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正值席卷全球的大萧条最黑暗的时期，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的美国当然也蒙受了沉重打击。经济危机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美国国内的生产与生活指标直线下降，失业率攀升至25%，许多国家部门停止发展或是大幅倒退。科学界自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最明显的就是科研经费的下降，科学机构的预算平均削减了12.5%，学院和工业物理学家的失业率也有所提高。
为了对抗大萧条给物理学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众多物理学家走到一起，成立了美国物理联合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IP），它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代表美国物理学界处理社会活动方面的事务，同时为物理学家们争取应有的福利。
时任美国物理学联合会主席K.T.康普顿曾经多次向罗斯福提交报告，希望政府可以拨出预算来资助科学研究，虽然没有获得采纳，但是在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中，科学和教育界依然获得了政府直接和间接的帮助。美国物理联合会成立之初的另一个重要职责便是推广物理学的进步，确保科学信息可以准确的传达给大众。技术的快速进步向来会受到保守派人群的质疑，这一点在大萧条时期表现的淋漓尽致。
一些反科学社会群体甚至公开号召“反抗科学，向上帝求助”，认为是科学造成了经济崩溃和失业。在美国物理学联合会的倡导下，科学家们举行集会或是发表演说，向公众们传达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希望大众可以明白，正是科学的进步为数百万人创造了工作机会，提高了美国整体的生活水平。就这样，物理学家们走出了实验室，联合起来走向社会，成为对之后美国历史和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一只社会力量，并且担负起了积极的社会责任。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渊源，AIP一直非常重视科学传播，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媒体关系部门，来推广物理学的进步，向公众传播最新物理学研究和进展。
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和《环球科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5年国际科技期刊高峰论坛”上，AIP媒体关系总监杰森•巴尔迪（Jason Bardi）受邀出席，并以《向世界传播科学》（Communicating Science to the World）为题做了精彩报告，向150多家科技期刊介绍了AIP在科学传播方面所做的努力。
论坛期间，巴尔迪接受了《环球科学》专访，向我们更详细地谈到了学术机构应该如何做好科学传播。杰森•巴尔迪（Jason Bardi），AIP媒体关系总监、科学撰稿人，同时拥有生物物理学与科学新闻学学位，曾在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担任新闻与信息官，也曾任职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环球科学》：在美国物理联合会，媒体关系部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杰森·巴尔迪：我们主导了不少工作。
首先，我们每年会发表几百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是由我们的记者所撰写的。其次，我们每年还会举办十几场大型学术会议，并对会议内容、科学家在会议上报告的最新研究或发现做及时报道。另外，美国物理联合会旗下拥有20份学术期刊，我们会从期刊发表的文章中精挑细选，最终选择出大约1%的重要文章，把它们变成科学报道，刊发到各个媒体平台上。
总的来说，我们这个团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有意思的“story”，引发大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向公众传播物理学的最新进展。《环球科学》：20份学术期刊一年会刊登大量研究发现，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最后会被你们转化为科学报道？
杰森·巴尔迪：我们对科学报道的要求是，每篇报道必须要有很高的含金量，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文章的撰写质量很高，要引起公众的阅读兴趣，拉近他们与科学的距离；二是报道对象很有价值。
因此，从这两点出发，我们会选择报道两类研究，一是研究本身就非常有趣，相对容易吸引读者的兴趣；二是，一些研究可能比较深奥，大众阅读时不会感觉非常新奇有趣，但是这些研究背后涉及的故事非常有深度，对人类社会也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就会对其进行报道，以便普及重要科学知识，让公众意识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就拿希格斯玻色子来说，能够理解其物理意义的人并不多，但它的发现涉及太多的人，以及这项研究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当然还有高昂的研究经费，所以我们特别报道了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这样，公众就能了解这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也才知道他们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了。《环球科学》：现在，新媒体手段非常兴盛，为了实现更好的科学传播，你和同事会做哪些工作？你觉得新媒体手段给科学传播带来了哪些影响？
杰森·巴尔迪：虽然美国物理联合会旗下拥有20种期刊，但根据统计显示，全世界有超过5 000家学术机构，发行超过20 000种学术期刊，因此从数量上来说，我们只算是沧海一粟。为了更好地传播科学家，我们打算以后逐渐增加覆盖的范围，更多报道全世界科学界的研究成果。说到新媒体，我觉得近年来互联网给科学传播带来了很多冲击。
