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日，《自然》杂志刊发长文报道，对美国学术体系中过多的博士（尤其是生物医学方向）和较少的研究岗位之间的现状表示担忧。文章认为，美国应该考虑采取必要措施，针对博士培养机制进行改革，提高博士生教育水平，培养出更高效的研究队伍。
有人评论指出，人类文明现在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需要更多生物、化学、物理、环境科学、地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人才（博士），“我们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博士过剩？为什么不是经济学家过剩？”也有人指出，博士过剩只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人才仍然稀缺，鼓励发达国家的人才流动到发展中国家也许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早在1977年，我们就开始建议各个大学的研究生院减少招生人数，但是没有人听我的。”今年十月，在波士顿的一个研讨会上，面对两百多个博士后和博士生，Paula Stephan这样说道。Stephan是乔治亚州立大学的著名劳动经济学家，致力于探究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尤其是与生物医学之间的关系。在Stephan看来，整个学术体系正以一个惊人的速度繁殖新人，但很多人对此视而不见。
这场主题为“研究的未来”的研讨会讨论的就是这一问题，Stephan认为，“我们生产的博士绝对远远超过了研究岗位的实际需求”。
数据表明，新增的博士生正像洪水一般涌入学术界这个容量有限的管道。2003年，美国自然科学领域的博士毕业生有21343人。2013年，这一数字几乎增长了41%，其中生命科学领域增长最多。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2014年，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4个成员国的一项报告显示，这些国家完成高等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口比例比17年前翻了一番，由0.8%增长到到1.6%。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希望在学术圈发展，但的确有很多人想在学术界谋得职位。他们发现这很艰难，因为学术岗位并没有因为新晋博士生人数的增长而有相应的增加。博士人数和提供的学术岗位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在美国已经引起了特别关注，越来越多的美国博士毕业生不得不陷入漫长的、不稳定的博士后生涯。
尽管自然科学博士的失业率相对来说较低，但美国生命科学领域的博士毕业后没有工作的比例从十年前的28%上升到了42%。在2012年出版的《经济学如何形塑科学》一书中，Stephan谈到，“但是仍然有学生们继续报名参加PhD课程。为什么？为什么在如此黯淡的就业前景下，大家还想继续读研呢？”原因之一就是很少有制度上的刺激让相关机构拒绝他们。
教师们不得不依靠廉价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利用有限的研究经费产出最大的科学成果。反过来，学校也知道博士生能够帮助教员们做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提高学术声望。哈佛法学院的劳动经济学家Michael Teitelbaum认为，“生物医学研究体系是围绕着研究生和博士后这个大型的劳动力建立起来的，很多人觉得谈论变革是很尴尬的一件事。”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谈论这个话题不再是一种禁忌。
今年九月，四位知名的美国科学家（Harold Varmus，Marc Kirschner，Shirley Tilghman和Bruce Alberts，被称为“科学四杰”）建立了一个名为“拯救生物医学研究”的网站，科学家们可以在上面针对功能紊乱的生物医学研究体系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而博士生过剩正是其中的问题之一。
“我们削减生物科学领域一度膨胀的的博士生队伍时，怎样才能提高研究生教育，培养出更高效的科学队伍？”这个网站问道。
《自然》杂志向33位博士生、科学家、博士后和劳动经济学家们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博士培养体系。大家的意见不一，有人认为需要微小的调整，也有人认为需要大修大改，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改变迫在眉睫。
Gary McDowell是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博士后，同时也是“研究的未来”研讨会一个小组的主持人，“必须真正把学术界推入到21世纪，”他说道。美国国家综合医学研究所主任Jon Lorsch认为，改革需要现在就开始，“研究生教育需要在五年内进行转型。这是当务之急。对科学家来说，许多事情正处于紧要关头，科学也同样危机四伏。”
谈论这个问题首先从要硬事实开始。
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或者进入其他行业的几率分别有多大，给想申请博士的学生和导师们看看。申请博士项目的学生“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认真考虑过自己真正想做什么，最适合什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个博士项目主任Patricia Labosky说。2015年，《自然》杂志对全球3400名科学研究生做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许多人对将来进入学术界有着过度的乐观。
7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可能”或者“非常有可能”进入学术界，5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在1至3年内获得永久性的工作。事实上，就整个美国而言，只有约26%的博士毕业生能够得到终身教职，而达到这一步可能需要远比他们想象的多的时间。
尽管存在一些关于职业发展道路的数据，但在工作机会、收入、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时间和长期的职业轨迹等方面，情况还是很不一样，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Julia Lane表示。
