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万年前的某个时候，我们的祖先——现代人（Homo sapiens，也称智人）开始离开非洲，踏上了不可阻挡的全球扩张之旅。虽然有早期智人曾在欧洲和亚洲定居，但只有现代人成功地将自己的领地推进到了所有的主要大陆和众多岛屿上。这并非一种普通意义上的人类迁徙。伴随着现代人的扩张，地球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改变，遭遇现代人的早期智人及大量的动物物种，最后都走向了灭绝。
因此，毋庸置疑，现代人的扩张是地球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迁徙事件。古人类学家很早就在探讨，在众多人科成员中，为什么唯有现代人能够繁衍至今，并成为地球的统治者。一些科学家认为，是因为现代人的大脑进化得更大、更复杂，这使他们能够推进到新的大陆，更好地应对陌生环境下的挑战。另一些科学家认为，一种新技术的出现，使早期现代人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捕猎（及屠戮敌人），从而推动了人类走出非洲的进程。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是气候变化导致尼安德特人和非洲以外的其他早期智人人数减少，才使现代人在竞争中占据上风，并接管了前者的地盘。但是，所有这些假设都无法全面地阐释现代人在全球泛围内的扩张行为。事实上，这些理论大多用于解释现代人在某些特定区域（例如西欧）的扩张。用这种“零打碎敲”的方式研究现代人在地球上的扩张，会误导科学家做出错误的判断。
现代人的全球扩张是一个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事件，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课题来进行调查和分析。过去16年来，我在南非南部海岸的平纳克尔遗址所主持的发掘，以及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出现的进步，使我最近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即现代人是如何征服世界的。我认为当现代人进化出一种新的社会行为，即与陌生人合作的能力，并将这种能力以基因编码的形式，“烙印”在我们心中时，人类的扩张就开始了。
这种独一无二的合作能力，加上我们祖先发达的认知能力，使他们能更灵活地适应环境。同时，这一进化也促进了创新，最终导致祖先们发明出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先进的投掷型武器。有了这样的装备，我们的祖先才得以离开非洲，踏上征服世界的旅程。要了解现代人是如何征服世界的，我们必须回到20万年前的非洲，去看看我们这一物种起源时的情形。
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那些在解剖学上看起来和我们并无二致的现代人，一直生活在他们的起源之地，也就是非洲大陆。大约10万年之前，他们中的一支向中东地区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探险尝试，但显然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具备走出非洲的能力。直到7万年前，一小群先驱者终于成功走出非洲，开始了扩散到新领地的运动。
在这支现代人向欧亚大陆扩散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近亲”——早期智人，比如，西欧的尼安德特人，以及最近在亚洲发现的具有丹尼索瓦人血统的人种。伴随着现代人的入侵，早期智人开始走向灭绝，而这些已灭绝人种的某些基因，因为群体间的偶然杂交，仍存在于我们现今人类的基因中。现代人成功到达东南亚的海岸后，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似乎没有尽头的汪洋大海。然而，他们并未畏缩，而是继续推进。
像我们一样，这些人渴望去探索和征服新的土地，他们建造远洋船只，穿越大海，在至少4.5万年前抵达了澳大利亚海岸。作为第一个进入这片大陆的人科成员，现代人借助可以投掷的长矛和用火的能力，很快就占据了澳洲大陆。奇特的有袋动物中最大型的种类——这些区域曾经的占领者——也随之走向灭绝。
尽管最南端的海洋无情地阻挡了现代人继续南行的脚步，使他们无法到达南极洲，但这些先驱者仍然在大约4万年前找到了去往塔斯马尼亚岛的陆桥，并成功穿行。在赤道的另一侧，那些向东北方向迁徙的现代人则穿越西伯利亚地区，扩张至北极周边的陆地。冰封的陆地和海洋延缓了他们进入美洲的时间。现代人何时到达的新大陆？
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还有激烈争论，但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大约在1.4万年前，现代人扫除障碍，到达了这片人类从未涉足的大陆，生活在那里的动物，在此之前从未遭遇过人类狩猎者。随后，现代人又在短短的几千年里，抵达南美洲的最南端，导致大冰期时期新大陆上动物的大规模灭绝，如乳齿象和巨型树懒。
虽然此后一万年，马达加斯加和很多太平洋岛屿仍没有人类涉足，但最终，水手们还是发现并占据了所有这些地区。像现代人居住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岛屿也遭遇了人类的“毒手”，它们的生态被摧毁，物种和环境都被我们祖先改造一新。而人类对南极的开拓，则直至工业时代才开始。
