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12月1日，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联合组织召集的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在华盛顿拉开帷幕。
此次峰会持续三天时间，汇集了基因研究领域全球顶尖学者，如诺贝尔奖获得者David Baltimore，著名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Crispr-Cas9技术共同发现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Jennifer Doudna和马克普朗克感染生物研究所Emmanuelle Charpentier以及在基因编辑领域大放光彩的麻省理工学院Broad研究所张锋等。
该峰会还召集了印度、以色列、尼日利亚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他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飞速发展的基因编辑技术所带来的基础研究变革、潜在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管控以及法律问题等。
美国病毒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David Baltimore主持此次峰会，他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了解到各方的态度和想法。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许智宏代表中科院出席此次会议，他表示，“我相信（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是一个需要所有人认真思考的重要话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Ralph Cicerone表示，希望这次会议能够阐明各方对基因编辑在科学、伦理和文化上的差异，甚至能够在一些突出的科学问题、研究重点领域以及伦理指导方针上达成初步共识。
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是此次会议备受关注的焦点。
近日，Doundna在Nature发文提出监管人类基因编辑的五个步骤，其中第一步就是采用用于测量基因编辑技术效率和脱靶效应的标准，也就是首先要解决基因编辑技术的安全问题。不过，基因编辑技术已被张锋证实会越来越安全。此次峰会开始的当天，张锋在Science发文称，他们通过调整Crispr-Cas9蛋白成功降低了脱靶效应。如果使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被证明是安全的，伦理是不是要进行改变？
这是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科学家们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
数月前，中山大学学者黄军就通过Crispr-Cas9技术修饰人类三原核受精卵（不能正常发育的受精卵），引起全球科学家激烈讨论。半月前，美国学者一项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研究显示，他们在实验室对蚊子的基因进行改造，使其携带一种抗疟疾的基因，从而对疟原虫产生抑制，进而遏制疟疾的传播。
这项研究同样使用了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尽管改造一个物种基因已变得越来越简单易行，但在受益于免受疟疾的侵袭同时，也让人们对面临的伦理问题感到惶恐不安。
对于基因编辑技术而言，尽管欧洲和美国都有相关的法律约束，但是他们的立场并不一致。在欧洲，他们主要偏向于对风险性技术的约束，这项法律的颁布是以尊重人类原有遗传信息为基础的，只要该技术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都有可能会被禁止。而美国更偏向于对产品的约束，尽管他们会评估风险性技术的每一次应用所带来的潜在威胁，但不同产品执行的标准不尽相同则让公众感到困惑不已。
事实上，这些具有风险性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进入市场前需要相关部门反复斟酌，如何更好地管控它们。如果法律过于松懈，那么整个市场会变得混乱不堪，不良事件频发，最终会扼杀该技术的整个市场，而如果法律过于严格，对于那些拥有创新能力的创业公司则十分不利，因为这会扼杀他们的创新能力。研究发现，通过政府基金资助来调控研究者的研究兴趣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正如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保罗·纳斯所表示的那样，“基因编辑技术对改善人类健康和福祉提供了伟大的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道德和社会问题。”中国同样是基因编辑技术伦理规范制订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中国科学家和政府都在关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正反面。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已经组织了小组讨论，并与有关政府机构一道探讨该项技术的法规政策。
我们愿意与国际团体协作，探讨如何制定适当的法规和实现这类技术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