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作家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出版了一本自传回忆录，畅销书《岁月如沙》（A Million Little Pieces），据他所称，书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克服毒瘾的经历。将近三年后，弗雷现身奥普拉脱口秀，承认书中一些被认为是事实的细节其实经过了润色，或者干脆是编造出来的。
这本书之后的版本都加上了一段弗雷撰写的注释，他承认修饰之举，但同时又声称，自己的主要错误在于“描写了我在脑海中创造出来、帮助我克服困难的人，而非那个确实度过了这场经历的人。”
考虑到故事在个人身份构建的作用，他的措辞很有意思。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是讲故事的人。我们汲取记忆，将它们编织进一个连贯的叙事中，以此构建起我们的自传性自我。“将生活比作故事十分贴切，”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说，他是一位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专攻自传性自我。“故事有起因、经过和结果。有身处不同时间和场景中的人物。这就是生命展开的方式，也是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
在他的自传性自我模型中，麦克亚当斯定义了三个不同的层级。在两岁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能够认出镜子中的自己，明白了自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是何角色。在这一阶段，我们是自己的个人故事中的“演员”，靠鲜明的个人特质和所扮演的角色来定义自我。到了八岁左右，我们的自传性自我又增加了一个层级：作为“主体”的自我。最后，随着我们进入到青年时代，我们接纳了作为“作者”身份的自我。
我们将用一生时间不断打造这个叙事身份，它描述着我们到底是怎样的演员，以及作为主体，我们为什么会做自己所做之事。
麦克亚当斯的结论来自数百场人生故事采访。这些采访时跨多年，包括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年人，每次持续两个小时，经过录音和整理，而麦克亚当斯则在文字稿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实验对象被要求将他们的生命想象为一本分章节的书，就像小说一样。
然后，麦克亚当斯要求他们专注于一些重点场景：一个高潮，一个低谷，一个转折点，一次消极的早年记忆，一次积极的早年记忆，如此等等——组成好故事的所有那些共有的元素。这些场景的大框架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并在我们的故事发展推进的过程中，将它们编织进去。
下一步，麦克亚当斯要求实验对象指出在他们的故事中扮演了英雄和反派角色的人。
实验对象同时也被要求思考未来的章节——他们的目标和抱负，以及自己的价值和信仰是如何反映在整个个人故事中的。最后，麦克亚当斯要求实验对象们指出贯穿他们故事的主题。一个常见的主题是救赎，尤其是在被他称为“高生产力者”的人群中——那些在慈善厨房或政治竞选中做志愿者的人，建立自己的公益慈善组织的人，其他试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
苦难和受难是他们的故事中不变的元素，但总会出现乐观的转折：他们战胜了苦难，从苦痛中学习到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并由此变得更加强大。
这并不意味着非高生产力者讲述的故事更逊一筹，只不过他们的故事并不包含强调救赎的主题。要成为一个生产型的人需要付出许多艰辛的努力——相比之下，窝在家里看看《美国偶像》可轻松多了。麦克亚当斯认为，心怀强有力的救赎性故事可以作为人生的驱动力。
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1年，麦克亚当斯在《乔治·W·布什和救赎梦》一书中，发表了针对这位前总统的首篇综合性心理分析。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尤其是对一个在政治上如此两极分化的人物。按照麦克亚当斯的说法，布什身上展现的是一个经典的救赎故事，他成功戒酒，并通过成为福音派基督教徒而字面意义上地“救赎”了自己。
麦克亚当斯认为，这些经历给予了布什一个强有力的动机，使他尝试将自己的故事强加于整个国家。弗雷也在《岁月如沙》中采用了救赎主题。当然，所有的故事归根结底都是关于变化的故事。没有人会讲述一个自己如何一成不变的故事。这就是叙事的心理学力量。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故事，由此改变我们自身，尽管我们的本质核心依然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