现代人究竟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在“禁锢”于非洲大陆数万年后，他们是如何打破桎梏，取代早期智人甚至征服整个世界的呢？合理解释这种扩散的理论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这一迁徙过程会发生在这一时期而不是之前；第二，这一理论必须弄清现代人跨越水陆并迅速扩散的机制，以及他们为什么能适应新环境，并战胜遇到的任何对手。
我认为，现代人之所以能够突然崛起并完成对世界的统治，是因为他们不仅是具有高度协作能力的合作者，同时也是拥有致命武器的杀手。现代人类具有这种不可阻挡的特质，而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业已灭绝的人类近亲则不具备。上述特质正是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金·希尔称为“人类独特性”的一系列特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人类能以非凡的程度进行合作。
我们会与没有亲缘关系，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一起参与高度复杂的团队协作活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家莎拉·布拉费·赫尔迪在她2009年出版的著作《母亲和其他人》中假设了这样一个场景：让几百只黑猩猩排队登上飞机，乖乖地坐上几个小时，然后像机器人一样排队下飞机。这种画面是无法想象的——因为黑猩猩肯定会不停地相互攻击。
但是，人类协作的本性有利也有弊——会对受到迫害的陌生人提供保护的物种，也会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联合起来，毫不留情地对另一个群体发动战争。
我和许多同事都认为，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合作——我称之为“超社会性”——并非后天习得，而是存在于现代人的基因中。某些动物可能也会表现出这种行为的苗头，但与现代人所具备的特征有本质的不同。
人类是如何将非凡的合作能力，即超社会性，通过基因编码的形式，一代一代遗传至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模拟社会进化的数学模型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美国圣菲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萨姆·鲍尔斯提出，群体之间发生冲突，反而为超社会性的遗传提供了最佳的环境。
“亲社会性”成员较多的群体，会更有效地合作，从而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胜出，同时又将控制这种行为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造成了超社会性的广泛传播。通过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生物学家皮特·里彻森和亚利桑那州的人类学家罗布·博伊德的工作，我们知道，当合作行为发生在一个亚群中，群体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并且群体总人数足够小时——就像我们的祖先，即非洲大陆的人类原始群体——这种行为最易传播。
狩猎采集者的群体规模一般在25人左右，他们与群体之外的人通婚，各个群体又通过婚姻、赠予礼物、共同的语言和习俗维系在一起组成“部落”。他们有时会与其他部落作战。但是，战争会使他们承担极大的风险，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他们参加危险的战争，是为了什么？现供职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杰拉姆·布朗1964年提出的经典理论“经济性防御”，为我们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视角。
这一理论曾用于解释鸟类侵略行为的演变。布朗认为，个体以攻击的方式达成某些目标的行为，将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生存和繁殖的机会。因此只要有利于达到目的，攻击便成为自然的选择。所有生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确保食物的供应，因此，当食物容易守护时（指后文提到的，食物以一种密集且可预见的形式存在），选择巡逻并用武力来对付入侵者，也就理所当然了。
反之，当食物难以守护（指食物以一种分散且不可预见的形式存在）或巡逻的成本太高时，那么用武力来对付入侵者便会适得其反。在拉达·戴森－赫德森和埃里克·奥尔登·史密斯发表于1978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他们将“经济性防御”理论，应用于生活在小型社会中的人类群体。他们的研究表明，当资源密集且资源的获取具有可预见性时，守护资源是很有必要的。
我还想补充一点，对于生物体来说，资源的种类是非常关键的——毕竟没有生物会捍卫自己不需要的资源。这一原则在当前仍然有效，一些组织或国家为了密集、可预见、有价值的资源（如石油、水资源以及农业用地等），正进行着无情的战争。这种“领土权理论”暗示着，特定的环境会助长群体间冲突，从而增强群体内的合作，并使战争升级，但在早期智人的社会中，这种环境并不普遍。
早期智人被限制在一些特定区域，这些地区拥有致密且可预见的优质资源。而在非洲大陆，大多数情况下，资源都是稀少而不可预测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狩猎采集者，在防守边界这一行为上，只投入很少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也有例外情况。某些沿海地区蕴含着非常丰富、密集和可预见的食物（比如拥有生长着贝类的海床）。
