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2015腾讯网冬季思享会”上，《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获颁“时代知行者”致敬奖。作为在一线从事科研、教学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过多个中国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体会到体制改革与文化改良的同等重要性。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体制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今后也有可能文化改良比体制改革还重要：如果文化改良不够，体制改革将困难重重。
在和平时代回国的我，完全没有资格以回国的行动而号称“爱国”，九年前回国是因为归属感。如果以为这同时否定了近三十年来所有以回国为爱国旗号的人，那是低估了我的客观性，因为我认为二战期间留在敌对国的中国人也不能随便冠以爱国知识分子的“桂冠”。中国长期影响社会的是人文为主的知识分子，而科学是舶来品，科学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较小。
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背景的我们，以及我们的《知识分子》微信公号，希望与海内外华人一道力所能及地参与中国的文化建设。无论按比较宽泛、还是狭义的“知识分子”定义，我恐怕都逃不脱“知识分子”的标记。我和我的朋友们应该是中国的“科学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scientists或scientific intellectuals）。
我研究的生命科学迄今仍然主要是实验科学，我经常担心一不小心成为工匠，尽可能加入intellectual的成分，如果没有智力成分，也以貌似对脑研究感兴趣来蒙自己。自1983年以来，我的专业兴趣在于神经系统，通俗的说法是脑研究。1985年后，我主要用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神经生物学问题，近年加上了生物物理学等其他途径。我和实验室同事研究过大脑是怎么形成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近年还有好玩的研究，且听下回分解……我讲课也努力希望有助于学生的intellect。在美国期间，我和两位美国同事曾经开设《热门分子》（Molecools），激发一年级研究生的好奇心。
到北大后，我给一年级大学生开设《生物学概念与途径》，和他们一道读1866年孟德尔、1910年摩尔根、1944年艾弗里等的论文，欣赏创造性的思路、分析经典的研究、批判著名科学家的局限或错误，希望在以工作量为主的实验科学激励产生出少数以智力为主的学生，让北大学生几十年后成为世界上稀有品种。在研究和教学之外，我自1995年以来经历、参与、或主持了一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
1995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建立联合实验室，并开始在中国讲课。1998年开始引入小型精英科学会议——戈登科学会议。1999年辅助蒲慕明建立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方面第一个全面改革的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2002年与德国科学家Uli Schwarz合作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协助王晓东、邓兴旺建立中国现有体制外全新的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2007年我全职回国主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在体制内进行改革。这是北京大学在已有的中心、研究所的改革和有些学院部分改革的基础上，第一次在一个学院层次的全面改革。
二十年亲历中国的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使我感觉文化问题同样重要，甚至以后越来越重要。体制改革不能脱离文化改良而进行。北大、清华、科大、复旦、浙大这些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绝大部分研究所，从事理工科的人绝大部分都已经常熟悉国际上科研教学体系，文化上已经成熟，而且已经有心理准备。所以，在理工科进行改革，虽然会有一些阻力，但体制和文化合力下可以克服这些阻力。
我一再否定自己是屠呦呦得诺贝尔奖的推手。我和北医的老师带研究生研究青蒿素和抗疟药的科学发现历史，这是科学史研究项目，我现在可以认为业余工作可以让我成为历史学家。我们是以科学和历史的态度来研究有趣而且有意义的问题。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细节，我们欢迎大家不仅读《知识分子》微信公号，还可以读我们将要出的一本书《辛酸与荣耀——诺奖圆梦之路》。我们写抗疟药的研究历史从1940年代写起。
我们办《知识分子》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介绍科学不是简单的科普，更不是歌功颂德。中国原本没有科学传统，主要是从西方引进。我们不仅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低于有科学传统的国家，同时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社会的影响也比较小。我国的媒体，包括新媒体、自媒体在报道我国的科学发现时常以功利的心态：谁做出了巨大突破、谁震动了世界、谁得到了全球好评。
如果中国的新闻记者都懂得科学研究是在批判过程中才最终得到结论的，就不可能有很多记者跟着一些人懵懵懂懂地反对转基因。在了解转基因的基础上，我支持目前经过检验的转基因作物。但我并不认为科学万能、更不认为科学可以不受社会的约束。比如今年广东有人改造了人类性细胞的基因。他们所用的基因修饰技术是外国科学家发明的，发明技术的两位外国女科学家大概会得诺贝尔奖。
这项新的技术用于什么目的、什么地方，需要科学界和社会来参与讨论和制约。我认为基因修饰可以用于治疗目的，修饰我们的体细胞，基因修饰也作为科学研究，可以用于动植物任何细胞。但是，我反对基因修饰人类的性细胞。性细胞与体细胞的差别是体细胞是你负责，性细胞以后可能生孩子，可能会在人群里扩散，可能长期有影响。
所以你有权利决定让新技术修改自己的体细胞，这是短暂的事情，但是，是否修饰性细胞，应该经过讨论、经过规范甚至国家立法，而不能由个人决定，包括科学技术人员自行决定、甚至偷偷做。如果这样，那么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本事没有，偷偷摸摸闯祸的本事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