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平老人近照。施一公为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所摄，首次发表于《知识分子》。现年104岁的施平，1911年生于云南大姚，曾任中国农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任秘书长，党组副书记。鲜为人知的是，他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的爷爷。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一年前，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施平，这位百岁老人谈及平生坎坷，既有早年成功领导学运，也有后来努力教育改革，在大学首开党政分开先河，实行校内民主，教授治校，终因时代局限和贫乏的条件未能推广，但至今思之，仍然留下许多启示。可惜的是，这篇专访中并未涉及施平当年在中国农大的拨乱反正工作。
《知识分子》得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农大领导乐天宇推行李森科主义，禁止教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打击现代遗传学家，导致由北大并入农大的李景均教授离国出走（后者曾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乐天宇被周恩来撤职，施平就任农大党委书记后做了很多反左的工作，为农大知识分子松绑，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长年为农大师生传颂。《知识分子》祝愿我国教育改革前辈的未竟事业后继有人。
在《土拨鼠的自述》里，施平这样描述自己。现年103岁的施平1911年生于云南大姚，曾任中国农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任秘书长，党组副书记。2014年7月的一天上午，记者拜访这位百岁老人时，他正和家人计划着周末去上海古漪园游玩，“我们早上6点钟出发。”他惦记着那里的荷花。在他的桌上，有一台索尼相机，厚厚的三本影集，还有一大摞要看的书。
晚年的施平老人俨然是一个“文艺青年”：爱摄影，爱旅游，爱看书，爱写作。2004年，他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王申酉昭雪记》。他有数以万计的摄影作品，已经出版三本摄影集的他，表示还要再出两本。在个人文集里，除了回忆自己的一生，他还用13篇文章专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退休以后，他分别在76岁和83岁时，两次漫游大西北，他说那是他大学时代以来一直念念不忘的地方。
在这次愉快的聊天之后，澎湃新闻记者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个把自己比作土拨鼠的老人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比如，学生时代，他两次面对蒋介石力陈抗日主张；战争时期，他扎根土地，成长为三农专家；十年文革，他在“四人帮”的秘密监狱里险些丧命。然而，老人最关心的话题依然是教育，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是古稀之年的施平在华东师范大学试行了党政分开，是当时全国高校中仅有的案例。
施平的回忆里，蒋介石和他的第一次见面火药味十足。1936年1月20日上午8时左右，蒋介石在浙江大学校长会客室里“召见”了施平和杨国华。当时施平是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杨为副主席。在北京爆发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后，施平带领浙大以及杭州其他高校的学生示威游行、冲击火车站、保卫学校。这对于老家浙江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后院起火”。对于蒋介石的呵斥，施平的回答是“我办不到”。
蒋介石继续大声吼叫：“你是学生领袖，领袖说的话，下面就要服从。”施平的回答仍然是“我办不到”。剑拔弩张的气氛被蒋介石向全校学生训话的安排打断。在训话中，蒋介石讲了他亲自来浙大的原因：浙江学生反对老家浙江的他，让他丢面子。他要求学生们学习岳飞，“西湖岳王庙离你们不远，学他的至理：攘外必须先安内。”等蒋介石离开后，施平的第一反应就是走上讲台驳斥蒋的讲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施平曾和其他浙江学生一起去南京请愿。那时，蒋介石在台上对学生们的训话如出一辙：你们都是我们浙江人……你们要好好学习岳武穆，学习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准则。当时，台下的施平觉得好笑，“我就不是浙江人”。“我的家在云南大姚城内，曾祖父是明经进士，祖父是贡生，书香世家。到父代，家道中落，降为城市贫民。
”他回忆说，他的母亲经常用心听书生诵读，能把四书倒背如流，“我们弟兄读四书，就是她的口授。”少年漂泊，他从大姚到昆明读中学，又辗转越南河内、香港、上海、南京，由于上不起私立的南京金陵大学，他转考进入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那是1931年9月1日。18天后，他当选为浙大农学院抗日学生会主席。