而全世界范围内关于狩猎采集者的民族志和考古学记录都表明，使用沿海地区资源的群体，通常会爆发最高级别的冲突，例如生活在太平洋北美沿岸地区的群体。
人类第一次使用密集且可预见的资源作为饮食的主要来源是什么时候呢？数百万年来，我们古老的祖先都是以搜寻到的陆地植物和动物为食，当然，也包括一些淡水动植物。所有这些食物的分布密度都较低，且绝大多数是不可预见的。因此，我们的祖先生活在高度分散的组织中，需要不断的踏上寻找下一餐食物的行程。
但随着人类的认知能力越来越发达，某一个群体发现了通过摄入贝类而在海岸边谋生的方法。我的团队在南非平纳克尔遗址的发掘表明，这种转变始于16万年前的非洲南部海岸。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目光瞄向一种高密度、可预见并且极具价值的资源——这一发展导致了重大的社会变革。遗传学和考古学证据表明，现代人在起源之后曾经历过一个短暂的人口减少阶段，这是由于在19.5万年前~12.5万年前，全球经历了一个大冰期。
在这个严酷的冰期中，现代人很难在内陆生态系统中找到可食用的动植物，这对人类来说是致命的。而海边的环境则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同时，海洋和沿海资源也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最近，由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的简·德·维克领导的团队，在非洲南部海岸的试验中发现，贝类的产能十分高效，每小时可达4 500卡路里。从本质上说，我的假设是，沿海的食物是一种密集、可预测且非常宝贵的食物资源。
正因为此，这些宝贵的食物资源在人类中引发了强烈的领土主权意识，而这种意识也导致了群体间的冲突。群体间频繁发生的斗争，使得亲社会行为有机会扩散到整个人类，因为人们会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贝类资源，从而获得珍贵资源的独享权。当现代人能够将群体中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组织起来，他们就成为了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但是，我推测他们还需要一种新技术——即投掷型武器——来将自己的潜力发挥至最大。
投掷型武器的发明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酝酿期”。技术发展是一种不断累积的过程，得建立在之前的实践和知识基础上。投掷型武器的发展也遵循着这个规律，最有可能的发展轨迹是，从刺棍发展为手投矛，再到利用杠杆原理辅助投掷的矛（如美洲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用的梭标投射器）发展为弓箭，最终发展为现代人想出的所有能发射出致命武器的疯狂发明。每经历一次变革，这种技术也随之变得更具杀伤力。
那种削尖的原始矛虽然易于刺伤猎物，但杀伤力相对有限，因为它不能造成猎物大量失血。而在木矛的顶端装上锋利的石器，则能提升武器的杀伤力。但是，这种精巧的设计需要掌握一些相关技术：首先，这种工具必须要有能够刺入动物体内的尖头；其次，必须要在石器上修整出一个与矛相接的附着面。另外，还需要某些类型的连接技术来固定石器与木轴——有时是胶水或捆扎材料，有时是二者兼而有之。
现执教于南非开普敦大学的杰恩·威尔金斯及其同事，在南非卡图遗址1号发现了一些石器，这些石器在50万年前曾被当作矛头使用。
研究表明，这些石器的制造者，是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而正如科学家预料的，那些更晚时期（大约20万年前）的遗物显示，这两个物种的后代可能也在制作着同样的工具。这种技术的一致性意味着，在某一时段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的实力是平衡的。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科学家一致认为，在考古中发现的这些小型石器标志着，真正的投掷技术出现了。对于投掷技术来说，轻盈度和投射准确度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石器太小，不能用手直接使用，必须安装在木质或骨质工具的凹槽内，才能制造出能够高速及远距离投射的新武器。这种被称为细石器技术的已知最古老的例子，就来自平纳克尔遗址。另外，在编号为PP5-6的岩洞中，我的研究小组还找到了人类曾居住于此的证据。
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的地质年代学家泽诺比娅·雅各布斯通过使用一种名为光释光测年的技术，确定PP5-6的年代跨度为9万年前~5万年前。而在这一地点发现的最古老的细石器，可以追溯到约7.1万年前。
测年的结果暗示着，气候变化或许导致了这种新技术的发明。在7.1万年前，PP5-6的居民以一种称作石英岩的岩石为原料，制作大型尖状器和石叶。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埃里克·费希尔注意到，平纳克尔遗址靠近海岸线。另外，以色列地质调查局的米拉·巴尔-马修斯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克斯廷·布劳恩对气候和环境进行重建后发现，这一地区当时的环境与现在非常相似，冬季降雨较强，拥有灌木植被。
但在约7.4万年前，地球正开始经历冰期，海平面下降，露出沿海平原；夏季降水增多，草地变得丰饶，而林地则以金合欢树为主。我们认为，在这片重新露出水面的海岸，一个大型迁徙生态系统开始繁荣起来，食草动物为追逐水源和新鲜的牧草，夏季向东迁徙，冬季则迁往西边。PP5-6的居民为什么在气候变化后开始制作小而轻的武器？原因至今仍不清楚，有可能是为了截获那些正向新平原迁徙的动物。
