不到的。
对我来说，这些意料之外的变化诚然带来了一些困扰，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却很有趣。过去1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心理学上的共情：人们理解、分享、在意他人感情的能力。虽然人们常把共情视作一种恒定不变的特征，但事实上，它的确会随着生活中遇到的事件而起伏变化。过去的研究表明，身处困境的人容易对别人产生更多怜悯；与此同时，多年的医学训练会让医生不再那么在意病人遭受的苦楚。
但是，作为人生中最常见、最剧烈的变化之一，生育孩子对我们的共情能力有何影响？科学家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根据我（显然很有限）的经验，我观察到了两个现象。第一——这个很好理解——我在孩子身上体验到了此前未曾拥有过的强烈的共情。其次，我感觉到随着孩子的到来，有时候我对其他人变得更加冷漠。对亲子关系和家庭的大量研究表明，有这种感觉的人远不止我一个。
1956年，儿科医生兼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提出了“原初母爱贯注”（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的概念，描述新妈妈用全副精力关注自己的孩子，忽略其他一切事物的现象。温尼科特强调说，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样的专注是严重心理疾病的信号，但在刚刚生下孩子的这段时间里，全神贯注却让母亲得以随时满足新生儿变幻莫测的需求。
20年后，马丁•格林伯格（Martin Greenberg）和诺曼•莫里斯（Norman Morris）补完了这个方程式，他们提出，新爸爸也会“专注”于自己的孩子。他们写道：“专注比关心的程度更甚……专注意味着重视。父亲专注于孩子的时候，孩子对他就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
为人父母还会扩展人的精神体验。凯文•奥克斯纳（Kevin Ochsner）是我学术上的导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告诉我，女儿出生后，他被为人父母带来的“心灵拓展”深深折服了。他的说法听起来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戴上了一副心灵的“隐形眼镜”：许多细节刹那间历历在目，世界从未变得如此清晰，而他此前根本没有想过，原来自己错过了这么多东西。
心理学家提出，为了养育柔弱的后代，父母必须成长起来，具体表现为神经系统、体内化学作用等方面的变化，对他人的需求也会变得更加敏感。同样的机制也会让人将亲社会的行为扩展到家庭之外，更加乐于参与大规模的慈善活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更多善举。通过演化的过程，故事延续下去，孩子教会父母如何关心他人。与此同时，孩子还让我们平添许多担忧。
1999年，精神病学家詹姆斯•莱克曼（James Leckman）发现，新妈妈平均每天要花14个小时思考宝宝的事情，其中大部分时间是积极的感受，但她们也会不断担忧孩子的安全问题。就像有的人会反复检查煤气有没有关好一样，新父母对可能威胁到宝宝的东西充满警惕。在预产期前的几周里，只要有一小段时间感觉不到女儿的踢打，我的妻子就会恐慌起来。
与此同时，我无数次在半夜里起床，徒劳地压一压我们买来的摇篮，看看它是否足够结实，因为我总是担心女儿躺在里面的时候它会整个垮掉。
这样的焦虑会让人变得内向，从而削弱我们关心他人的能力。比如说，最近麦吉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压力会抑制你对他人疼痛的共情能力，这一点在人类和小鼠身上都得到了验证。
父母的神经变得更加麻木，也可能是出于人类心理学的另一个核心特征：我们倾向于把世界划分为“自己”和“别人”两个部分。而划分“敌我”的界限可能是生理性的（老人和年轻人）、文化性的（皇马球迷和巴萨球迷）或暂时性的（临时组建的篮球队和对手）。每一种不同都会让人更加看重自己的同类，同时不再同情“敌人”。而且过去的研究表明，人面临压力时可能会产生更强烈的“集体感”，并因此只去帮助亲近的人。
一旦把世界划分为了“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人们对“敌对”一方的感情就淡漠多了。在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刻，她立即创造了一个新的分类：我的孩子。与此同时，其他所有人被归入了另一类：不是我的孩子。家庭，这个最小又最强有力的概念，将“我们”与外部世界截然割裂开来，除了“我们”以外的芸芸众生都被归类为无差别的“他们”。这道界限抑制了我们对“外人”的共情，尤其是在他们可能危及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时候。