1936年1月21日下午2时左右，蒋介石第二次“召见”施平和杨国华。
他们坐着一辆黑色轿车来到蒋介石在西湖边的别墅。这一次，蒋介石相当客气，一见面就请他们坐。“蒋的面容显得平静和蔼、随随便便，没有怒气。”施平回忆说，蒋要求他们复课，同时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交换条件。也许是蒋介石的言辞过于委婉，当时施平和杨国华并没有听懂。
施平说，“拿到了毕业文凭以后，我才回想到和蒋的这次谈话，实际上他谈的老师问题，已是答应我们撤换郭任远，按我们的要求另派校长了；谈到我们‘好好读书’、‘前程远大’时，他已撤消了教育部开除我们两人的命令。”但当时，施平和其他学生干部决定继续罢课。随之而来的是蒋介石的威胁：施、杨两人立即离开学校，若再有违抗，马上解散浙大。经过商议，他们住到了学校的外面。蒋介石离开杭州后，他们又回到了学校。
随着寒假临近，学生运动走向低潮。为了不前功尽弃，施平将运动中的核心分子组织起来，相约一旦找到共产党，即共同加入。
1938年1月，施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毕业于浙大农学院的他调查农村经济，起草农业文件，开展农民运动，成长为一名三农专家。1953年10月，施平被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次年秋天，他作为中国农业代表团的一员参加苏联农业展览馆开幕式。
“到苏联去，好像是到圣地去朝拜。”施平说，崇拜苏联在当时的党内干部中是普遍现象。初到北农大，他向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请示怎么办社会主义大学，蒋南翔的指示简单明了：向苏联专家学习就是了，苏联专家怎么说就怎么做。清华已经请了苏联专家，他就是这样办的。
可惜，“圣地”苏联并不完美。在苏联的第一餐，施平发现有好几只苍蝇一直在菜上飞来飞去，“我吃惊，社会主义的苏联还会有苍蝇！
在我们北京，苍蝇已经很少了。中苏对比，我发现了第一个苏联不如我们的地方。”除了苍蝇，苏联还有小偷。在逛莫斯科的百货公司时，挤在人群中的施平发现有一只手在拔他胸前小口袋里的钢笔，他一把抓住了这只手，一看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莫斯科还会有扒手”。施平陷入矛盾：“我抓住了他，怎么办？我想，若我叫起来，那岂不是丢社会主义苏联的面子？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他想劝告这个青年，可是不会说俄语，简单警告之后，他放走了这个苏联小偷。这件“小事”让他非常难过，但也让他得出结论：苏联还是有缺点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还会有非社会主义的小偷。不过，苏联农业现代化的成就还是让他和其他中国农业代表团的成员钦佩。包括施平在内的4人奉命留在莫斯科，详细学习和了解苏联高等农业院校的做法和经验，搜集全套资料。他们选择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作全面了解，院长罗查亲自陪同他们。
在考察过程中，施平有一个额外的收获：他见识了苏联高校的“一长制”，党政分开，学校党委会不管学校行政的事，只管支部和党组织生活。他说，当时他们四人对此都很不理解，“我们问这样的做法，怎么实现党的领导呢？”罗查的回答并不能让他们满意，但是碍于礼貌，他们也不好追问、展开辩论。
“现在看来，苏联在高等学校中实行党政分开，校长对学校工作全面负责，政治思想上的问题，也由校长负责，这个制度从列宁、斯大林到后来的马林可夫，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政治思想的问题，是不会被忽视的，从未听说过师生中因此在政治思想上出过什么大问题。”施平说。
经过思考，施平认为这是党管党的结果。学校有党员的组织生活，苏联党内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是很严格的，有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出现，在党内组织生活中就可解决了，“我理解1980年起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的党政分开也是这样的意思。确实，这样做不但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只会加强党的领导。”
在“四人帮”的秘密监狱“一个普通党员，能对党中央下达的重大决策去分辨是非吗？
这就是要我做‘两面人’，既是真人，又是假人，真真假假。做‘两面人’，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内心最深层的伤痛。非做‘两面人’不可的条件为解除前，‘两面人’还得做下去，这是自己给自己演悲剧！”这番内心独白是在1957年“反右”正式开始前，施平时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在反右运动中，北农大5%的教授和2%的学生被打成右派。