无论原因是什么，那时的人们发明出一种巧妙的方法来制作细石器：他们转向了新的原材料——一种被称为硅结砾岩的岩石，这种岩石用火加热后，更易塑造成小而尖的尖状器。得益于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转变，早期人类能够稳定获得充足的柴火（这些木材来自广泛分布的金合欢树），从而使加热硅结砾岩制作细石器工具成为一个持久的传统。
我们尚不清楚，那些远古居民在使用这些细石器时，采用的是何种投掷技术。我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同事马利兹·伦巴第曾研究过其他新近遗址中的一些例子。考虑到这些石器的杀伤形式在一些已知的箭头上同样可以见到，她认为这类工具代表了弓和箭的起源。对此，我并不完全相信，因为她没有测试过梭镖投掷器所造成的伤害。无论是在平纳克尔遗址还是其他地方，我认为原始的梭镖投掷器的出现，要早于更复杂的弓和箭。
我推测，像民族志记录中记载的近代非洲狩猎采集者一样，早期现代人可能已经发现了毒药的功效，并用它来提升投掷型武器的杀伤力。使用长矛狩猎时，给猎物致命一击的时刻往往是混乱而嘈杂的——剧烈跳动的心脏、沉重的喘息、腾起的灰尘、喷涌的鲜血，以及汗和尿的臭味。同时，这种狩猎方式也充满了危险。
猎物身负重伤，亡命逃窜，尽管最终由于精疲力尽和失血过多而倒下，但它还有最后一个绝招：它会本能地尖叫，用最后的力量蹒跚着站起来，靠近捕猎者，将犄角插进后者的内脏。尼安德特人短暂的生命和支离破碎的骨骼残骸表明，他们曾使用手持长矛，近距离捕猎大型动物，并遭受过这样的后果。所以，投掷型武器的发明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沾有毒药，并能远距离发射的投掷型武器，能使狩猎者安全地靠近并杀死猎物。
伴随着超社会行为和投掷型武器的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物种——现代人诞生了，他们会集结成群，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是独一无二、不屈不挠的捕食者。从此，所有的猎物——或人类的敌人，都将变得岌岌可危了。
超社会行为和投掷型武器的有力结合，使得6个语言完全不通的人，可以步调一致地划桨，并穿越10米高的水浪；同时，在首领的命令下，鱼叉手会来到船头，将致命的铁叉投向海中的巨兽，即使在这种海中巨兽的眼中，人类只是一条小鱼。以同样的方式，一个分散在周边20个村落的500人的部落，能迅速召集一支小型军队，对临近部落的入侵行为进行报复。
现代人既是“合作者”又是“杀手”，这两种角色的完美结合，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7.4万年前~6万年前，当冰期再度降临，让非洲大陆出现大片荒地时，现代人的数量并未像过去一样减少。事实上，他们还扩张到了非洲南部，并借助多样化的先进工具蓬勃发展。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现代人已具备了社会协作能力，掌握了关键的技术，能够应对各种环境危机。他们成为陆地和海洋上的头号捕食者。
这种掌控任何环境的能力，成为现代人手上的一把“钥匙”，帮助他们最终打开了走出非洲，去往世界其他地方的“大门”。而那些无法相互合作和使用投掷型武器的早期智人，则完全没有机会与现代人这一新兴物种竞争。长期以来，科学家都在争论，为什么我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会灭绝。我觉得最令人不安，但也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尼安德特人被现代人视为竞争者和威胁，最终被我们的祖先消灭。这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
有时我会思考，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命中注定的相遇，究竟是如何上演的。我猜想，与现代人相遇前，尼安德特人或许曾在篝火旁，大谈他们与巨大的穴熊和猛犸象之间进行的殊死搏斗；或者在冰期时期，他们在欧洲灰色天空下与敌人进行的战斗；或者光着脚走在流淌着猎物和同伴鲜血的冰面上的那一段旅程。然后，直到某一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恐惧代替了喜悦。
在尼安德特人的“说书人”口中，那些进入到当地的新人类是一群能以极高准确性在超远距离投掷长矛、身手敏捷又聪明的人。这群新人类甚至在夜间大规模入侵他们的领地，屠杀男子和儿童，掳走妇女。在现代人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合作能力面前，尼安德特人成为了首批受害者，他们的悲惨故事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可怕的种族灭绝和异族屠杀，在当今世界仍在发生。
当资源和土地出现短缺时，我们会把那些外貌或语言与我们不同的人，标记为“别人”，然后以这些不同为理由，消灭或驱逐他们，从而达到消除竞争的目的。现代人为什么总是固执地要在人群中分出“别人”，并用极其可怕的方式对待他们？科学已经揭示出了其中的动机。但是，我们的祖先是由于资源稀少，才在进化的过程中使出了那样残忍的手段，因此，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我们也要遵循这样的方式。文化能够超越最根深蒂固的生物本能。
我希望，认识到我们为什么会在资源缺乏时攻击别人，能够让我们克服这些邪恶的念头，并时刻提醒我们“绝对不能再犯”，这也是文化赋予我们的最重要的指令之一。