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验证了这个理论。在特拉维夫，研究者询问了一些女性对以色列厄立特里亚移民的看法。面对某些受访者，调查员一开始把移民描述得充满威胁；而在另一些受访者面前则没有做出此类描述。最重要的是，大约半数的受访女性当时带着宝宝，另外一半则是独身一人。与独身一人的受访者相比，带婴儿的女性对移民的看法更加严厉——但只有在调查员将移民描述成威胁的时候，才会收获这样相对严厉的看法。
有时候，只要想到有关家庭的事情，就可能让人产生排外的态度。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调查者要求受试者写下最近一次感恩节与家人共进晚餐的情景，或是写下最近的一趟购物之旅。然后，调查者开始测试受试者是否愿意将“外人”看成非人类的存在——他们要求受试者签署类似这样的声明：“有的人应该被当成动物一样对待。”刚刚写下了家庭聚会场景的受试者同意签名的比例更高。
妻子怀孕期间，我的确感觉自己的保护欲变得更强，但我是一个相当和蔼的人，我无法想象在有了孩子以后，这一点会有多大的变化。我所担忧的并不是初为人父会让我讨厌外人，而是我对非家庭成员的共情可能会减弱——从本质上说，对女儿的关注会让我难以再去关注其他人。既然女儿对我的需求比其他人强烈得多，我还有精力去满足朋友的希望，或是开解学生的困境吗？凯文说为人父母是对心灵的拓展，我明白他的意思。
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共情能力却被倾注到单独一个人身上，这或许也算是一种心灵的萎缩。
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共情真的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吗？因为过度在乎某个人，所以我们就无法再关注其他人了，事情真的如此吗？几乎没有哪个研究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心理学家做过的最接近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同情心疲劳”（compassion fatigue），20世纪90年代，卡拉•约翰逊（Carla Johnson）护士创造了这个术语，用于描述护士对患者投入太多感情，以至于自己的精神深受折磨的现象。如她所述：“人的需求是无穷无尽的。照料者很容易觉得‘我还能再付出一点’，但有时候，他们真的已经竭尽全力。
”有的科学家辩称，这样的权衡已经融入了共情的天性之中——这意味着抚育孩子实际上就像情感的跷跷板，我们减少了对外界社会关系的投资，以换得对孩子的更多照料。（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共情或许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更加黑暗。）但随着某些证据逐渐浮现，另一些心理学家（包括我在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共情能力其实比我们观察到的更富弹性。
这意味着，就算我们对他人的关注真的变少了，我们也可以选择努力去重建它——新父母或许能找到办法，保持甚至加强自己对除孩子以外的人的共情。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来看待自控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意志力就像肌肉，会因为反复使用而逐渐疲惫。比如说，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专注于完成一项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任务，那么他的自控力常常会被“耗尽”，于是接下来他会吃更多不健康的食物，或者屈从于其他诱惑。
几年前，我的同事格雷格•沃尔顿（Greg Walton）和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质疑了这个模型，他们的研究表明，自控力的确会耗尽，但只有在你本人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在他们的研究中，如果受试者相信意志力是可再生的资源，那么他们对自己的控制会坚持得更久一些。
根据我和德韦克的研究，我从直觉上认为共情的机制应该也与之类似——如果人们相信自己能够给予的共情是有限的，那么他们的爱心的确会耗尽。有的心理学家将共情分为两种：对他人痛苦感同身受的能力，和出于同情、希望改善他人处境的意愿。从这个角度来看，前者会导致情感疲劳，而后者则能够再生。如果你更重视共情偏向同情的一面，那么你或许会发现自己内心有更多容纳它的空间。
几周前我见到了我的女儿，她是我有生以来爱上的第一个陌生人。有证据表明，她会让我的共情能力变强，同时也可能让我的共情能力萎缩。我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但是我相信——这也是我最重要的假说——共情能力是可以选择的，我可以决定如何使用它。我希望我能选择以身作则，让女儿看到一个温暖、开明的父亲，拒绝攻击和狭隘。就算有了孩子的确容易让我丧失共情能力，但要养出一个健康、温暖的孩子，我得做出努力，对抗这个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