而没有表现得“更左”的施平也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北京市委点名批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给予“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我入党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冷酷无情的大会套小会的长时间的斗争批判。”施平说，与他一起被点名批判的北大副校长邹鲁风返校后经受不了批判斗争自杀了。施平也想到过自杀，“但由于妻子儿女的存在，也由于长期积淀在心中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亮点仍存在，我终于挺过来了。
”1962年，施平得到平反。可是，“文革”的爆发让他再次加入被批斗的行列。1968年12月3日下午，施平带着“毛主席最高指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和一支钢笔被关入“四人帮”的秘密监狱。这这里原本是上海市公安局“少年犯教育改造所”，“四人帮”将其改为专门关押老干部和文化体育界重要犯人的秘密监狱。看守他们的是林彪控制的空四军部队。
施平在这所秘密监狱待了4年又100天，编号“276”，这是他在这个地方的“名字”。这里有很多纪律：在房里不准出声音，要端正地坐在小桌后床沿上，不准靠，不准睡，一天冲一瓶开水，倒一次马桶（放在房里），走动过路遇到人，不准看，不准讲话……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走乱动。牢房床头墙上是16个黑字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在牢房里无事可做，施平把“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看了无数次，熟稔到“能把哪一句话在哪一页一下子翻出来。”两个星期一次“放风”，每次半小时，不准东张西望，只能低头而行：在屋檐下或者墙角边，来回走动，有时划个圈，只准圈内跳动。施平有过几位狱友，其中有一位是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施平说赵丹听一次样板戏的广播就能把曲谱写出来，然后填上词，打着拍子轻轻哼唱。由于不能交谈，他们只能眼神传意。
他从赵丹那里学到了破洗脸盆存水的方法：把棉被里的棉花拉出来自紧紧塞住脸盆的破洞，放点水让铁锈和棉花锈在一起，这样破脸盆装水就不会漏。
在4年又100天的时间里，施平从有些白发变成满头银丝，并且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若再关下去，水肿影响心脏，就会死亡，幸而浮肿快到尽头时，就被释放出狱，送往市‘五七’干校劳改，经服草药及长时间的劳动和运动，浮肿才逐渐消失，保住了性命。但从此我得了高血压症。
1978年，施平被任命为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名为上海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师大”）党委书记，那年他已经67岁了。在华师大的5年里，他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尚无来者”的事：试行党政分开。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一开篇就讲了国务院即将发生的人事调整，调整的原因有四，其中之一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当年10月，施平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教育部宣布，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大学体制改革可在会上讨论，愿意试行改革的学校可报名参与试点工作。经过教育部党组批准，华师大成为全国唯一的试点。1980年11月21日，华师大将拟定的《关于我校领导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上报教育部，12月27日得到批复同意。施平是这次试点的具体实施者和责任人。改革的第一步是建立新的体制。
1981年1月至3月，华师大选举产生了教职工代表大会，并宣布其为全校行政最高权力机关。为体现依靠教师办学的原则，教师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中占60%多。又由教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校务委员会及其正副主任、校长；又审议通过校长提出的副校长、院长人选，组成行政领导班子。校务委员会在教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职权。此外，还规定系主任由全系教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实行系主任“组阁制”。
但是，华师大无法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在试点一年半以后的报告里，施平描述了这套体制的实际运转方式：由校长提出重大、决策性事项，“经党委从政治领导，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角度加以原则性的研究、审查，同意后”再由校长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或校务委员会审议批准，然后贯彻实行。华师大许多行政工作仍然需要党组织“插手”。