过去，科学报道都是由固定的记者和作家写好后投稿给报纸和期刊，而现在，有许多网站自身并不进行新闻创作，而仅仅是转载其他媒体的文章。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科学报道权威性和准确性的下降。当然，新媒体也有很多好处，比如社交媒体所带来巨大的变化。Facebook、twitter和微博这种自媒体让科学报道有碎片化的倾向，有时候只是一个标题或是一幅图片就可以将事件的关键解释清楚。
这样，公众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以非常方便的形式了解科学进展，这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传播。不过话说回来，科学报道最核心也最重要的部分依然没有变，那就是准确而翔实的报道、有深度的讨论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环球科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关系部门对科学传播越来越重要，并且对学术机构本身也越来越重要。你认为在未来，媒体关系部门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杰森·巴尔迪：就拿美国来说，学术机构愈发意识到媒体关系部门的重要性。在美国的高校中，大部分都会有单独的媒体关系部门，哈佛这类的顶尖院校甚至每个学院都会配置一个媒体部门。所以我认为这种部门会向大型化和专业化发展。《环球科学》：在中国，也有很多大型学术机构，并且这些机构在全球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强，在媒体关系方面，你认为中国的学术机构应该有哪些变化？你认为学术机构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提高自身影响力？
杰森·巴尔迪：这个取决于机构本身的侧重方向。有一些高校注重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就拿我曾经工作过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来说，学校对医疗和医院的投入非常多，并且与本地媒体保持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以至于在旧金山，我们就是医学方面的权威。很多时候，当社会名流被确诊出某种疾病后，会第一时间给学校打电话，咨询是否有擅长此类病症的专家。如果想提高国际影响力的话，就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专门负责媒体报道的团队，及时追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报道。并且和当地的媒体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曾经有一次，我们准备做一个科学电视访谈，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记者的手机响了，调度中心告诉他，附近有一起警匪追逐事件，如果现在动身的话，说不定能赶上，于是他立马收拾了东西就走了。这说明，科学报道确实很难和实时热点新闻竞争，所以学术机构必须拥有自己的报道团队。
最后一点就是，加大资金投入，雇佣更多的人手（笑）。《环球科学》：做科学传播无法避免的一点是，需要科学家参与其中，但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有些科学家不喜欢与公众打交道，或者时间太忙，无法顾及科学传播。在工作中，你们是如何处理与科学家的关系的？杰森·巴尔迪：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科学家的性格也各不不同。
有很多科学家愿意与大众接触，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也懂得如何与不同背景的人沟通，同时文笔也非常好。不过，更多的科学家本性羞怯，或者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实验室中。对于这部分科学家，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些训练，以帮助他们面对采访，或克服面对摄像机时的紧张感。过去，我们有卡尔•萨根这样伟大的科普作家与科学家，现在我们有尼尔•泰森和其他科学家继承了卡尔的衣钵。
实际上尼尔•泰森在高中时代曾经与卡尔•萨根在康奈尔大学见过面，并表示了他想要成为同后者一样伟大的科普作家。就在去年，尼尔•泰森重新翻拍了卡尔•萨根的科普经典——《宇宙》（Cosmos: A Spacetime Odyssey），并且收到了很多好评。正是这样的传承精神让美国的科普事业得以欣欣向荣。《环球科学》：现在，有许多自然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年轻人对于科学传播或科普创作很感兴趣，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杰森·巴尔迪：确实，现在涌现出许多对于科学传播有很高热情的年轻人。其中很多人的写作风格符合年轻人的胃口，他们提出的视角和观点也非常有趣，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对于想从事科普创作的人，我的建议是让他们先从自媒体上探索这一领域，比如博客和微博等等。因为真正的文字创作是比较辛苦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坐在电脑前，反复修改同一段话（笑）。
另外一点就是去读一个媒体相关的学位，这样你就可以收获有关行业的人际关系和相关经验。不过别忘了，学校从来都不会教导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勤加练习。另外，在从事科学报道时，可能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怎样更准确地描述一项科学发现，或者从哪里获取信息等。有时候，要报道的内容超出你的专业背景时，问题就更复杂了。一个最简单的建议还是，平时多进行文字创作的练习，熟能生巧。
现在的学科发展十分迅速，就拿我的专业生物物理学来说，即便是报道相关的内容，也很可能不属于我研究的分支。面对这种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保证内容的有趣性和易读性，这样读者才会有阅读的欲望，进而收获一些有用的知识。《环球科学》：你当初是如何对科学产生兴趣的？杰森·巴尔迪：当然。美国的科普读物非常丰富，我小的时候就非常爱读《科学美国人》和《国家地理》这类读物，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些读物可以启发我的想象力。
现在我自己也有了孩子，每天我们都会讨论科学有关的问题，因为他们和我当初一样，十分热衷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