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第3周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其他卫生权威机构倡导的国际抗生素耐药性宣传周。那个周末，从中国传来的爆炸性消息无疑让抗药性问题得到了新的重视——虽然这可能是组织者们并不想看到的。
11月19日，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多所大学的研究者在期刊《柳叶刀·传染病》上宣布，他们发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抗药性，面对的是最后的防线之一：多粘菌素——而且这种抗药性还在肉用动物和人类中同时存在，可能是因为该药的农业使用。这种抗药性可在细菌之间轻易地转移，而且可能已经蔓延至多个国家。这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要想理解其中的缘由，我们有必要讲一点多粘菌素的故事。
这是一种古老的药物，发现于1959年；但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药物只是默默无闻地待在架上，极少使用，因为它可能对肾脏造成毒性。恰恰是因为它没有被广泛使用，细菌才没能发展出足够的抗药性。所以，这种药物一直保持有效。结果，这一忽视变成了天降之财——那是在几年前，多种抗药性因子（NDM，OXA，KPC）开始在全球蔓延时。
这些因子使得细菌对一组称为碳青霉烯类的药物刀枪不入，而先前，碳青霉烯类的药物一直被认为是对细菌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们是最后一批既常用，又能对抗在医院发生的复杂感染的药物，这样的感染通常是由大肠杆菌、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其它类似的肠道栖息生物引起的。
一旦这些细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药物具备抗药性（它们通常被称为“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RE)），多粘菌素就是我们仅剩的选择之一，而这增加了多粘菌素的使用。关于多粘菌素还有另一件事，人们似乎还没有与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因为这是一种古老的药物，它很便宜。因为它很便宜，它被用作动物饲料的添加剂，以达到此前讨论过的那些效果：使动物更快地长肉，保护它们免遭集约化养殖的环境影响。
显然，这种药物在中国就是这样使用的——但也不仅仅是在中国而已，论文中提到：中国是全世界多粘菌素农业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很大程度上，在中国的推动下，到2015年底，全世界对多粘菌素的农业需求预计将会达到每年11942吨（带来2.29亿美金的相关收入），到2021年，预计将会增长至16500吨，每年涨幅约4.75%。全世界兽用多粘菌素前十大生产厂商一家在印度，一家在丹麦，另外八家都在中国。
亚洲（包括中国在内）占到了多粘菌素生产的73.1%，其中的28.7%向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出口。越南出口海外的兽用多粘菌素，在电商平台就能买到。图片来源：Alibaba.com论文的这些结果来自中国研究者的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寻找肉用动物肠道中大肠杆菌的抗药性（这类项目的存在令人欣慰）。
据他们所说，在2013年，他们第一次在一头猪身上发现了抗多粘菌素的大肠杆菌，这头猪来自上海附近的一家集约化养殖场，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对多粘菌素的抗药性。他们扩展了研究范围，不仅包括了来自屠宰后动物的样本，还包括了来自超市和路边菜场零售肉类的样本，以及先前从两家医院的病人身上取得的样本。这些样本是在2011年到2014年间收集的。这就是他们发现的结果。
他们发现导致多粘菌素抗药性的基因（他们将其称之为MCR-1）存在于：523份生猪肉和鸡肉样本中的78份（15%），来自屠宰场的804头猪中的116头（21%），1322份来自医院细菌感染病患的样本中的16份（1%）。最后一条尤为重要：这些具备了抗药性的细菌并不是获取了抗药DNA但还是安静地呆在肠子里不惹麻烦（像某些别的细菌那样）。相反，它们已经引起了人类感染。
最令人担忧的是：造成这种抗药性的MCR-1基因存在于质粒中。质粒是一小段DNA分子，但并不是细菌染色体的一部分。它们可以在细菌世界自由移动，从一个细菌转移到另一个细菌；在过去，它们已经使抗药性DNA在不同种类的细菌间相互传播，促使了这些抗药性在全球范围的飞速扩散。文章作者预测，这种基因也能做到全球蔓延。质粒（Plasmid）在不同细菌间传播的过程。
图片来源： Wikimedia Commons先前的那些抗药机制（比如NDM-1）的迅速传播表明，随着可传播多粘菌素抗药性的出现，肠杆菌科细菌从广泛耐药性发展至全耐药性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终将扩散至全球范围。注意，是“全耐药性”：它意味着无药可救，无法用任何已知的化合物治疗。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每个关于超级细菌的可怕预言都会成真。
在本世纪初，对万古霉素的抗药性通过质粒从肠球菌传播到金黄色葡萄球菌时，医生们就十分担心——和多粘菌素一样，万古霉素也是一种从50年代保留下来的“救命稻草”抗生素。当时，人们已经在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感到担忧，这是一种更为人知的具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而耐万古霉素金葡菌（VRSA）出现后，随着人们对它的了解加深，更是加剧了这种担忧。
不过，人们后来发现，VRSA并没有构成很大的威胁：在十五年间，美国只出现了14例相关感染。但是，令这种新的多粘菌素抗药性（MCR）与VRSA不同的，是农业在它的演化和传播中似乎所扮演的角色。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成百上千万的动物正在使用多粘菌素，使得这种抗药性传播的机会呈指数增长。
第二，像前述的中国项目这样，能够发现新抗药性基因的项目少之又少——因此，多粘菌素抗药性有可能会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开始从动物传播到人类身上。而且，实际上它可能已经在行动了。作者们注意到，在他们将研究发现写成论文时，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收到了五份携有MCR基因的细菌数据提交——但这些数据并不来自于中国，而是马来西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不幸的是，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我们只能希望，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所运行的方式，能让它们在这种新抗药性来临时，及时地将其发现。与此同时，我认为“疯狂生物学家迈克”（著名生物学博主）的反应值得称赞，他对抗药性有切身实地的了解，并且他在博客中直白地表达了他的愤懑。他关于这项发现的点评如下：如果这都不能让人们对抗生素问题的农业层面严肃起来，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