原因之一来自外部，上级部门仍向学校党委布置诸如评定工资、毕业生分配工作等事务；另一个原因是一些行政工作缺乏具体实施规定，仅有原则规定。虽然如此，改革的成效仍然明显。在体制层面，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华师大校长已经做到对外代表学校，对内管理全校。
校长掌握了过去由党委掌握的人权和财权（副处长以下的行政人员由校长决定和任命，处长以上人事则由校长提出经党委同意然后提交校务委员会审议，批准后任命），副校长由过去的9人精简为3人。各系主任向校长负责指挥各系教学、科研和行政。
从效果上讲，施平认为，与改革前相比，华师大党委在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管思想政治工作，管党的组织工作方面，精力都比较集中，工作质量提高；行政方面，多头管理、党政不分所产生的力量使用重复和管理不周现象基本改变，同时还纠正了一些官僚主义的毛病；民主办校方面，全校教职员工的意见比较容易集中上来，学校的工作决议可以迅速传达，调动了大家办好学校的积极性。
高校党政分开的技术性问题是如何具体分工，而关键问题是如何确保党的政治领导。施平坦言：“虽然我们经常通过书记、校长、校委会负责人碰头的无定期、无定形的形式，对学校重要工作交换意见，以保证工作和认识的一致。但用什么组织形式才是体现和保证党的政治领导的最好办法，还有待进一步解决。”2009年，试点已过去27年，98岁的施平写下了3万多字的《华东师范大学体制改革试点的情况和经验》。
在这篇长文里，他交待了华师大试点结束的缘由。由于1982年中共十二大并没有把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体制改革的原则写入党章，他和时任华师大校长刘佛年请示教育部。教育部党组的意见是“在师大进行的试点工作即行停止，不再推广总结”。“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未得总结推广，殊甚可惜。”施平在自己的长文中写道。
对话施平：问：您很喜欢摄影？
答：这是我离休以后的爱好，1985年开始的吧。以前学生时代也喜欢，但是那个时候要读书，也没这个条件。摄影带给我的不仅是一种美的享受，对身体也有很大好处，比如你要拍一朵花，肯定要四处乱窜，各处找位置。拍摄的照片可以送给亲朋好友欣赏，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问：您都去过哪些地方拍照？答：在国内只有西藏没有去过。想去西藏，但是后来年纪大了去不了，这是遗憾。不过人一生总要有些遗憾，不能什么都满足。
问：感觉您依然很关心学校？答：我还在关心。大学要有大的变化。现在的改革都是小步走，小打小闹。我在华师大的时候，我们和上海几个学校合作，请最好的老师来讲课，大家都可以听。比如，华师大的学生可以去复旦听课，华师大自己的老师原来教书的，现在可以做辅导老师。今天，我们更可以做到请全国最好、最尖端的专家来讲课。
我们以前搞的时候，有老师不赞成，说原来教课现在变成辅导老师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学校要保证教授还是教授，待遇不变。问：这样对学生倒是非常有利。答：学生不再一定是哪一个学校的，可以去华师大选课，也可以去复旦选课，不一定在一个学校学习，学分修满了就可以毕业。谁要来听课都可以，甚至不一定要4年毕业，10年也可以。毕业以后不等于学习就结束了，学生可以随时回来听课。我们要有意识地调动学生，让他们增加新的知识。
比如说，我是一个在工作的， 我可以到复旦读两个学分，也可以在华师大读两个学分，通过考核，我可以读学士、硕士和博士。这样全国的学生都可以自己选择学校。当然，国家不收费，费用由国家来出，一个人从幼儿园以后，一直都是学生，工作以后也可以学习。问：这是您的教育理想？答：这算一个教育理想。另外，现在欧洲一些学校在尝试，美国也有学校在做，我们原来在华师大也试过。
因为教科书都有了，让学生自己学，讲课的时候主要是讨论，老师和学生面对面，提问题最多的学生就是好学生。我们要创造这样一个学习环境。问：现在大学的条条框框还是比较多。答：现在是信息时代，已经可以拿着小小的手机读书了。现在完全可以做到读了书以后找学校某个教授讨论，都是开放的。比如我有想法，那么我就有自由去学校的实验室做实验，把自己的创造发明变成现实。
这样就可以培养出很多有创造性的尖端人才，我们十三四亿人可以出多少专家。问：您当时在华师大还搞了哪些改革？答：从前，华师大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教师，只要能给中小学讲课，把教材讲清楚就可以，所以当时华师大不做科学研究，还把图书馆里许多图书资料都送给复旦了，跟复旦说你们是综合性大学要搞科学研究，我们华师大搞教科书就可以了。
我来华师大以后就提出学校的老师除了教课，要把全部时间投入科学研究，教学和科研要结合起来。问：据说您还在华师大搞了党政分开的试点。答：改革第一条就是党政分开。教育上、行政上的事情就由校长来管。党委的任务是保障党的政策在学校实行，并起到带头模范作用。问：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答：当时，校长是由全校教职员工集体投票选出来的。后来出现了校长的意见有不对的地方，怎么办？
我们就成立了校务委员会，是全校教职工的代表机构。校长的工作汇报要经过校务委员会同意，或者校长的重大提议要经由校务委员会讨论，但这绝对不是干涉校长的工作。问：试点的结果怎么样？答：当时大学改革全国就华师大一家试验，说是三年后教育部来作结论。但是，后来我们的改革也终止了。我们关于这场试验的报告也没有送到教育部，我专门写了一封长信给教育部部长请他作为参考，后来这份报告收录在了我的文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