今年一月，美国研究生理事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博士生毕业后职业信息的报告，发现还没有标准化的方法来收集博士生毕业后的信息；在美国和加拿大，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学正式汇编了此类数据。今年十月，斯坦福大学公布了其博士生毕业五年或十年后的跟踪调查结果。这份调查显示，生命科学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比例已经从41%下降到31%，许多人在商业、政府或者非盈利组织工作。
这可能反映了学术岗位增长遭遇瓶颈，而商界则蒸蒸日上，存在更多的机会。
Lane带领了一个团队对博士生毕业后的职业生涯进行一项更为全面的追踪研究。这项研究名为UMETRICS，以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为基地。通过结合各个大学匿名人力资源、行政数据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UMETRICS项目将会给出以大学为单位的博士毕业生职业生涯调查结果。
举例来说，一个对化学博士培养项目感兴趣的学生，可以通过阅读大学的报告，来看以前的学生毕业后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和挣了多少钱。公布第一份数据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但Lane表示，数据出来的时候，“学生进入研究生院时会更加谨慎。”
许多博士生享受作为学生的那几年时间的智力上的自由，然后顺利转向其他事情。但是也有很多学生同时想要有更多的准备和训练来面对未来的职业，例如学习管理技能、编制预算或者沟通的技能。“显然，你不得不自己另外找时间学习这些东西，因为作为一个博士生和博士后，理论上来说应该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到科研中”，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博士后Joanna Klementowicz说。
许多国家现有的研究生教育体系都实行学徒制，实验室负责人在研究过程中训练年轻的研究者。自柏林大学于1800年代授予了第一个现代博士学位，这种体系就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从那时到现在，科技企业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博士生培养体系却没有。现代化的博士教育能够在不同的方面提高学术研究训练，从实验的可重复性到实验设计和创业精神。
它也可以通过培养博士生的“软技能”，让他们就业时更具竞争力，从而解决博士培养的瓶颈问题。“培养科学家仍然是我们的目标，在不影响这一目标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改变现有的研究生教育，满足学生的需求。”美国科学促进会名誉主席Alan Leshner说道。
一些资助机构和研究单位已经开始考虑解决这一问题。201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了一项“拓宽科学训练的经历”（BEST）的计划。
该计划投入370万美元，目的是提高生物医学博士和博士后的培训水平。这项计划的主管Labosky表示，“我们得到很多反馈说，雇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没有做好准备应对学术界以外的其他职业。”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BEST项目的博士生参加了为期九个月的培训，在管理、访谈和社会关系方面接受训练，他们被分成小组共同探讨职业目标。
“这个项目让我更加务实，我学会了看看外面的世界，思考我可以申请什么工作，我的技能适合什么工作，以及像我一样有博士学位的人毕业后做了什么。”以博士后身份参与到此项目的的Klementowicz评价说。
一些科学家特别强调团队合作，因为在研究中协作变得日益重要。哈佛医学院研究生教育院长David Golan正在考虑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加强合作精神的培养。他说：“我们已经考虑过研究生院以组队的形式来招生。”这也就意味着学生被录取后，他们在训练过程中共同研究一个项目，甚至还会以团体的形式来考核。
对学术圈来说，博士毕业生可能太多了，但在其他行业，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科学思维的员工却十分紧俏。
所以一些科学家提议把博士教育分成两种：一种是为了未来进入学术界，另一部分则是在经过深入科研训练后进入其他行业。马普分子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所主任、生物学家Anthony Hyman认为，拆分博士生教育可能会起到一定效果。他指出，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博士生可以把重心放在基础研究和发现上，而以职业为导向的博士生在结构上更指向特定的职业领域，比如放射摄影、机器学习或者小鼠的动物模型发育等。
工科领域已经有了类似的概念。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学生们可以自主选择攻读工程学的学术型博士或者工程博士（EngD），后者以进入工业界作为目标，在学术导师外还有一个产业界的导师。David Stanley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一个核能工程博士项目的主管，他介绍，该项目的目标是为工业界输送工程师。
“在工业界，拥有工程博士（EngD）学位的毕业生比只有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更受重视，因为他们有更多更广泛的训练。”在其他地方，以产业为导向的博士在生物医学领域刚刚开始。丹麦创新基金管理着一个最早的由政府资助的产业导向博士计划，他们支持学生在丹麦大学学习的同时也被私企雇佣（有薪酬）。
Melanie Sinche是杰克逊基因组医学实验室（Jackson Laboratory for Genomic Medicine，位于康涅狄格州法明顿）的教育主任，她对招收产业导向的博士有极大的热情，这样将会满足更多对专业计算生物学家的需求。“满足条件的人很少，很多企业都争着要这一小撮毕业生。”她说。
但是，拆分博士生教育业面临着各种挑战，如果两条轨道上的毕业生以不同的方式被评估，学术界可能会认为产业导向的博士生是第二等的，而科技企业可能认为学术博士对现实世界而言太过高深。那样可能会限制毕业生的职业选择，而不是拓宽选择，Hyman说。Stanley反驳说，工程博士学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不少学生在一年后又回到了学术界做研究。”他说。
一些科学家呼吁更加极端的措施——减少希望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系的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教授Bruce Alberts认为，增加硕士项目招生人数是削减博士生数量的一个手段。硕士学位足够满足许多职位对科学训练以及研究水平的要求。一到两年的学术初体验就可以满足就业要求，何必花四到五年消磨在博士生涯上。“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攻读一个硕士学位，”Alberts说。
硕士学位在整个欧洲已经非常普遍。在荷兰，学生在攻读博士前必须拿到硕士学位。“无心从事学术的人会在拿到硕士学位后到政府机构、企业和出版业工作。”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医学中心免疫学主任和教授Frank Miedema说，“仅仅拥有硕士学位也不会被看做是没有能力拿到博士学位的失败者。”2012年，Victoria Evans在英国卡迪夫大学拿到天体物理学硕士学位。
“硕士阶段的研究让我了解到了博士阶段会怎么样，”她说，“我也因此认识到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如今，她在苏格兰西海岸的英国电网担任核能安全工程师，“我硕士阶段学到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分析能力足够应付这个领域的工作。”
在美国，科学硕士的地位常常不如博士，但是现在各个大学开展了更多的科学硕士项目。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显示，2000年至2011年之间，美国的科学硕士和工程硕士增加了57%，而博士只增加了38%。前者的一部分增长来自于专业型科学硕士，一个开始于1990年代，以培养科学和工作双重能力为目标的项目。去年，针对一些人希望参加额外课堂培训和研究的需求，哈佛医学院推出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免疫学硕士项目，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是转到产业界。
但是硕士项目并非万能药。和大多数博士生不同，在美国和欧洲攻读硕士通常需要支付学费，这阻止了许多人报名攻读硕士学位。“这也确实带来了一个社会门槛的问题，”布兰迪斯大学的神经科学家Eve Marder在11月举行的“研究的未来”研讨会上表示。
劳动经济学家一直主张在未来几十年内减少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生数量。但变革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科学四杰”倡议逐步减少博士生人数以全力拯救生物医学研究时，就发现了这一点。“这个想法在同事中遭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反对，”Alberts说。教职员工和研究机构可能尤其不情愿放弃廉价劳动力。过去的十年多里，在政府削减科研经费的情况下，是他们支撑着学术研究。一些科学家反对说，减少博士生对科学和整个社会都是一大损失。
“限制博士生数量的措施有点苛刻，不利于科学发展，”Marder在“研究的未来”研讨会上说，“这意味着限制了我们在劳动力上的想象空间。”
削减博士生的计划实施的并不顺利。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卫生研究院因预算紧张取消了有30年历史的博士生项目，学术界和学生们对此的反应普遍是恐惧。但是其他学科都会根据实际需求控制招生人数。负责监督美国法制制度的美国律师协会试图通过严格控制法学院的数量控制资格认证律师的人数。律师协会还设置了极其困难的考试，从起点控制进入法学院的学生数量。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标准，更加严格的入学评价体系也可以减少入学的博士生数量。在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是选拔学生进入研究生院的一种方式，但这个体系并不完美。一项调查显示，37%的生物专业博士生在拿到博士学位前退学。Orion Weiner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他曾做针对该校生物博士项目的学生做了一个回顾性的小调查。
他发现入学前的研究经历和具体学科的GRE成绩（而非GRE分析性写作、语文或者数学考试）是预测研究生阶段表现的良好指标。
一种更加广泛的评价体系将会涉及到学生的交流经历、管理能力、合作精神和职业目标。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职业发展执行主管Bill Lindstaedt认为，这样可以用来筛选出那些因对学术研究或产业研究怀有热情的博士项目申请者，其他人则可以参加硕士项目或者其他形式的培训。
Stephan认为资助机构应该控制生物医学博士生数量，更好地起到平衡供需的作用。她也提议学生应该付一定的学费。“当我们不得不从口袋中拿钱支付某物，我们会进一步思考它对我们来说是否必要”，她说。此类的想法颇具争议，但许多人认为值得考虑。
多位科学家表示，关键在于这个群体对博士生培养的问题讨论还不够。“导师们不愿意告诉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一系统的现实。”博士后McDowell说，“错误的信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科学系统害怕聪明的人不再进来。”虽然很多PI承认获得学术职位存在难度，但科学体系仍然是为他们服务，所以他们禁不住诱惑鼓动学生他们也能做到——只要再做一个实验，再发一篇论文或者再过一年，也会到那个位置。
许多诸如“研究的未来”的草根团体正在呼吁重视这个问题。“拯救生物医学研究”网站也做了许多努力。同时，一些专家指出，想要申请的学生和博士研究生也要担负起部分责任，他们要擦亮他们的眼睛，看清未来。他们应该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Labosky说，这样“就能知道替代方案并开始制定计划。”
事情总算有了一些眉目。Stephan发现外界已经听到自己关于控制博士人数的呼吁。
她说，当越来越多关于毕业去向的信息呈现在我们面前，科研资金不足对生物医学博士的增长形成制约，这种变化可能会自然发生。“个人可能对博士生问题变得没那么关注，但大学和教师会越来越注意到这些建议。”Teitelbbaum不赞成大幅减少生物医学博士数量，而支持一个考虑更加周全的解决办法。
“首先要弄明白人们为什么攻读博士，他们认为自己的职业前景会怎样”，他说，“像芭蕾舞者或者演员，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大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教授还选择读博，那就让他们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